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邹韬奋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出版家，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在社会动荡、日军入侵的困难时期，邹韬奋作为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伟大的民主爱国战士，秉承自己的出版理念和出版精神，在出版行业内开疆拓土，与阻挠出版业发展的势力做不懈斗争。他的相关理念通过报刊投射到社会上，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变革。如今的新闻出版行业虽不再面临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然新时代新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仍然不能忽视。邹韬奋在出版事业中所倡导的精神在当代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邹韬奋；出版精神；现实意义；古今对比
一、引言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10月起主编《生活》周刊，创办并领导鼎盛时期拥有56家分店的生活书店，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一生共创办和主编出版过六刊一报，成为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
邹韬奋作为我国民国时期著名新闻记者、出版家，他客观平衡的处事态度，圆润又坚持的处事技巧，人民至上的大爱关照渗透于其新闻实践中，并被后人所追思及赞美。
离开动荡的近代历史转而步入现当代，出版行业已经不再像当初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新闻出版仍然需要肩负起走在时代前沿、引导舆论动态的责任，但在充斥着新科技的新时代，新闻出版行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充斥着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的当代社会，出版行业从业者应该如何坚守本心、平衡传统精神与现代技术，韬奋精神是否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产物，这是当代出版人应当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邹韬奋出版精神之我见——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为例
1. 富有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
“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出版业应当显示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态势，如果内容和格式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将会导致整个出版业的疲软和读者的审美疲劳，进而使读者丧失阅读兴趣，使社会的风尚遭到破坏，不能达到出版的宣传效果。
1926年《生活》周刊创办初期，其内容以个人修养和职业修养为主，然而这也不算出于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内容单一化的《生活》周刊，其两千八百份的印数以赠送居多。在邹韬奋“杜绝尾巴主义”的引领下，《生活》周刊变换内容，开始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
2.内容力求精警
“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在内容上，一是要追求短小精悍，二是要追求深刻有价值，这二者缺一不可。内容的精彩是第一要义，然而如果写作笔法不能与内容相得益彰，发表出来的文章也将会大打折扣。生动而经济的笔法使得内容不枯燥资源不浪费，是出版业理应追求的境界。3.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
“对于大众文化刊物，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出版大众文化刊物的出版从业者不应当只关注阳春白雪，把自己束缚在象牙塔中，断绝与大众的一切交流。相反，出版从业者应当主动走出去，大众文化是写给大众看的文化，要深刻关注到读者的所思所想所求。主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和群众站在同一个视角看问题，切实体会群众需要，才能真正搞好大众出版。
3. 要有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
要有专业和稳定的作者队伍。出版从业者必须保证出版物的质量，而其建立独属于自己的“作者库”对于筛选优质稿件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够专业的作者往往写出的稿件也不尽如人意，而如果不能与一部分专业作者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出版从业者就不得不屡次发掘新的作者，这一工作耗时耗力且没有十足把握。构建专业而稳定的作者库群体并与之保持良好持续的合作关系毫无疑问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也能够推动出版业的发展。
4. 正确处理刊物内容与出版发行的关系
“对于发行要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出版发行和刊物内容有时会站在对立的两面，在处理二者关系的时候应该谨慎而正确。出版从业者在追寻精品内容的同时也要注意对文章内容进行严格把关，不要使舆论导向出现偏颇；同时，如果本身内容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社会和时代向好发展，那么力排众议也要努力将优质内容送到大众眼前。
5. 小结
在邹韬奋出版精神的引导下，《生活》周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6年10月时规格为一单张，印数为两千余份；1929年第五卷起扩展为本子的形式，之后印量也逐步递增至四万份、八万份、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生活》周刊风格也大为转变，“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开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生活》周刊为马占山将军奋起反抗日本侵略东北而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捐款竟到十五万余元之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后，《生活》周刊不仅接受捐款，而且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报道最近的战事消息，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
