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 武汉出版社 城市文化中心副主任
范用的出版品格
摘 要：范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有着高尚的出版品格。他继承韬奋精神，积极参与出版预流，服务作者和读者，发挥工匠精神，一生以出版好书为志业，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着的文化使命感，策划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等经典作品，创造了出版史上辉煌的“范用时代”，对中国出版贡献巨大。
关键词：范用；出版品格；出版预流；工匠精神；人文情怀
范用（1923—2010），原名鹤镛，曾名大用，笔名叶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1938年，入三联书店前身之一——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做练习生，翌年入党。1959年起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85年底离休后仍发挥余热，继续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直至病逝。
所谓出版品格，即出版与人格的有机结合。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出版人，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范用继承韬奋精神，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着的文化使命感，主持创办了《新华文摘》《读书》等刊物，策划出版了一大批至今畅销不衰的精品图书，形成了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 ，创造了出版史上辉煌的“范用时代”。也正因此，范用被誉为“三联书店的文化灵魂”（董秀玉语）。
出版预流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论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提及的“预流”含义，是指进入时代学术的主流。出版预流，即出版积极参与时代学术、思想、文化的主流。“文革”甫一结束，作为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范用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气息，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以专业的出版眼光、非凡的出版勇气和高超的出版智慧出版有价值的作品，用出版来记录时代、书写时代，为时代发声。
1978年11月，酝酿已久的《读书》开始筹备。在筹备会上，陈翰伯、陈原等老出版家献言献策，范用当即表态，将杂志放三联出，由他来具体负责，并向人民出版社党组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随后，范用四处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杂志物色人才和作者，推荐夏衍、黎澍、戈宝权、许觉民等文化界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参加编委会；推荐史枚当副主编，主持具体的编辑工作，在史枚逝世后又选中沈昌文接替；推荐丁聪负责版式设计和刊物的整体装帧 ，凝聚了大批优秀作者，为刊物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1979年春，《读书》杂志创刊，目的在于“继承三联书店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 创刊号头一篇范用改名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举起了思想解放的大旗，吹响了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问题的号角，但也招来了责难和非议。范用解释：“（此文）目的在于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并未主张放任自流。” 风波解除后，为保证文稿质量，他坚持在《读书》付印前阅读清样，直至退休；还把刊物上的一些主力作者的文章结集成书，编了“读书文丛”，开启了三联书店书刊互动的出版思路。40年过去了，《读书》仍然是学术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从1978年起，范用抓住改革开放以来难得的机遇，突破“文革”题材作品的限制，出版了《干校六记》《傅雷家书》《随想录》《牛棚日记》等经典作品，并挖掘国内外著名人物的旧著新作，策划组织了上百种书稿，最早出版了一批当代中国最好作家的作品，不但抢救了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以至于王元化感叹道：“我们的出版界出了范用，是民族的骄傲，他顶风出的几部‘不入时’的书，对解放思想，对我们全民族提升精神视野，功不可没，怕是没有后人可比了……”
此外，范用还推出了曹聚仁、叶灵凤、柳苏（罗孚）等香港作家的著作，并向海外介绍内地作品，“在改革开放尚未成为中心国策时，北京的三联书店成为连通海外文化人的一个重要通道。”
服务意识
范用素有“三多先生”之雅号，“书多，酒多，朋友多”。其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重情重义，喜欢交朋友，特别是和他志趣相投的思想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如叶圣陶、黄裳、黄永玉、聂绀弩、王世襄、黄苗子夫妇、吴祖光夫妇、丁聪夫妇、钱锺书夫妇、杨宪益夫妇、冯亦代夫妇、萧乾夫妇、陈白尘夫妇等，且交情深厚。夏衍曾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
对于范用而言，“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与作者交朋友、服务作者是出于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是为了出好书。他的真诚和努力，也使得作者们都信任他、尊敬他，视他为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作家的知己”。 “为他人作嫁衣裳”，用心为读者出好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方便作者，是范用七十余年出版生涯的真实写照。
1980年秋，范用与楼适夷一起乘机去上海，途中楼适夷提及了傅敏正在整理他父亲傅雷的一批书信，很有价值。范用听后极感兴趣，不久便登门向傅敏约稿，表示愿意出版家书。为了不损害原稿，范用指派责编秦人路手抄15万字的原件。在范用的安排下，不到半年，书就编好了。在送到印厂时，工人说傅聪（傅雷长子）“叛国”，出版《傅雷家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拒绝排印。幸好，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老师致信胡耀邦说明情况，获得胡耀邦的批示：“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范用拿到此批示后，排除阻力，《傅雷家书》得以顺利面世。 此后，范用又出版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传记五种》等，又用自己的藏书编了《傅雷译文集》，还主编了《傅雷全集》。
老出版家赵家璧晚年收集资料，撰写编辑往事在刊物上发表。范用见后，嘱冯亦代向赵家璧约稿，并提议：“我希望插图有作家像与信或原稿的手迹、书影、插图，乃至广告等等，请放手收集。”在书稿编排期间，与赵家璧频繁通信，研究和讨论封面设计、插图排列，更正错别字和文字、版式等问题，亲自画样，亲为设计。 《编辑忆旧》出版后，赵家璧对该书的封面和装帧十分满意，尤其是封面的主图用“良友”的惯用木刻标志最让他称心，“如果我这本书受到什么好评的话，先要归功于你这位出版家，同时又是真正的责任编辑”。
在多年的出版经历中，范用深刻地体会到出版是有温度的，是展示人性善良一面的事业，发人深思。“我们做出版工作的，要十分看重《我的一个世纪》这样的书稿。一些前辈，在晚年勉力写作，留下的著作，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尽力出版，是对前辈的尊重。要让他们看到自己著作的出版，对于他们，是最好的安慰。一个作者，最牵挂的事情，莫过于看到自己著作的出版。敬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出版社最好规定一条，风烛残年老人的书稿，优先安排出版，专人办理。”
