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幻文学一直在科学和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中艰难生长，其间科幻创作者、出版人功不可没。本文将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科幻文学的出版与写作活动切入，与韬奋精神中的创造性与坚韧性对接，论述中国科幻精神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关照。
19年春节档电影中，《疯狂的外星人》备受好评，《流浪地球》更是引发了市场轰动，两部由刘慈欣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继《三体》之后为中国科幻再次带来了一起关注潮流。作为工业文明和“西方世界”的产物，在贫瘠土地上扎根的中国科幻，在历经重重波折后，终于在今天闯进了主流创作的视野。但即便如此，科幻文学在整体的文学圈依旧是一座“孤岛”，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十月便就自己新作《如果末日无期》称“颇为担心读者将其视为科幻小说”，并直接站在“文学法则”立场上划清与科幻“宇宙法则”的界限。
从出生至今，中国科幻文学一直在科学和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中艰难生长，其间科幻创作者、出版人功不可没。本文将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出版与写作活动切入，与韬奋精神中的创造性与坚韧性对接，论述中国科幻精神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关照。
一．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
中国科幻的历史并不长，科幻作家韩松直言：“科幻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唯一没有过的文学类型。”换句话说，科幻文学在中国，是几乎没有土壤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也许可以说是微型科幻小说的雏形，饶中华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大全》就收录了几篇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幻想故事”的志怪小说。不过即便《三宝太监西洋记》《镜花缘》《年大将军平西传》等作品中均有些科幻的元素且确实对晚清之后的科幻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只可说其中蕴含着些许中国科幻文学中某些思想和灵感的肥料，若说是传统土壤，到底还欠些火候。中国科幻的萌芽应当在晚清。1900年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开始被国人译介，在此之后的“凡尔纳高潮”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才真正指向着中国科幻文学历史的序幕，这个序幕以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标准。
没有传统根源，始于西方舶来，科幻文学就像棵被移植到中国大陆上的树苗，在古老的文学之森中占据了一块小小的角落。这一点也恰为日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中所遭遇的祸患埋下了伏笔。1923年“科玄论战”后自晚晴发展起来的科幻文学进入了低谷期，其后，中国科幻文学又分别在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到八十年代经历了两次起浮，如果把2000年之后高考指挥棒转移后科幻文学的冷清也算成一次低谷，那么迄今为止，发展不足150年的中国科幻，至少是经历了四起四落，能在今天依旧焕发生机而不成一盘散沙，实为不易。
二．80年代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出版与写作
（一）多灾多难的中国科幻文学
中国文艺对科幻的批判始于80年代对金涛《月光岛》结局的质疑和批评，据说这部国内第一部被改编为歌剧的科幻小说没，再结尾犯了某些忌讳。与之伴随而来的便是科学派与文学派争论的风向改变，用《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的话说，便是：“科学派的逆风刮起来了，想要打垮文学派。”“必须从来自于资本主义各国颓废的恶劣影像中保护青少年。”即“科”“文”之争。科幻文学被卷入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中，最为致命的则是“科幻是伪科学”的批判，没有独立身份的科幻就是科普的婢女，姓“文”却要被“科”管，其责任应当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而在这些本应负责科普的文字中，“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精神污染。”也正因这样的遭遇，日后的《科学文艺》坚决要与科普划清界限。
