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平远 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辑
高中时在语文读本上读过林贤治先生的《散步》，那时已隐隐感到他的不同，他说：“我喜欢散步。据说，一些名人如甘地、卢梭、托尔斯泰也都是喜欢散步的。但是他们与我无关。我喜欢散步，决不是出于对他们的模仿。散步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短短几句话，显露出一种不含糊的个人意志，透着斩截明快。这种文体特色在作为思想者的林贤治身上更为鲜明。
读着他的《旷代的忧伤》《守夜者札记》《人间鲁迅》，怎能不为他字里行间显露的焦虑、激情而点燃？当文学越来越“中产阶级”气的时候，他的文字每每拷问着我的文艺立场何在。
一种生活方式浇灌一种思想，他远离着一种越来越倒向“臭酸文人”的生活方式。当一些作家津津乐道于写与某作家屁大一点交往的“唱酬”文字，当一些作家热衷于在“笔会”活动后写一点“应命”文字，当一些作家把笔触无限制地挥洒在身旁的小猫小狗小木头上，以为一支生花妙笔能把一切平庸点亮……当文学成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标配，我敬服于林贤治兀然独立的姿态，一种内化于心、身心合一的生活状态。他过着朴素的生活，穿着简单，饭食随意，步行上班，以他在广东文艺界的名望，他如果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样靠拢一种主流，世俗的享受对于他来得何其便捷，可他仍长期居住于出版社分的房子中，没有大的书房，高高堆叠的书抢占了饭桌，于是家人在茶几上吃饭。我想不必为他悲情，更无须怨怼，他对此虽然感到生活不便，但都是出于自足的独立意志，这已经足够令他快慰。在显得逼仄的环境中他辛勤地工作着，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思想的事业中去。
林贤治自1981年借调到花城出版社（做临时工），编辑生涯已近四十年。可以说，在这近四十年，他完成了从诗人到思想史家、编辑家的蜕变，目光越来越与紧迫的现实相摩擦，他的思想越来越冷峻，思想者的印迹深深打在了他的编辑生涯中。学者夏敏说：“当你试图检验自己是否世俗化的时候，读一读林贤治，当会在与他的反差中思考些什么。”是的，作为读者，我确乎常常感到这样的。当我编辑文章不想为一个作者的标题劳神时，当我觉得自己看不到读者而意兴萧索时，当我觉得做选题劳心劳力还不讨好时，读到他，仿佛看到他这个“守夜者”在不倦地写着，策划着，编译着……深夜的那盏灯，在长夜里孤独地耿耿亮着，是对远人的感召。
看看他策划出的一系列好书吧：80年代他化名主编了《人生文丛》，推出了当时还不被广泛接受的胡适、周作人的文集；90年代，他组织学界人士翻译、编选了《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读书之旅》（丛刊）、《散文与人》、《曼陀罗文丛》、《曼陀罗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文丛》；21世纪初，主编了文学年度选本《文学中国》、《人文经典》、《记忆》、《人文随笔》、《人文中国》、《花城谭丛》、《花城译丛》、《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中篇小说金库》（增补中）、《世界散文丛编》、《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忍冬花诗丛》、《文学馆》、《萧红十年集》（上、下）、《鲁迅文集》（五卷评注本）等各种丛书，令人叹为观止。
昔年鲁迅先生致力于通过译介为我国的思想文化界“输入火种”，而林贤治也在中西古今之间追索着知识分子的魂魄，以绵长的编辑策划工作助建着我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他认为中国思想启蒙的工作还远未完成，他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和新文学的传统还不过百年，整体而言还很贫弱，为此我们知识分子需要“精神还乡”，思考回到人的存在上来，回到新文学的源头上来，吸收西方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一句话，要延续“五四”精神，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和自由精神！他清楚这样一个使命需要一群同仁来组成一个场域，同气相求，为此，以他的编辑活动为中心，他连接到了团结到了许许多多有志思想事业的同道们！
因为深知出版的重要性，林贤治对人类出版史十分关注。出版史上那些被教廷、专制政权操控的阴云惨淡的暗影令他难以忘怀，在数篇文章中他仔细回顾了志在自由表达思想的进步人士与嚣张的世俗权力、教权争取空间的历程，赞颂了出版自由从逾千年的思想压制中不断挣离出来，最终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将“出版自由”作为人类珍贵权利的一种庄严写入宪法中。书不仅保藏了文明，而且争大了人们自由思想的空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辗转流布在纸上的活跃思想，没有发生在人们思想深处的革命，人们不知道要在中世纪和暴权的巨大阴影下继续匍匐多少年！出版史不只是一个科技进步的历史，更是一场围绕着出版物而展开的文化斗争！是的，“必须要同普遍的精神不振与顺应形势的状态作斗争！”
余生也晚，总觉得所谓的“出版”危机只是一个伪命题，没有疲软的读书市场，而只有引发不了读者热情的疲软选题。就像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的“老照片”系列图书，激起了出版人都料想不到的读书热潮，不正说明了读者市场在随时准备中，而只等待我们出版者去唤起吗？今天如果说出版危机，我想该有另一种意味，即指过分迎合读者口味，过分想象他们的偏嗜，而有意生产制造出的出版物，如一部《省委书记》火了，立马涌出来一批《组织部长》《公安部长》之流，无外乎是复制发行的想象高层的商品！独独缺少了精心的策划，如此，必然出现选题的同质泛滥、争选题的一窝蜂现象。
当我读到美国著名出版人贝内特·瑟夫为拿到“禁书”《尤利西斯》在美国的出版权而故意让此书在美国海关被没收的伎俩时，一方面对他的巧施手段感到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又对他有这样大的魄力争取《尤利西斯》的正常发行感到鼓舞与钦佩。要知道，《尤利西斯》自1918年起分章节在美国一家杂志上连载至1920年的第十三章时，因有很多描写手淫的情节被指为“污秽”“有伤风化”，此后一直被禁，所以贝内特的争取使得这部书在十三年后获得全书出版，真正地大放异彩。可以说，他抓住了社会宽容度在扩大的一个当口，并通过一部书的发售，进一步撕裂了社会开化的口子。出版人的开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从九十年代以来，出版商、大众传媒开始共同为作家“明星”造势，有的人相信史有定论的东西也可以纯靠经营而成就，类似于今天的卖“人设”卖“IP”，一些作家、学者也自觉投入这个潮流中，将本来富于生命冲动的文艺创作稿成一种“出版生产”的标准环节，在文化商人的操纵下心眼明亮的步步筹划，纵使好卖，但是否可以说已经违背了创作的本质规律了呢？
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氛围的形成，出版往往扮演着先导的角色。这要求我们编辑在保证吃透政策、把握好出版导向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锐气和先见之勇。改革开放后，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就对出版界一些庸庸碌碌的“不作为”表示愤慨道：“我现在最伤脑筋的是，政府部门还没有那么严格，下面办事的那些人总是想死命管得更多。比如，有些内容政府是允许出版的，但是编辑自己把它删掉，就是为了保住芝麻绿豆的官，甚至宁愿不出版，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这样无疑等于是作茧自缚。这些人先去体会领导意图，把自律的工作做得太过头了，原因就是因为自私和苟且。这些出版人没有任何理想主义，没有任何文化的追求，更不用讲什么文化的自觉。”可以说，在坚守我国文艺导向的前提下，活跃思想文化界的空气，引进新知，助推文艺新成果的推出，是出版界的分内之事。倘若凡事都要“十拿九稳”，不啻是辜负了出版事业大发展的良机。
于是，我这样的读者期待着出版人和作者能够重拾“主体性”，就像是林贤治这样有鲜明思想意图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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