三、邹韬奋的出版精神在其生活年代的意义
其在《生活》周刊创办之初就已经通过对办刊原则的坚持使《生活》周刊获得了迅猛发展，前一部分有提及而在此不再赘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生活》周刊的风格也开始转变，扛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旗，变成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而因为《生活》周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它也遭到了一些黑暗方面势力的中伤和造谣，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信誉都被抹黑，出版事业也因此受到影响。然而邹韬奋积极转变策略，先后采取了请会计师查账并公布证明书、公示捐款者名目和数量以维持信用以及印刷出政权和收据以作证明这三种手段。《生活》周刊在禁邮的情况下站在团结民主抗战的最前线，保持着它的英勇公正迈进的态度。
抛开具体的某个事件来看，邹韬奋的“人本至上”新闻出版理念贯穿他出版事业的始终。他客观平衡的处事态度，圆润又坚持的处事技巧，人民至上的大爱关照渗透于其新闻实践中，并被后人所追思及赞美。邹韬奋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家庭，父亲的过于严格和母亲的慈爱恰好形成对比。而母亲年纪轻轻就在他幼年时去世更让他体会到妇女儿童在家庭乃至社会中地位的低下，这也是促使他日后形成“人本至上”理念以及专注于妇女儿童的一大重要原因。
全观其“人本”思想及社会系统平衡观念，可概括为两个关键词，一为个体独立，二为整体平衡。个体独立是整体平衡的前提。因为只有组织里每个单元都各就其位，整体才有可能有序运转。
其“个体独立”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托生于其慈母严父的家庭环境。在家庭中儿女屈从于父亲、妻子屈从于丈夫，甚至这也是母亲早逝的诱因。在这样的前提下，邹韬奋过早地感知了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家庭乃至在社会中拥有真正的独立地位的重要意义。而当其投身于出版行业，“个体独立”观点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前文所说，邹韬奋倡导出版物“应有创造精神”，即不可人云亦云、跟风造势，这与他所倡导的“个体独立”不谋而合。出版从业者需要真正做到个体的独立，才能使其创办的刊物出版的图书也拥有一定的独立内容和深刻思想。
其“整体平衡”的观念，则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庭往事。“这种平衡是人与家庭、与社会国家的平衡。他认为家庭幸福是社会幸福的根本，并且认为幸福的家庭不仅是精神自在，而是要身心合一的健康和谐。”邹韬奋的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母亲的早逝有很大的关系。母亲的早逝给年幼的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打击。他对世界“最美丽的女人”的离去深深的思念及反思，以此推及国民思想的改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其必须要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平衡，所以他对于家庭的观念一直是一种多元而平衡的状态，并由此推广到了国家和社会。
四、邹韬奋的出版精神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越是信息海量的时代，越是出版传播网络化时代，越需要善经营、懂管理的新闻出版家，越需要真敬业的新闻出版家。这就是今天我们身处媒介融合的环境，仍然要坚持弘扬韬奋精神的理由。”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韬奋精神与出版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上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已经步入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邹韬奋所在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所倡导的理念、所展现的精神并不是过去式。他用新闻出版号召人的精神独立、号召小家庭的独立、号召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今天的社会上，父母压迫子女、父母亲一方压迫另一方、强国欺侮弱国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新闻出版在这一方面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要高举自由平等独立的大旗。新闻媒体人智慧应该来源于对社会的爱与细心的观察学习，盲目自信或盲目自卑都是不可取的，唯有沉下心细细体会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并努力用专业素养加以解决，才是新闻出版从业者应该做的。正如邹韬奋一直在做的那样，不讲生硬空洞大道理，而是将其化为符合当时社会文化心态的案例。
邹韬奋用新闻出版提倡国民身与心的平衡、搭建家庭与社会的平衡、感召文化组织与民族发展的平衡。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这还是由于不平衡而引发的矛盾。绝对平衡永远不可能存在，邹韬奋的新闻出版平衡观也就不可能落伍。现在的出版工作者也应当保持自己行业态势内的平衡、关注国家社会的平衡。
五、结语
邹韬奋在其一生中坚持“人本至上”理念，一边号召人的精神独立，一边引导人与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平衡。在充满新技术新挑战的现在，传统新闻出版行业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需要积极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应不忘本源，用邹韬奋的出版精神和出版理念做向导，坚持内容为王、读者为王，在出版物中体现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也应当实现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出版业的调和、实现出版业和社会现状的调和，勇于发声勇于正视，体现出版物精神独立、内容平衡，最终引领出版业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本文作者：陶俐颖 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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