在这一时期，行政干涉带来的种种“禁令”与各种报刊的主观结论，无一不挫伤着科幻文学的枝叶，报刊不再出版科幻小说，相关丛书被迫停发，科幻杂志也相继停刊，如1983年海洋出版社的《科学神话》和《科幻海洋》这两样科幻文学的里程碑式的刊物就在刚发行几期后便没有了下文，海洋出版社自身也被勒令整顿。
《科学神话》由饶中华和林耀琛负责编辑，收录中国作家的原创科幻小说；《科幻海洋》除科幻小说外，还刊登科幻评论、科幻理论、产业介绍等内容，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定水平，这部刊物的出版，是科幻在国内第一次被作为一个独立而专业的领域。这两部刊物的戛然而止，实在是对中国科幻文学的沉重打击。出版这两样刊物的海洋出版社是80年代初中国科幻出版的重镇，社领导为了办好科幻刊物，还特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来叶冰如编辑。
在作家圈内，郑文光突发脑溢血从此终结了科幻写作生涯，叶永烈改写传记文学，童恩正也选择了出国。老一辈科幻作家进入“封笔期”，新一代作家找不到用武之地，对于本就脆弱的中国科幻文学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场无妄之灾。
（二）暴风雨中的“硬骨头”
放眼过去以《生活》周刊为代表的宣扬民族精神的期刊，国民党统治期间，这些可贵的文学与出版物在风霜雨雪中苦苦坚守。自韬奋先生于1933年被迫秘密离沪流亡国外以来，《生活》周刊于1933年11月被扼杀停刊，却在1934年重生在《新生》周刊上。之后发生的“新生事件”震惊中外，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带起了一场政治风波。而后，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与涅槃——《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天》《国民》周刊，无论是《生活》周刊还是生活书店，以韬奋先生为代表的的这一群可爱可敬的创作者与出版人，就这样高举着民族精神的火炬，前仆后继，斗争不止。这是自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而发的理想主义，也是基于社会现实坚持救亡的现实关照，因信仰而理想，因实践而现实，理想因现实而踏实，现实因理想而坚守。这样的文化事业，永远是暴风骤雨中的“硬骨头”。
在中国科幻文学面临的那场暴风雨里，同样存在着“硬骨头”，那就是现在已经更名为《科幻世界》的《科学文艺》杂志。诸如《智慧树》（天津新蕾出版社）、《我们爱科学》（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少年科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类打着科普学习旗号的杂志每期坚持刊登科幻小说已经弥足珍贵，在当时，《科学文艺》这家1979年5月创刊的杂志却胆大至极，依旧坚守着自己“科幻小说专业杂志”的定位。这家杂志形式上由四川省成都市的科普创作协会编辑，编辑委员会由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肖建亨、童恩正等十四人组成，内容上主要刊登原创科幻小说。
1984年，同其他科幻文学期刊一样，《科学文艺》的印数从二十多万册跌至七万册，出现大量赤字，面临着或将被迫停刊的危机。在生死存亡之秋，杨潇在内部民主选举中被选为主编，后出任社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根据《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所述：当时人们正刚刚从没有什么东西可读的“文革”时期摆脱出来，“饥不择食”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卖，不料杂志种类逐渐增多，从苏联那里借用来的‘科学文艺’的方法论也能暴露出它根底的肤浅。于是，编辑部将这里当做科幻小说最后的阵地，要紧牙采取了由杂志社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制度’，向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和四川省科技出版社党组提出方案，经过批准付诸实施。这并不像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要用‘民主方法’挑选负责人，挥泪斩马谡，改组半数以上编辑，最后留下的人员工作量倍增。主编亲自在学校间奔波进行推销，用两轮拖车运送装订好的杂志，其他编辑放弃节假日连续加班等，已经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来稿有空缺时，还必须自己填补。
除此之外，编辑部还出版了科普读物和绘本等面向儿童的图书，以填补亏损。在编辑部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科幻文艺》最终挺过了这场暴风雨。
（三）新生
