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传统出版与新媒介出版并重发展，在此出版业的特殊时期，不忘初心，显得尤为重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说“应当说，越是信息海量的时代，越是出版传播网络化时代，越需要善于经营、懂管理的新闻出版家，越需要敬业的新闻出版家。这就是今天我们身处媒介融合的环境，仍要坚持继承弘扬韬奋精神的理由。”韬奋精神便是出版业的初心，百年前，韬奋先生撑起了中国出版的半边天，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依靠出版活动，助力民主运动，关切国家命运。这是当代出版人需要传承与弘扬的。
邹韬奋先生始终秉持着“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进行出版活动。邹韬奋先生创办《生活》，为保证读者有良好的阅读体验，对于编辑，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韬奋在编排文稿时非常严谨仔细、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对每一篇准备发表的稿件，大到刊物定位、主题思想，小到标点符号，他都要认真推敲，从不肯放过一个错误。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他亲自审阅三遍校样。他以使刊物没有一个错字为目标，即使在现实中做不到，但也要以此为目标，至少应尽可能保证刊物没有错字。[1]正因为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使《生活》周刊在读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成就了一大批作者和作品。编辑是出版物的把关人。编辑的责任就是不断向人们提供优秀的出版物,满足读者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如果编辑没有把好关，稿件中的差错就会与读者“见面”，对读者产生负面影响。编辑工作要极尽细致严谨。
邹韬奋在办刊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在出版的内容上，邹韬奋先生坚持贴近群众生活，反映群众呼声。《生活》周刊会反应当时的社会问题，并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反思。邹韬奋先生将自己的社会观融入其中，传播先进的摆脱封建愚昧的社会观念给老百姓们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方式，呈现深刻的社会观念，让普罗大众更容易接受，也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广度及深度。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邹韬奋及他的《生活》周刊：“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为了更加了解读者的需求，他开设了《读者信箱》专栏，他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从中获取宝贵的建议，了解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他真正践实了竭诚为读者服务。他“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由此可见，在出版活动，读者是核心，好的出版物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1932年7月，“书报代办部”正式发展成为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2]当前，出版活动也需要有优秀的经营能力。一些传统出版与读者脱节，导致大量的图书滞销，原因在于出版人没有弄清楚读者想要看什么样的内容，以及如何呈现。出版活动也需要有优秀的经营能力，需要掌握读者心理，适时作出变革与创新，能将出版物卖出去，达到畅销也是出版物成功的重要标准。只有真正的有人读，才能传播出版内容，传播思想，引人思考，推动社会进步。
在邹韬奋的出版生涯中一边号召人的精神独立，一边引导人与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平衡。他是国民与国家精神的改良的鞠躬尽瘁践行者。其以人为本，建立人与社会及民族国家间动态平衡是照亮当下媒体迷茫的心灯。移动传播时代，各媒体成功进行商业转型的同时，也面临新闻专业主义理想迷失的窘境。[3]当代出版人为了寻求最终出路，依靠不断地迎合读者需要，也纵容了一些乱象产生。当前出版行业中大量的抄袭事件发生，为了商业利益进行各种改编，续写，使得原本的文化作品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品质，更有一味地满足读者，为博得读者眼球而产生荼毒思想的腐朽作品。就网络文学的发展而看，在任期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低俗，负能量的内容，而这些网络文学的受众大部分为未成年和青年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在此年龄阶段正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的过程，需要有积极向上的成熟的思想引导，好的出版物应该引导人们成为精神健全、蓬勃向上的人。而不合格的出版物会使青年人迷失方向，认不清自己身上的担当，塑造良好的三观。这些出版人缺乏的正是邹韬奋先生对于出版的社会与国家担当。满足读者需求的前提是必须要有社会责任与担当。无论何时出版人要把读者的需求与社会国家发展平衡。在数字出版实现追求效率，节约成本的商业利益诉求的同时，不能忘记的初心是新闻出版的使命，个人的精神自由固然重要，但要以社会和国家为前提，从根本上拥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邹韬奋先生以关注读者需求，为读者服务，但不是讨好读者，而是坚持着文化的品质。