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 安徽文艺出版社 编辑
2012年，我来到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安徽文艺出版社。记得当时朱寒冬社长问我两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出版这个行业，为什么从大学出版社辞职来到安徽文艺出版社。我的回答是：在读研期间，有幸跟随导师出版了几本书，对编辑工作有所了解，对出版行业心存敬畏；安徽出版集团平台大，尤其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与历练，安徽文艺出版社人才济济，出版了大量高品质的图书。
7年的光阴飞逝，我由一名新手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立策划选题、独立承担图书编辑加工的老编辑。期间，参与策划并责编了“中国历代文化史”“国别文化史”“当代学术名家精品典藏”等一批文化积淀厚、学术品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名家名作；独立策划并责编了“神奇的丝路民间故事”“季羡林传记”“季羡林世界游记”等一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良好的系列图书。7年的辛苦与喜悦，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出版是一个意义重大、肩负使命的崇高职业，深感要想在这一行业有所作为，必须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正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出版集团不惜斥巨资和精力一直在重点做的事。
如何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出版领域的一名人才呢？或者说如何培养新时代出版领域的人才呢？我想，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探讨一下出版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行业涌现出了无数的出版大家，老一辈的如叶圣陶、张志公、贾祖章、叶至善等等，退居二线但仍在为出版事业奉献的如聂震宁、白冰、李元君、周百义等等。从这些出版大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有的素养：具有相应的专业才华和学识、具有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具有拓展人脉资源的能力以及具有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创新的探索精神。
首先，一个新时代出版人才，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才华和知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张志公先后任北京开明书店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主任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语文学习》编辑室主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外语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主持汉语文教材和外语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一贯认为，编写教材必须有学术研究做基础，没有学术基础不可能编好教材。因此，他身体力行，几十年来对语文教育做了大量的研究，从传统到现代，从汉语文到外国语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在许多政府部门担任学术职务，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及其所属正音委员会、正词法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他还是很多学术团体的发起人、组织人之一，并担任多种学术顾问。他在负责汉语及外语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还长期坚持参与教学，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处任教，并到全国各地讲学，足迹遍及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他还应聘到美国的明德大学、日本的日中学院、香港大学等校讲学，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几十年来,他一直重视研究工作，在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语文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研究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开创性。他的著述《张志公文集》(五卷本)，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和“全国优秀教学用书奖”。这样的出版人才，不仅用自己过硬的学术知识确保了图书的质量，还用十足的学术魅力引领了编辑、征服了作者。
其次，一个新时代出版人才应当具有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聂震宁，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漓江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副编审，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编审，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党组副书记，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一次，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到当年《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的整个策划编辑的过程。听完之后，我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当代著名的出版大家。为了确保图书的权威性与可读性，他不辞劳苦，冒着酷暑，长途跋涉，亲自登门拜访了无数位作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公交车票都积累了厚厚的一沓”；为了让读者知道这套书，扩大图书的影响力，他又亲自策划了全国性的中小学生知识竞赛，并举办了数次研讨会；为了提高图书的销量，他又不辞劳苦多次联系作者进行现场签售，并“站街叫卖”。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该套图书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并且取得不凡的销售成绩。作为出版社的领导，他本可以指派责编去拜访作者，安排营销人员负责签售，自己做好指挥人就好，但他却放下身段，不怕辛苦，亲力亲为，甘于奉献。这样的出版人才，不仅用自己的精诚之心赢得了作者，还身体力行为员工树立的榜样，使广大员工凝心聚力，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共创辉煌。
再有，一个新时代出版人才应该具有拓展人脉资源的能力，拥有更为广泛的作者资源和书业人脉资源。深厚的作者人脉资源，能使你拿到好的作品；广泛的书业人脉资源，能帮你把成品的作品推销出去。当年开明书店之所以能够出版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和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关键在于开明书店有他们的老朋友叶圣陶和夏丏尊；徐悲鸿的画集之所以放在中华书局出版，关键在于中华书局有他的好朋友舒心城；陈忠实的《白鹿原》之所以一直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金都拿不走，关键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他的知遇挚友洪清波和常振家。出版行业做得比较好的民营书商，有些的确是因为开发的作品受大众读者欢迎，但有些主要在于书业人脉资源广，有营销上的推手或合作者，具有更深、更广的营销渠道。只有具备拓展人脉资源的过硬能力，出版人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最后，一个新时代出版人才应该具有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创新的探索精神。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内大多数出版社仍在计划经济中生存，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却积极探索常销书、畅销书、品牌书的运作模式，根据所在的作家出版社文艺类图书的基本产品特点和市场特点，提出了文艺类图书“常销书运作”概念及相关模式，把图书产品的制作与推广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诸多手段进入市场。他编辑出版或组织策划的诸多产品均以上述方式推向市场并获得成功。他所倡导的常销书、畅销书、品牌书的多种运作模式，为中国出版企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经验。上海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兼党委书记汪曾培，在任职期间大胆地将一个大社“裂变”为文艺、文化、音乐相对独立的三个社，走上了另一条“造大船”的路子，赢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张增顺，在组织制定“九五”选题、出版规划时，根据高校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首创滚动式规划模式，要求面向市场，使好的选题能够不断充实到规划中来，使规划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滚动式规划的原则指导下，高教社“九五”规划新选题8000余种，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栓科，在担任社长之初，该杂志每月发行量仅有2万册，在面临生存危机之时，李栓科果断实施改版计划，无论是杂志的外观、纸张的选用、内容的编辑，还是销售，他都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在外观上，采用全彩色铜版纸印刷，提升杂志的档次；在内容上，抛弃以往科普期刊自上而下的传授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文章为读者揭开发生在身边热门事件的科学秘密；在销售上，用政策充分调动分销商的积极性，使杂志在全国范围遍地生化。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创新的探索精神，使得一个个出版社起死回生，并走向辉煌。
我想，作为一名编辑，要想成为具有上述四种素养的人才，一方面要从主观努力，多看、多听、多想、多跑、多写，增强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努力往出版人才方向去努力，另一方面还要靠所在的单位去创造“天时、地利”，为员工创建提升自我素养的平台与机遇。所幸，我所在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为员工创造“天时、地利”的大家庭。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出版事业走向更深、更广、更美的未来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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