1986年，在《科学文艺》与《智慧树》的联手下，我国最早的科幻小说大奖赛“银河奖”正式设立，《科学文艺》编辑部成功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科幻爱好者，中国科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关注，并提高了科幻文学的文学性。只是未及颁奖，《智慧树》便已经停刊，这意味着当时国内的科幻刊物仅剩下《科学文艺》一家。好在可喜的是，在这次比赛的评审中，年轻作者表现瞩目，为日后新作家的培养奠定了基础，昭示着中国科幻文学后继有人。王晋康、韩松、何夕、星河、杨平、柳文扬及刘慈欣，这些日后在中国科幻界地位卓著的作家，都是当年《科学文艺》所培养出的“新生代”。
在授奖仪式上，编辑部也适时提出了来稿作品（中国科幻文学）所出现的问题，并在仪式开始时宣读的报告中流露出对科幻未来的隐忧：同志们，朋友们：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时刻，我们坦率地流露出隐忧，发出呼救。在经济基础薄弱、稿源时断时续、稿件质量很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守住这唯一的一块宝贵园地呢？
正基于这些问题和隐忧，《科学文艺》编辑部又开展了一系列培养“新生代”的工作，例如举办面向主要读者初高中学生的“校园科幻”大奖赛，编辑中国科幻作家作选集，与老一辈科幻作家一起发现新人并给予支持，充实读者投稿栏目，根据读者建议不断修改刊物内容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编辑部90年代对校园的关照，这次“校园科幻”的浪潮中，走出了星河、柳文扬、何夕这批知名作家。
《生活》周刊在挫折与苦难下屡次被迫停刊，却不断更名重生，《科学文艺》则为了摆脱科普与政治的钳制，先是于1989年更改名称为《奇谈》，定位为“与科学有关的标新立异”，又在1991年改名为《科幻世界》，确定以科幻为发展方向。无论是《生活》还是《科幻世界》，这些更名的经历无不象征着痛苦却坚韧的经验。
《科学文艺》同样为中国科幻文学走向国际舞台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科学文艺》编辑部组成访问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SF大会”（由于手续不全没有赶上），参观了日本科教基地“科学馆”等，并赶去参加地方上的科幻迷活动，访问了多家科幻文学出版社；1989年，主编杨潇只身前往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协会的年度例会，为成都争取到1991年的主办权，后由于政治风波影响，世界科幻协会准备将年会移至波兰举行，编辑部再次组成代表团，由杨潇任团长前往荷兰海牙参与1990年例会，为节省经费，三人乘坐火车整整八天横穿亚欧大陆赶到会场，最终赢回了例会主办权。
而这次世界科幻协会，也是中国科幻再次复苏的起点。会议规格颇高，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考姆▪爱德华兹均出席致辞，叶永烈、吴岩、韩松也都前来参与大会，移民美国的童恩正也发来贺电。
尽管屡遭明枪暗箭的攻击，中国科幻文学在《科学文艺》编辑部的主导下，逐渐走向一条拥有未来的光明之路。从举办大奖赛，培养新生作家，到组织科幻迷团体，再到代表中国科幻走向国际，编辑部只手扛起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旗帜，形成了中国科幻文学的阵地。这也是科幻世界杂志社在界内地位难以撼动的原因所在。
这是中国科幻文学出版活动中宝贵的现实关照。在文学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叩问现实、设想未来、直击人性的人文关怀，在出版工作中，也具备着不求利益、重视作家群体与读者感受的韬奋精神。诚然，这样的关照不比当年《生活》周刊的救亡抗争那般壮烈，与生活书店的文化阵地作用相比，小小的《科幻世界》编辑部也许不值一提，但这样的理想主义与现时关照永远是中国科幻文学历史上一块珍贵的板图，也是当下科幻文学一处不朽的精神根基。
我们得以从中看到一种发源于热爱的情怀所在。除却《科幻文艺》编辑部，举国的科幻作家和爱好者也同样无保留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做出努力。以中国科幻的承上启下谪吴岩为例，1991年，吴岩在北师大开设了“科幻小说评介与研究”公共课，鉴赏科幻佳作，辅导科幻写作，为科幻文学新人的培养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来被称为中国科幻的“黄埔军校”。1993年，在吴岩的介绍下，北京科幻作者第一次同《科幻世界》编辑见面，也正是这批作者，在《科幻世界》刚改版后为其注入了足够的新鲜血液。1996年夏，吴岩成功召开“96北京科幻节”，这是中国第一次由科幻迷发起的科幻迷集会。连当时已经半身不遂的郑文光也克服了身体上的困难，赶来参加。北师大的科幻阵地让一群群、一代代拥有共同爱好的年轻人聚集起来，共同努力和奋斗，星河（作为外校学员）、凌晨、飞氘、杨鹏都是其中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科幻爱好者群体也会自发创办同人刊物，如《星云》《立方光年》《上天梯》《超新星》《银河》等。其中《星云》的创办者是今天《科幻世界》的副总编姚海军，《立方光年》则是由北京科幻迷星河等人创办，还由吴岩担任顾问。