始终怀着一颗读者的心，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文化食粮，让读者获得幸福感是范用一生的追求。“在那个时代，我能读到‘三联’的书，是一种幸福。我常常想，我们的下一代，在读书方面，也能够有这种幸福还是别的什么？世上还有不平事，富了不完全等于文明，愚昧落后还是难治的顽症……我们做出版工作的，要多想想这一类问题。”
工匠精神
范用是一位素养全面的出版人，对书籍出版的全过程包括策划、编辑、装帧、排版、印刷样样精通，对成本核算、宣传营销等经营性事务也深谙其道。赵家璧曾评价：“做出版就应当对行内事务样样精通，我认为现今够得上称为‘出版家’的，也就此一人了！” 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高度敬业精神的出版家，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对各种评奖活动毫无兴趣，甚至拒绝领导要他申请参评出版界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范用亲自编选。为编该书，范用通读书稿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
只有小学学历的范用不但对书稿独具慧眼，而且是公认的装帧设计大家。张中行曾说：“在书的版式、装帧设计方面，非专业的，我最佩服两个人，南方是钟叔河，北方是范用。” 三联书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大量人文社科类图书装帧设计都出自范用之手，或者由他构思、美编再去制稿， 如“学术文库”“文化生活译丛”“新知文库”“读书文丛”等多套丛书，影响深远，至今流风不绝。
范用的设计风格简洁、清新、朴拙、擅长使用手迹、签名、印章、框线、版画、单纯色块，达到整体和谐，韵味深远，书卷气十足。他博采众长，量体裁衣，习惯于用手工方式制作封面，认为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要有书卷气，用手工制作比较相宜。“文化和学术图书，一般用两色，最多三色为宜，多了，五颜六色，会给人闹哄哄浮躁之感。” 同时，他提倡设计风格多样化的同时，指出不要忽视汉字等传统文化元素及民族特点，推陈出新。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在范用看来，封面是“第一享受”，一本内容好的书要给它穿上漂亮的外衣才完美；书是有生命的机体，丝毫将就不得，美术编辑在设计时要读懂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整体设计，用心于每个细节和角落，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尤其重视勒口和封底的设计。从1980年代初，他就在勒口和封底编排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和其他图书目录等信息，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三联书店的图书面貌，也影响了全国出版界。
范用对出版始终抱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态度。除了内容加工和装帧设计外，他还十分重视广告等营销文字的撰写，晚年编选了《爱看书的广告》一书。“为了学习前辈怎样做广告，我留意搜集以上诸家撰写的广告文字。用短短的百来字介绍一本书，是很要用心的。出版社的编辑应当学会写广告文字，这是编辑的基本功之一。广告文字要简练，实事求是，不吹嘘，不讲空话废话。”
正是在范用的努力和引导下，三联的书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书香味和书卷气，特色鲜明，极具魅力。杨绛有言，“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人文情怀
范用曾说：“我们做出版工作的有一种责任，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在几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关心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关心人们的精神生活，关心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出版有品格、有品位、有品质的好书，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用范用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为了读好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作为出版家，他一生追求出版好书，有出好书的眼光、品味和自觉，更有着出好书的胸怀、勇气和担当。
在杨绛《干校六记》因涉及“文革”而出版受阻时，范用想方设法寻找出版机会。得知胡乔木对钱锺书讲该书“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的十六字评语后，他立即说服社领导在三联出版，并在选题报告写道：“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
在阅读完傅雷家书的原件之后，“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我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女儿的都能一读”。 《傅雷家书》出版后，范用又在北京、香港、上海组织举办“傅雷家书墨迹展”，并对傅敏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正直有骨气的人，为人刚正不阿，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的书信以及手稿墨迹完全体现了这么一个人，字如其人啊！有些墨迹简直就是艺术品！举办这样的展览，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傅雷这种精神这种人文品格，作为大家立身处世的楷模！”
在得知有人阻止刊发巴金的《随想录》文章时，范用极为愤慨。正好巴金有事来京，他忙打电话问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给三联书店，一字不改出版，巴金表示同意。收到书稿，范用亲自设计封面、版式，并调用《毛泽东选集》的备用纸印刷。书出版后，巴金非常满意，致信范用：“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范用视书籍为生命，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主张把真正的知识推荐给人们，绝不会为赚钱而出版有害的书、无聊的书。陈原称赞道：“你能不时编印一些已逝或未逝的智者的书，可佩可敬。我们出版可能就缺少这样的出版者。或者你还在着手编其他智者的集子，但愿它们陆续成为事实。”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范用首重社会效益，坚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喜好编书，出版了夏衍、陈白尘、巴金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回忆录，茅盾、王任叔、夏衍、聂绀弩、胡风、宋文彬、徐懋庸、唐弢、柯灵、廖沫沙、秦似等著名文人的杂文集，在时代的夹缝中顶着风险出版所谓的“敏感书籍”，如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李洪林《理论风云》等，给读书界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为人们打开眼界提供窗口，三联也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魔鬼归魔鬼，恺撒归恺撒。’让那些捞钱的、制造废纸的、靠所谓‘轰动效应’骗钱的人干他们的。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
为出版的一生，为好书的一生，这就是范用的出版品格！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