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敏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信息部主任
引言
“任凭云舒云卷,潮起潮落;无论风刀霜剑,烟迷雾障,唯爱国之心和人文情怀始终未变。”这是李冬生80岁那年出版的自选集——《芸窗乱弹》前言里的一段话。这位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参加革命工作的热血青年到心系出版的期颐老人,改变的是时代和环境,不变的是信仰和初心。“60年职业生涯,退而不休;70年践行信仰,初心不改;80载与书为伴,笔耕不辍”,这便是李冬生一辈子的真实写照。
李冬生讲述自己与出版的故事
采访对象:李冬生,1928年生,安徽芜湖人。安徽出版集团离休干部,“全国十大读书人物”,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终身);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被中国文联授予“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60年”荣誉证书。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出版工作,曾任安徽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安徽省出版总社副总编、《汉语大词典》安徽办公室主任等职务。1991年离休后,义务进行报刊书籍审稿近20年,终审把关的《高士其全集》《宗白华全集》等先后荣获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采 访 组:卫敏 魏永
采访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天鹅湖畔书香苑
采访时间:2019年9月
口述整理:卫敏
奠定初心,铸就为国为民人生底色
采访组:生活中,很多人是因看见而相信,但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因相信而看见。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您当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怎样的信仰?为何会有这样的信仰?
李冬生:人们常说读书明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读书触发的。我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相反家境很好,家里有个大书房,书房里有不少藏书,其中包括五四之后的大量新文学作品,这对我产生了最初的影响。
上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地下党员(这是后来才知道的),经常找来进步书籍给我看,我的思想慢慢受到了影响。那时我姨妈在上海,一到寒暑假我就到她家去玩,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离她家不远的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那里有很多进步书刊,而且去看书的大都是进步人士。我就经常跟他们请教交流,思想认识因此有了更大变化。
在那段日子,我读到了《联共(布)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星照耀中国》《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我对党的认识慢慢从模糊变得清晰。但说那时候就对党的理解就有多深刻也谈不上,不过当时心里认准了一点: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了这样的信仰,我就开始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和考验,才慢慢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地下党交通员。
采访组:我们都知道地下工作危机重重,时刻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您当时都经历过怎样的危险?
李冬生:经历过的危险那就太多了。作为交通员除了传递情报,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护送机要员。印象最深的一次护送行动是从上海到芜湖,我化装成国民党17兵团司令部少校副官陈永,机要员则伪装成司令官的太太。就在轿车驶进上海火车站时,突然遇到部队盘查,而发报机就在我们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机要员反应很快,缓缓走下车,叼着烟不屑地说:“陈副官,让他们查呀!”那派头非常大,俨然一个官太太,搜查的国民党士兵也被震住了。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从车站里走出来两个人,“太太,你们来啦,赶紧上车吧”,边走边对盘查的士兵说,“我是车站副站长,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来接司令官太太”,不容分说接过我手中的皮箱就带着我们上了列车。虽然已是深秋,可我的后背都湿透了。可谓千钧一发,就像谍战片一样。在南京换车和抵达芜湖终点站又遇到了盘查,同样非常惊险,都是生死考验。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当时都是命悬一线。
当年我所在的芜湖地下党小组共有25人,到1949年芜湖解放时,只幸存13人,牺牲的12个同志都是十几二十岁。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呀!
采访组:经历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您觉得积累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对您此后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
李冬生:当年传递情报为了保密,只能口头传递,交接情报时要完全集中注意力,必须记清楚每一个字。长此以往,不仅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更让我养成了做事高度专注的习惯。只要开始工作,我就很少会受周围事物的影响。
地下工作对时间要求极高,错过一次接头可能就断了跟组织的联系,说几点几分在哪里接头,就必须几点几分到。因此我的时间观念极强,答应别人的事一定按时完成,绝不拖拉。后来在编辑工作上,我从不会因个人缘故导致书籍延期出版。
另外,革命工作教会我要坚决听党话、跟党走。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讨价还价,尽心尽责做好自己的事。不该问的从来不问,不该说的从来不说,很多需要保密的事情就算对家人也从来不多说一个字。
总之,地下工作是生死斗争,任何时候都必须精细、小心、谨慎,不能犯一丝一毫的差错。这个好习惯对我一生都影响巨大,特别是后来我从事出版工作,编校就没出过任何差错。
独守匠心,成就精益求精文化匠人
采访组:您说您编了40多年的书,从没出现差错,具体是如何做到的?您所理解的“工匠精神”是怎样的?