1996年国内最早的科幻论坛中国科技大学BBS科幻版上线，科幻文学开始在各个论坛上上发展出新的天地。除却之前提到的“年轻”一代科幻群体，刘慈欣（网名“NZG”）也是论坛常客。如今论坛文化已不如当年，倒是还可以在百度贴吧上看到索何夫、张冉等作家的影子。
同年第1期《科幻世界》中一篇文章如此形容这些科幻“读者”：“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庸人，只是一群在浮躁的现实之外构筑理想世界的‘畸人’。”这话不止适用于读者群体，之于科幻编辑与作者也应是如此。毕竟，在科幻文学中，编辑、作者和读者这三者间的区分，还是甚为模糊的。
（四）韬奋精神的体现
纵观我国80年代以来科幻文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这一文学类型中编辑、作者与读者群体的团结性与凝聚力。聂振宁将韬奋精神归纳为“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六点，和平年代“爱祖国”这一精神特质并不易体现，剩余五点在80年代以来的科幻编辑与写作者中都得以体现。
我国科幻编辑与写作者关照读者群体，与读者群体的联系极其密切，并且科幻文学本身的关照点便在社会和人性发展的前瞻性上，是谓“为大众”；我国科幻在重重阻力下坚守初心，以《科学文艺》在“暴风雨”中的“斗争”为尤，敢创作、敢出版、敢发声，并且敢于带着中国科幻文学走向国际，是谓“敢斗争”；《科学文艺》编辑部以书养刊，进行相关人员整合，同时举办大会、设立大奖，在编辑、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功组织出团结的作家群体和读者团体，并且成为了中国杂志市场化的先驱，是谓“善经营”“懂管理”；科幻编辑在低谷时期人手不够时分担大量工作，与作者与读者积极沟通，并立足于科幻文学立场上为科幻文学本身谋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益，科幻作者与读者群体重叠，熟知读者需求，且与编辑联系紧密，并关照社会与人性，充满人文主义关怀与理想主义情怀，此两者是谓“真敬业”。
以上所述也是出版与写作活动中“科幻精神”的可贵所在，尽管还不足以抬至韬奋精神的高度，却也是韬奋精神自80年代以来至今的一种写照与发扬。
三、 文学与出版之情怀与所受的质疑
（一）“给岁月以文明”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2015年，随着《三体》因雨果奖而畅销于中国图书市场，其中这句化用帕斯卡的名言也随之风靡起来。话虽不新，却是诠释了40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精神关照。
正如凌晨所言：“对于麻木与冷漠这两样让心灵封闭、使人类似于行尸走肉的毒剂，只有科幻才能解救。”笔者之所以在之前反复强调科幻文学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也是基于此。与科技的密切联系以为着其中的人文关怀不会缺失理性，理想主义也不会剥离于现实，或者说，科幻作者多是理想主义，但科幻文学却是现实主义。
（二）现状
如今，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一定声望，中国媒体也愈发关注“科幻”这一命题。
创刊40周年的《科幻世界》总期数已发行至第396期，第28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已然尘埃落定。以科幻世界（成都）和未来事务管理局（北京）为代表，从读书会到写作营，编辑和作家们依旧发起着各种规模不一的活动与集会，也依旧不遗余力地培养着一批又一批新晋作家。从新世纪以来科幻界培养的的郝景芳、江波、夏笳、宝树、钱莉芳等在今天都已颇具名气，更年轻的后起之秀王诺诺、索何夫、陈梓钧、犬儒小姐等也在银河奖的角逐中陆续登上舞台。
（三）“傲慢与偏见”
科幻文学在我国一直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地位，它不同于科普，也不同于其他在我国有历史根源的文学类型，这就使其成为一种孤岛般的存在，不为科普接受，也不被主流文学认可，比如1982年《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鲁兵《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一文，讽刺科幻作家“姓‘科’不成，姓‘文’不是，大概只好去姓‘幻’”，这切实道出了当时主流对于科幻文学的傲慢与偏见，可以见得，80年代科幻文学面临的灾难很大部分正是由于社会固有的对科幻的质疑。即便在《科幻世界》杂志销量高达40万份的高峰期，科幻文学依旧被社会与文学主流忽视着。科幻文学在今天也依旧是一个小众的流派，作家和受众群体小，相比于其他文学类型也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即便是科幻文学“四大天王”——刘慈欣、王晋康、何夕和韩松，除刘之外在文学界也并无太大影响力，而刘慈欣的文学功底也时常被纯文学领域的学者们所诟病。
主流文学的研究者也常常因缺乏了解，而对科幻文学产生“傲慢与偏见”。
