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不曾挡住祖国前进的步伐。这七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飞速，到2018年的时候，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涌现出了无数的优秀出版人，胡愈之、叶圣陶、钟书河、吴鸿、黎波……他们曾经为中国的出版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些优秀出版人的精神和才华，都值得如今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胡愈之
胡愈之，原名学愚，上虞丰惠镇人。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他是我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一位被政界、学术界公认的德才兼备的“社会活动家”和“少有的文化全才”。
胡愈之年轻时，因为家里贫困，难以支撑他继续读书，于是18岁的他就辍学步入社会，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他曾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多年。担任主编的过程中，他不忘出版人的使命，向公众揭示丑恶，他曾写出举世闻名的《五卅事件纪实》，将“五卅运动”的起因和经过如实地公之于世。在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又气愤地发表了反动当局的抗议信，震惊社会，但他本人也因此只能流亡法国。
法国归来回到上海后的胡愈之，一心向党，在接受了党组织的重重考验之后，终于在1933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之后，他不忘初心，更加积极地参与救国活动。他曾写《爱国无罪听审记》，揭露当局的丑恶，揭露当局无理审判救国会“七君子”，震动全国。他还曾协助沈钧儒、邹韬奋等建立救国会，开展规模巨大的救亡运动。
除此之外，他还组织翻译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来宣传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的所作所为，为共产党造势。同时，他还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奔走，也就是因此，《鲁讯全集》才得以出版。
他所影响的不仅仅时国内，他曾经担任新加坡爱国侨领创办的《南洋商报》主编，还曾出任过杂志《风下》的主编，后来又创立了面向南洋各地的《南侨日报》，并亲自担任社长。这些报刊，影响了当时的华侨社会，并且经久不衰，在中国新闻史上，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愈之是我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又是新中国出版事业主要的开创人。他学识渊博，基础扎实，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他当过编辑、记者、翻译、编审，做过主编，任过社长。他做过最基层的实习生，也做过高层的出版机关领导人，可谓是经验丰富，能力超群，令人赞叹。
同时，他所创办的报刊众多，从《公理日报》到《光明日报》，多达二三十种；他的从业时间、编报种类、、历史跨度以及政治影响力，在同行中实属佼佼者，在新闻出版业影响巨大。
胡愈之不仅为中国出版做出卓越贡献，还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从来不考虑个人私利，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正如楚图南、赵朴初所评价的，胡愈之具有“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的可贵品质，不愧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钟叔河
钟叔河，1931年11月出生于湖南平江，从小就非常热爱读书，还非常喜欢用文言文做笔记。在初任《新湖南报》编辑时，工作第二天就能收到社长的表扬，可谓旗开得胜。他饱读诗书，又富有才华，本应一路顺风顺水，可谁能想到，命运如此不公。1970年，他遭人污蔑，被判十年，下放劳动改造。
1979年9月平反出狱后，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岳麓书社总编辑。
这样一位历经坎坷的新闻报人，没有被命运的不公压垮，他坚忍不拔、自由独立、敢为人先、心忧社稷，释放出巨大能量。他连打三个组合拳，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令出版界同仁肃然起敬。
第一个组合拳：“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后，在劳动改造之余，自由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来出狱后本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他一上班，就提议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他二十多年的收藏积累派上了用场。在没有电脑的艰苦条件下，他逐字逐句校对、标注，还加旁批、作索引，甚至写出平均一万多字的导读，在付印前还不放心，反复看三两次校样。这最初一月一本的出版速度，使得他忙得四脚朝天，但还是乐在其中。
丛书自初版至月结束，共出版三十六种计八百余万字。参与编写丛书的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应召下，成为接触东西洋文化的前驱者。他们不仅了解到了这些文化，还将这些文化带回了祖国，让人们了解到了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也因此，这套丛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丛书自出版以后，获得了无数好评，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和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成为先生出版生涯的扛鼎之作。
第二个组合拳：《周作人散文全集》
钟叔河先生曾经说过：“在我所读过的这类文章中，周作人可算是写得最好的。”英雄所见略同，无论鲁迅先生、巴金先生，还是胡适先生，都曾高度推崇周作人的文章。
1986年4月，钟叔河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知堂书话》。这本书一版再版三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偏爱。
而在《知堂书话》出版后，钟叔河也未曾放松下来，而是又紧锣密鼓出版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笺释》《知堂谈吃》等。
他曾说过：“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第三个组合拳：《曾国藩全集》