李冬生:个人觉得工匠精神就是要做到专心致志、精心操作、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要有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心,还要有持续创新、不断学习和默默奉献的精神。
我工作中几乎不出差错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时刻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二是具备过硬的编辑技能。都说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进入出版行业第一天起,我就深刻地感到,编辑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不能仅仅为“稻粱谋”,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所以编辑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使命,不仅要传播正确的知识,更要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读者负责,为下一代负责。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敢出错吗?同时,还必须具备娴熟的编辑技能和专业素养,包括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了解、专业知识的积累、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等。
我曾参与编审过《宗白华全集》,这套书后来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其中一卷是宗白华未发表作品合集,全是原稿,每一处典笈我都必查出处,每一个模糊的字我都反复揣摩,真有点像古代诗人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力求完美,不留一点瑕疵。
采访组:图书编辑看似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其实创新才是其本质。40多年的编辑生涯,您是如何做到常编常新、不断突破的?
李冬生:编辑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不是简单重复更不是模仿,可以创新的地方很多。比如,内容上的创新。习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这对我们编辑都是非常现实又深刻的指导思想。
还比如,角度上的创新。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现在我们挖掘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围绕古典名著可变换角度进行全新解读、再次创造,这方面能做的文章太多了。
此外,作为编辑还要不断发现新作者,和不断成长起来的作者保持联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采访组:有人说编辑必须是博古通今的杂家、思想精深的专家,才能出精品出经典,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
李冬生:活到老学到老,对编辑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首先,要学的就是最新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出版导向,不犯政治性、导向性错误,这是出版人必须坚守的底线。
此外,要注意多学科领域的拓展、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文字能力的提升,做到既是杂家又是专家,做一个学者型编辑。其实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每编一本书就是一次自我提升,要在日常工作中做个有心人。
注重学习还要多用善用辞书。我家里就有几十种辞书,除了《辞海》《辞源》这些通用辞书,还有很多专业辞典,像《唐诗大辞典》《宋词大辞典》《敦煌大辞典》都有。遇到拿不准的问题,我都要查查辞典。
同时,要成为一名好编辑,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都说“功夫在诗外”,编辑工作也是如此,很多功夫都在“编外”。就拿我来说,只要是跟艺术有关的东西,我都感兴趣都想了解。这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这样长期积累,编辑的图书才能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热血丹心,谱写德艺双馨烂漫情怀
采访组:离休之后,您又在出版领域继续发挥光和热,这期间从事了哪些重要工作、编审了哪些重要著作?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李冬生:我是1991年正式离休,但作为一个编辑我却没有休息。领导让我继续协助审读报刊书籍,这一干就快20年,几乎全是义务劳动。后来,我的双眼黄斑病变,视力严重受损,审读工作才停下来。
这期间我审了大量书稿,大部分都是理论性、政治性、学术性强和敏感度高的重点图书。比如《高士其全集》,篇目极多,做一份科学完备的目录都很困难,在内容上需要反复考证的地方更是数不胜数。我花费极大心力才完成审读,撰写了详实的审读报告,最终这套书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我还参与了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等作品的编审工作。当时我觉得这是学术价值极高的书,虽然有些敏感,但必须拿出编辑的担当精神,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将其出版出来。后来市场反响非常强烈,也证明了我当初的判断。
采访组:大家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出版界的前辈和大家,这么多年来,一批批出版人在您的指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您觉得教给学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李冬生:不管是工作还是离休后,只要有人找我问问题,我都一定倾囊相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离休后我家几乎每天都有来访的编辑,常常一聊就是半天。对有经验的编辑,我主要就是点拨思路;对刚入行的新编辑,我几乎是手把手教他们策划选题、审读稿件。作为老编辑,我觉得能给他们的就是工匠精神,这是编辑人员最有用的“金刚钻”。
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社长、总编,跟我一样,也开始指导和带领出版新人成长起来。所以,出版事业是需要一代代人去做的,出版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代代人去传承。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纷繁的世界,青年编辑更需要沉下心来,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
作为老出版人,我想,除业务上的指导,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定力,任何时候都要把握住自己,不要迷失方向。什么是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呢?就是要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出版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广大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工作中始终保持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就不会过多考虑个人私利、不会为外界利诱所动,就能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愿“为他人作嫁衣”。
采访组:在图书出版领域,有些地方一度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过分追求数量和经济效益,出版的作品有“高原”无“高峰”。在新时代,对出版业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您对后来者有怎样的寄语?