李松睿在《走出人文主义的执念——谈中国当代文学》中对中国科幻文学持着如此看法：要么执著于传统的爱情观和时空感知方式，要么固守着对身体的迷恋，抑或是坚持对生命与自然的珍视，都是在不断重申着以人为中心的传统人文主义式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价值观堪称古典，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人文主义的执念。
并认为我国科幻文学应当“放弃对古典的人文主义观念的迷思”。
这恰恰是误解了科幻文学的特质。
正因为被主流文学忽视，科幻文学的编辑与作家们的三观与出版写作观往往更加超脱，这不但可以解释其群体不求利益的“野生野长”，更意味着科幻文学创作者出版者的思维角度要略自由和开放，至少绝不会拘泥于“古典的人文主义观念”。正如韩松所言：科幻文学属于通俗文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科幻文学与其他通俗文学不大一样，由于它是以科学为源文化，而科学是一个博大深邃的体系，所以科幻文学天然带有很浓的“雅文化”特质，叩问“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样的终极思考几乎是科幻作家的本能。
能以这样的终极思考为本能，科幻文学注定是早已摆脱了“古典的人文主义”的。恰恰与李松睿的观点不同，科幻文学对在人文主义上的超脱，甚至达到了被冷酷的高度，刘慈欣的“宇宙法则”也正因此受到不少批评与攻击。这些批评与攻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偏见，而且是基于傲慢的偏见。
鲁迅文学奖得住王十月就坦言：刘慈欣说出的是宇宙生存法则，却不是文学法则，我们不能以宇宙法则代替文学法则。文学要做的，不是为吃人找到理论支持，而是让人告别吃人的野蛮，走向文明和伟大。
这一点同样可以用韩松的话来驳斥：
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至少说他的观点来之于理性思考，来自于对人类的深切悲悯，绝非狂人悖语……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写人性的，在这点上，科幻作家和主流作家并无不同。稍稍不同的是，主流作家中有一部分常常（无意中）为人性加了“政治正确”的限制：人性的本质是良善的，是恒定不变的；人类道德是普适的，恒定的；等等。而科幻作家们更倾向于超越种群、超越时空，以上帝的眼光来俯瞰整体的人性、历史的人性和未来的人性，因而也常常有一些锋利的非主流的观点，毕竟“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辜的”（一位西方哲人语），所有人性和道德伦理最终扎根于“种群的生存”……在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中，在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中，玫瑰色的人性只是在很近的当代才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今天的人性总体趋善，当然是人类的伟大进步，但并不等于历史的全部。所以，刘慈欣等科幻作家对人性的解读，恐怕要比那些玫瑰色的解读更深刻和更全面一些。
这是“给岁月以文明”的最好解读。“岁月”不但意味着宏观高度的时空，也意味着无情的宇宙法则，而“文明”则是象征人类的理想与人文主义。在这一层面上，科幻文学融汇的不只是科学和文学，技术和艺术，更是苍凉宇宙间冷酷的方程式和渺小却无比珍贵人性，换句话说，也可以是“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立足于今，为未来人性的正常“异化”作一千种假设，在伦理与可能性中发出探讨和警告。不神化人性，也不妄自菲薄，这是“科幻精神”的最大意义。从这一点上看过去，似乎也不难理解科幻编辑与作者、读者群体的坚韧与执着所在了。
“如果说手边的科研人物是踏实的搬砖，科幻就是鸟儿展开双翅在也空中翱翔。这翅膀虽然单薄，看似无意义，却在朝着遥远的地平线积蓄着力量。”第28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得主陈梓钧如是说。
四十年来，我们可以从我国几代科幻编辑与作者的出版与写作活动中，看到韬奋精神的闪耀。他们在黑暗中朝着地平线展开双翅，无论是来自科普的排斥，还是文学的“傲慢与偏见”，都无法撼动他们的坚守与决心。这批始终坚守阵地和理想的文字工作者，以薪火相传的努力和魄力，在时光荏苒中浇灌出了一朵科幻文学的文明之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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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须叔.中国科幻文学不止《流浪地球》[N].北京日报,2019-02-19(014).
（本文作者：刘尚杰 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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