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他是编辑出版行业的优秀楷模，在他的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韬奋精神”。这是当代出版人应当寻访的精神之源，是当代出版人重要的精神修养。
在中国的编辑出版史上，编辑出版人的精神建设永远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高度，于此，不得不提的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他在实际工作中所焕发出来的“韬奋精神”更是我们编辑出版后辈应当学习并运用于实践的，吴玉章在评价邹韬奋的一生时曾经说：“近代中国文化界，在新闻事业，出版事业上，最有成绩，最有创造能力的，要算邹韬奋同志。”
要研习“韬奋精神”，首先要对邹韬奋先生的人生历程有大致的了解。先生原名邹恩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大家庭。“韬奋”是他自己取的笔名，按他自己的解释，“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寓意“韬光养晦，奋斗不懈”。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参加过各种报刊的创办、编辑、领导工作：1923年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并主持职业教育丛书的编务；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1935年后他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后，邹韬奋流亡香港，复刊《大众生活》，1944年因病逝世。
作为编辑，邹韬奋先生以其职业素养深得同行信任和赞誉。“韬奋精神”之所以为后人所倡导，令后人感动，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对待职业高度的热忱，并通过职业这“用武之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正如1944年，毛泽东同志为邹韬奋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的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95年邹韬奋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时候，江泽民同志的题词也强调要“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以说，“韬奋精神”的本质或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研习邹韬奋先生的精神需要就其工作内容及编辑出版思想展开，思想是指导工作实践的源起，在工作实践中所展现的形态的总结深化则是精神。因此，通过对于邹韬奋先生编辑出版思想的研究，总结其精神是有重要价值的。
与此同时，要认识到学习“韬奋精神”应该结合当代出版产业发展现状，言之有物。当今21世纪，万维网、互联网的发展，加上媒介的融合化，产生了一场全社会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大变革，对于新闻出版业表现在更加的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化。从最开始单一的纸质图书，到报刊杂志的平面媒体，再到如今电子网络出版物的兴盛。编辑出版业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版物是信息，知识的载体，那么，出版业的部分转型也就意味着，人们接受信息，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编辑出版行业与新媒体的更多的融合，没有了以往时间、空间的限制，信息的传播可谓是十分方便快捷了。尽管如此，对于编辑出版人精神品格的塑造，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对邹韬奋思想精神的挖掘，结合实际情况，提升自身技能和职业素养以便为今后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一、“痴干”的思想
邹韬奋曾说：“‘痴干’两字极宝贵，因为我深信无论什么事业，非干到痴的程度，决干不好。”透过他的这句话，结合其工作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工作中首先是全身心的投入，乐此不疲。对他所热爱的编辑出版事业，达到如此程度，古人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中对待事物的热爱程度，可见一斑。邹韬奋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因此，这首先体现出的“韬奋精神“便是爱岗敬业的精神。
在工作中，邹韬奋只认得“好读物“而不认得人；要使因编辑的介绍而去购阅的读者不至于上当，不至于失望。绝不受任何私人或书业机关的嘱托，绝对不讲”情面“，绝对不避嫌怨，只以”读物“本身为唯一的对象，根据独立观察所得，全为读者着想，介绍的是他认为确是好的，确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读物。总而言之，这里体现出的是”韬奋精神“那种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精神。
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邹韬奋还十分负责。首先，他对文化事业负责，以国家民族及人类的前途为编辑出版工作的出发点。他强调对于政治的态度究竟应该是怎样，应该弄个一清二白，不应该模模糊糊，文化事业与国家民族的生命交织在一起，责任重大，不应该瞎来。其次，他对读者负责，从编辑内容到编辑流程他都亲自监督，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在《生活日报》上广告的登载方面，他更是严格限制，不符合道德的、害人的一律不准，对读者要负责。这就是“韬奋精神“负责的精神。
对于编辑出版工作，邹韬奋认为作为一个编辑不应沽名钓誉，“名誉心未尝不可成为督促上进心的一种要素，但是骛名如上海人所谓死出风头者，在个人往往落得有名无实自欺欺人的结果。”同样，作为编辑也不应以发财为目的，他说：“我们办《生活》原不想发财。这不是唱高调，自己抬高身价，确实因为我深觉得办像《生活》这种刊物的机关不宜发财，发了财便易于多所顾虑，即在可能范围内亦不敢说话，多少不免存着‘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消灭它所应具的独立与公正的精神。”这是“韬奋精神”中不图名利的精神。
二、大众化、为读者服务思想
邹韬奋的大众化思想归根结底是以人们群众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大众文化是新时代文化的主体与象征，他强调“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大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他的这种主张，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生活日报》不但是供给上层社会阅读，而且要深入民间，要叫洋车夫和苦力，农夫，都看《生活日报》，这样目的才算达到了。
正是“韬奋精神”中这种以人民大众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工作的根本基点的精神，促使他在工作中不断进行实践。他努力做到《生活》周刊通俗化，在选稿、组稿时，他也坚持寻找有趣味的事实，文字上要保证通俗易懂，贵少而精。他主张文字要力求大众化，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而不是少数人的报纸。
为读者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思想，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是最鲜明、最重要的内核。作为一个奋斗了二十多年的编辑，他始终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体现在其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对于读者来的任何信件，均要精心回复，必须诚恳详细，即使有的读者问得幼稚，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诚恳恳详详细细地答复。
三、创新实干的思想
邹韬奋历来主张编辑工作者要有创新精神，简单模仿是编辑的大敌。这也是“韬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刊物如果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只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样的话，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他的创新精神集中体现在内容安排的与时俱进、栏目版式创新及重视编辑创新力的培养这三个方面。
在内容的与时俱进方面，邹韬奋虚心接受读者的指点，尤其是他所处的那个20世纪前期的黑暗时代，在政治、社会的问题上，这一直是读者关心的热点，这一趋势使得邹韬奋不得不开始关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在报刊中的发文里，他的言语对于国民党黑暗统治无疑是重重地一击，而在群众革命热情上无疑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在版式创新方面，他也十分重视，他强调“头尾观”，避免“尾巴主义”，即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读者来信。他曾指出自己的编辑原则：作风和编排要极力别出心裁，不愿意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有单张时的特殊格式；订本有订本时的特殊格式。尤其是在图片的编排中，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暴行，并号召中国人民团结抗争。
在编辑创新力的培养上，他曾说：“事业上需要的是有创造力的人才，如果有同事能补充自我的不足，那将是很大的帮助。”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他认为要有学徒式学习，不懂多询问；将修养寓于做事里，要肯动脑子；注重其他时间的补充，继续学习；专心于本行业，作本行业的专家。
总之，“韬奋精神“是指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人民利益，有崇高的敬业、爱业精神，要有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满腔热忱。”“韬奋精神”是编辑出版从业者和准从业者的精神宝库和实践指南，在如今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新时代、新形势下，学习韬奋精神，继承韬奋传统，对于做好我们现在的编辑出版出版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张博 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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