李冬生:我觉得首先要努力创新,抓好原创。我们安徽是文化大省、出版富矿,立足安徽可以深挖的宝藏非常多。比如:徽州文化、桐城派、建安文学、老庄文化等。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新时代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安徽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在出版方面都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各种新发展、新事物都是可以挖掘的出版资源,都是创新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要拥抱技术做好融合。现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技术为传统出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个发展机遇,必须紧紧抓住不能掉队。我同样认为传统出版不会消失,会跟数字出版同步发展、比翼齐飞。未来,传统出版可能会逐渐走向精品化,内容更精细、服务更精准、装帧更精美,散发其独特的魅力。但不管未来如何发展,内容始终是根本,编辑永远是主角,要永远在出版舞台上演好自己的戏。
今年我已经91岁,到了这个年龄,对很多东西都不在意了。但我依然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看《参考消息》《新闻联播》,关心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关心安徽出版集团的发展,一如既往对《安徽画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笃志潜心,见证出版70年沧桑巨变
采访组: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出版?当时的安徽出版是怎样的?
李冬生:尽管1977年我才正式进入出版系统,但1952年我在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时就开始接触出版了,可以说出版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中了。
安徽最早成立的是安徽人民出版社,那是1952年的事。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各项工作都刚刚起步,出版也是如此,所以一开始出的书不多,书的种类和内容也很单一。
虽然条件不好、技术有限,但当时对文化事业非常重视,我所在的《安徽画报》就是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亲自关心下创办起来的。1958年《安徽画报》创刊,当时全国只有4家省级画报,省里还专门向中央申请了一台彩色印刷机,这是当时全省唯一一台彩印机。画报也不负众望,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朱德等领导视察安徽的重要时刻,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印记。
采访组:改革开放后,全国各行各业都进入了发展新时期,安徽出版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冬生:改革开放让安徽出版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从量变到质变,不断解放思想、敢为人先,让安徽出版迈向了全国出版的前列。
在重大选题的策划上,我们先后出版了《傅雷译文集》《胡适全集》《李鸿章全集》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图书。这些文集的出版,不仅学术价值高,其中一些作品更是突破了此前的“禁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之后,国内其他出版单位也陆续出版此类书籍,安徽出版算是先行者。
在优秀版权的引进上,我们很早就开始重视此项工作,像大家熟知的《新概念英语》最早就是安徽科技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在当时绝对算是超级畅销书了。我们还出版了一大批欧美作家的经典名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马克·吐温、莫泊桑等大家的作品。那时候读者想看世界名著,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安徽出版。这些都形成了安徽出版的品牌和影响力。
在机构改革上,大胆创新。早年安徽只有一个出版总社,下设科技、文史、文艺、少儿等出版部。为加快推进出版事业繁荣发展,安徽从1979年1月开始,就依托各出版部门陆续成立了专业出版社,让出版的图书专业性更强、品种更丰富、内容更多样,市场影响也更大。现在9家出版社就有4家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很了不起!
采访组:进入新世纪,安徽出版的发展又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李冬生:我矢志于出版,即便离休,也没有停止编辑工作,所以,安徽出版的发展变化我总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特别是2005年安徽出版集团成立后,安徽出版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以出版为主业,同时大力发展出版相关产业,成为全国知名的出版集团,连续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真正走到了全国前列。
还有一点我感触很深,那就是数字出版、融合发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比如,前两年出版的《昆曲艺术大典》,历经十余载苦心整理编撰,成书149册,收录了明代以来600多年间昆曲最重要的文献、谱录、音像资料,成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为全面科学的昆曲典著,太珍贵了。更可贵的是,时代出版还对大典中的艺术资源进行了数字化的修复、转化、再现,让如此宝贵的资料更易于保存、易于传播,提升开发利用价值,功不可没啊!
我很庆幸自己能见证安徽出版的沧桑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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