他创办的《生活》周刊是以读者利益为中心，改进社会为目的，办刊的商业利益还是要用于社会。邹韬奋先生并不是以此来谋取个人利益，他把眼光放得更长远，胸怀更广阔。韬奋先生曾对《生活》周刊有过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他将读者的阅读舒适度也考虑周全，更加高效地发挥周刊的宣传思想，改进社会的作用。如今的三联书店秉持这种理念，积极推广主流的大众文化。主流大众文化的推广有助于迎合大众的同理心，凝聚大众共识，促进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最终受益者还是人民，归根到底，韬奋先生的良苦用心还是在于竭诚为人民服务。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邹韬奋先生是以笔代剑的斗士。先生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针砭时弊不怕得罪人，不会为了自身安危而巧言令色屈服于恶势力。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真正地以笔代剑报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为阵地，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以笔代剑展锋芒，积极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行为，在战火纷飞中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慰藉了中国民众的心灵，鼓舞了抗日志士的斗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2]他选择了为人民发声，为人民谋利，放弃了平稳安定的生活，他于水深火热中，竭诚服务人民。新闻出版人要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揭露苦难人民的生活，为底层人民发声。当代的出版物也要反应现实，出版人作为传播者，应当肩负起责任，同时注重话语的权威性。柴静、白岩松、崔永元都是当下新闻人的斗士。他们深入寻常百姓家，发现最普通，最平凡而又最致命的社会问题，他们奔走在前线，不畏惧天灾人祸。2003年，非典爆发时，柴静作为中央台的记者，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医院，走到了非典患者身边。她报道实际情况，也观察病人，医生的内心世界，为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民发声。美国职业新闻人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睐望者。”新闻出版人要作为睐望者直面风雨巨浪，要敢为人先地洞察美丑、善恶。这是作为新闻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始终为人民发声、为人民谋利。
当前，新媒介出版与传统出版并重发展，新闻出版业面临着变革，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此关键时刻，出版人们应不忘初心，坚守韬奋精神。数字出版这种新媒介出版大势发展，对于传统出版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然而，对于传统出版来说，内容的系统、完整和逻辑性是纸介图书的第三大特质。当前的新媒介和新的社交工具既有着强悍的诱惑力和能量，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人们的阅读和信息发布碎片化了。[4]碎片化的信息更易阅读，但是往往不能了解内容的实质。这对于传播思想有很大的阻碍，而传统出版拥有这方面的优势，它拥有完整系统的内容，严谨的逻辑，使得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晰条理，更能充分表现其思想实质。传统出版中，坚守韬奋精神，编辑严格把关，做好每一项内容，坚守文化品质，应当有充分的自信，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坚实屹立。对于数字出版，以满足读者需求为核心，具有新鲜，高效，方便快捷的优点。在服务读者的同时，也应当需要相关部门严加监管，营造健康积极的出版氛围，不必刻板严肃，也应当有最基本的文化坚守。新媒介与传统出版各有所长，各自有各自发挥的作用与存在的意义。二者并重发展，相辅相成。
邹韬奋先生在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坚守文化品质，心系社会与国家，不为权势，以笔为剑，是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出版斗士。韬奋精神应当是每一个新闻出版人应当坚守的初心。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新闻出版行业发生了何种变革，最根本的出版操守是不变的。新闻出版人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助推建设新闻出版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唐银辉，朱宝林.现代编辑出版家的编辑力初探[J].编辑之友，2015(4)：34-37.
[2]吴自锋.邹韬奋：以笔代剑展锋芒[J].党史文苑，2016(1)：12-15.
[3]王莹，王月.邹韬奋的社会观与传播观及其对当下新闻实践的借鉴意义[J]新闻知识，2018(11)：9-12.
[4]宋焕起.攻守之道：重新定义传统出版的意义[J].中国出版2011(1)：22-23.
（本文作者：谭可心 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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