钟叔河年少的时候就曾读过《曾文正公家书》，觉得生动诙谐。后来成年之后再读，更觉此人非同寻常，尤其是他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在这样的家教坏境中，曾氏人才辈出，有曾广钧这样的大诗人、曾昭抡这样的大学者和曾宝荪这样的教育家，可谓人才济济。
钟叔河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但一开始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务院终于在1982年8月23日正式将《曾国藩外集》（辑轶）和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同时立项。
在国务院批准之后，钟叔河迫不及待地投入整理，终于在1986年8月出版了《曾国藩教子书》。此书出版后，受到许多读者喜爱，恍若当年“洛阳纸贵”。
在之后的几年，钟叔河坚持不懈，又出版了曾国藩与弟书》和《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三卷，依旧收获许多读者。
钟叔河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认识和坚持，对古今华夏儿女深入骨髓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学养和苦难的人生经历，都令人十分佩服。
吴鸿
吴鸿，出生于1964年，资深出版人、作家、美食家。
他是一个出版人。他眼光独到，顺应潮流，非常会抓社会热点。在1999年前后，社会上出现了老成都民俗热。他看出这是一个好的卖点，又因为自己热爱成都文化，对成都文化有所研究，于是借这个机会，他就和同事一起推出了“老成都系列”。
“老成都系列”系统地对成都文化进行梳理，详细描绘了成都风土人情、民俗，出版后风靡一时，畅销至今。
后来他又去到新华文轩出版公司工作，做出版负责人时，他仍然推崇成都文化，于是又推出了《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通览》等名著。
再后来，他又回到了四川文艺出版社，成为那里的一把手，开始开拓市场。
在他担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期间，他出版过许多国内文豪的重要作品，如陈忠实、王蒙、阿来、麦家、韩少功等。
他也是一个作家，他曾经写作出版过《永远的宝贝》《怪斋杂记》《近墨者墨》等作品。
他还是一个美食家。他对美食深有研究，曾遍寻川内各种民间美味，记录川人真实的市井生活。2015年，吴鸿推出《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将他和他的朋友们多年来体验苍蝇馆子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很多读者按图索骥，享受于四川市井生活的真滋味。
“出版、写作、读书、美食，成为吴鸿生命中的四大要素。”曾经有记者采访问他如何处理出版人、作家、美食家这三个角色，吴鸿回答是：“写作是我从小的爱好，不然就不会到文艺出版社工作。在工作还不是很忙的时候我读了大量的书，写了不少文章，和各个地方的媒体、作家都有交流，建立了友谊。这为我后面做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说到当出版人，就必须和作家交流、沟通，跟作家交朋友，过程中与他们去吃那些小餐馆、喝喝小酒、聊聊天，其乐无穷。”
如果说胡愈之先生出版的文章反映了的中国社会现状、批判了当局的丑恶，为中国革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钟叔河出版的文章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风骨，推动了文化的传播；那么吴鸿先生的文字就充分反映出一座城市的面貌，表现出人民生活的浓浓“烟火气”，记录了四川的本真生活。
虽然他们出版的文章传播影响的范围不同，但他们作为出版人，都是同样的优秀，同样的值得敬佩、值得学习。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首先要有极高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无论是自己写文章还是出版他人的文章，出版人本身都要有过硬的文化底蕴和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或者识别出优秀的文章。千万不能舍本逐末，只顾着追求市场和利益，而忽略了一个出版最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
其次，作为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坚持文化自信。我们身处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并且不惜余力地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当然，坚持文化自信并不是闭门造车，中国文化向来都是愿意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我们愿意对优秀的文化进行学习和借鉴，但绝对不能失去自我，失去本国的文化。
再次，优秀的出版人无论遭遇怎样的困苦，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心，要坚持工匠精神。要对自己的职业充满敬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绝对不能因为一点小挫折而退缩。要勇于钻研，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出版文化。
同时，优秀出版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勇于创新，不能固步自封。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时代在发展，经济在发展，文化当然也要发展。想要发展，必须要学习新的知识，所以出版人永远不能停止学习的脚步，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同时要学会思考，进行自主创新。
然后，优秀出版人要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如果仅仅是学习知识、提升自己，当然是不够的。出版人所出版的出版物，都是给读者看的。所以，出版人必须了解读者的生活，了解读者所需要的东西，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最后，出版人所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必须符合中国的主流思想，传播正能量，不能够传播不良思想，要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够成为优秀的出版人。相信在地大物博、人才济济的中国，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出版人。
（本文编辑：李明慧 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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