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出版行业的传承与发展，遇到的机遇与挑战，铸造了当今出版业的模样，而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如何，决定权在我们这一代出版人手中，为出版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出版业在如今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中走的更远更稳，是我们出版人应该担负的责任。
作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邹韬奋先生的“韬奋精神”在今天依然对我们新一代出版人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引作用。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江西人，近代中国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毕业后从事自己向往已久的新闻出版工作,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先生以笔为刀，在上海全身心加入爱国救亡的运动中，由于支持抗日运动，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在八个月的牢狱生活中，韬奋等人坚贞不屈，与法官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全国人民坚决斗争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邹先生出狱后继续为抗日救亡运动不懈努力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脑癌秘密返沪就医，第二年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终年48岁。邹韬奋先生为祖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贡献力量直至生命最后。
邹韬奋逝世后，党中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944年9月28日，党中央给韬奋家属的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毛泽东在为邹韬奋题写的悼词写到：“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韬奋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就是韬奋精神。政论家认为，韬奋之所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是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他的爱国思想正是韬奋精神。他从事的事业遭受着无数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他的信念，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封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又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全数封闭，胁迫他与国民党书店合并，他严词拒绝，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最后他受国民党迫害而被迫流亡，但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时仍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记取的韬奋精神。
按照他一贯的与压迫者周旋的历史检验，在思想言论上，他决不肯做仰人鼻息的传声筒，他只会仗义执言地讲真话；他也决不会去参与那些卖友求荣的勾当，而宁肯以生命去保护同一战垒中的忠实的朋友；他更不会在高压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摇尾乞怜的检讨，他剩下的是只要一息尚存，便藐视着群小，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去。
新时期下文化出版产业有了不同于原有产业的新特点，所以“韬奋精神”在新时期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与意义，作为出版人，我们要学习、要研究邹韬奋先生带给我们的经验，针对新时期背景下文化产业特点和问题，赋予“韬奋精神”更加深刻现实的意义。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的更快内容更快新，新闻传播者职业与身份也更加多元化。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者不再局限于专业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而是在向更平民化的方面发展。在新兴的网络平台上，任何一个普通的网民都能够通过简单的工具，通过简单的处理手法，将运送到网络上进行传播。众所周知，人的记忆和信息处理的能力是有限的。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人接收到的信息不仅远远大于人能够处理的信息，也远远大于人实际需要的信息。大量碎片化信息不仅干扰了你的判断和选择，有时候一不留神，还可能被虚假信息误导。在互联网时代，你一个月接触的信息量要比没有网络时候一年的还要多。之前的人们求书若渴，一本好书可能要翻来覆去读好几遍才肯罢休，而现在人们普遍遇到的情况是：书太多了，读不过来。网络让信息传播更容易，但与此同时，传播门槛的降低，传播者的多元化，让网络新闻的真实性不能得到保证。网络信息实在很丰富，确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到这些新闻的真实性，虚假新闻对网民的大面积蒙骗。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虚假新闻因技术的优越更容易以讹传讹，从而加深对受众和现实社会的危害；同时假新闻对社会舆论导向的消极影响。承担着舆论导向重任的主流媒体一旦发布了假新闻，其公信力会大打折扣。
邹韬奋先生在1941年时说过：“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的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我们作为编辑、作为出版人要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把读者的利益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时刻谨记要向大众传播出有内容、有态度的文化信息，杜绝虚假、片面、误导性强的内容，邹先生对于报业工作的认识与要求，同样适用于编辑出版行业：以大众进步和提高文化素养为目的；采用大众需要的文风，用真实的文字、生动的事实、平凡的真理、活泼的形式、健康的趣味，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同时提高文字工作者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
当今社会数字阅读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数字阅读的繁荣是数字阅读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特定的读者群体，由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差异，数字阅读会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数字阅读带给人类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远比消极影响要多得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调适自己的阅读思想与行为节奏，有较好的明辨是非的素养，很容易进入一种偏执执迷的状态，这使得阅读的负面影响会强势突出在身体健康、生活节奏、人身安全、精神面貌、是非判断和文化心理等方面，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更为便捷、多样的数字阅读给我们传统编辑出版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学习韬奋精神，在数字出版如此境况下，我们编辑出版人要用于接受挑战、大胆创新，就像韬奋先生创新式的在《生活》周刊提出新宗旨、建立“书报代办”一样，数字阅读这种“碎片化”、方便快捷的特点可以成为策划、营销的重要指导来源，如果我们编辑出版行业能始终保持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就可以借数字阅读带来的挑战的惯性，进一步发展我们传统编辑出版产业。，虽然业内对于数字出版碎片化阅读形式以及纷繁复杂的内容有所担忧，但我们勇于挑战、大胆创新，借此东风能够更好的发展产业。
新时期背景下对于出版人才水平要求更高更严格。信息内容真真假假；文字带有片面性、煽动性，内容不合理；图书素材千篇一律、价值观扭曲、涉及不良内容违法行为，除了作者作文的利益性之外，编辑、出版人员也难辞其咎，作为编辑出版人，我们要转变对行业的基础认知，构建全新的更加符合时代的基础理论体系，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取得话语权。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副司长冯宏声指出，新时代的新编辑，要有更加过硬的政治素质、足够沉淀的人文素质、扎实全面的业务素质，并要实现这三种素质的有效有机融合，韬奋精神教会我们在新时期、新情况下，更要坚持初心以读者为本，传播价值观正确、内容健康的文化产品。同时我们也要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政治素养以及文学素养。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编辑和出版活动作为出版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本质的对文化内容的选择、优化和再创造的基本功能没有变，编辑的基本职责也没有变，相应地对优秀编辑的基本要求也没有变。我们要学习邹韬奋先生的韬奋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自己的力量让社会进步。
同时出版行业对国内社会、政治的影响日渐明显。当前新时期下，出版行业对于党和国家的影响不容小觑，无论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还是体现国家软实力的图书出版，都离不开编辑出版产业，新时期，中华民族正在极大的释放各种能量以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大的影响力，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众所周知，而出版产业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不论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还是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出版产业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们文化发展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文化前进的方向是什么，这些都由出版人意识形态决定。意识形态工作在文化工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管方向、定大局、促长远。新时期我们出版人更需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出版工作中，牢牢把握出版物的思想内涵。把高举旗帜、引领方向贯穿于选题策划出版营销全流程，出版物有灵魂，思想有抓手，文化产业繁荣才有意义。我们出版人要延续“韬奋精神”，爱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贡献力量。
出版人要学习和延续“韬奋精神”，立鸿鹄志，做出版行业的奋斗者，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一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植根实践面向世界，不断提升出版物文化影响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本文作者：戴紫辰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18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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