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教育出版社 编辑 徐鹏
许振轩，别名面壁生，出版家、书法家。安徽宿松县人，1933年生。1958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科，师从古典文学大家吴孟复。1982年调安徽教育出版社任编辑，旋任副总编，先后被评聘为副编审、编审。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理事。策划出版《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邓以蛰全集》等大家全集及美学专著，使安徽教育出版社成为国内美学图书出版重镇。所编图书荣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畅销奖、安徽图书奖等。点校《文学研究法》《称谓录》《麝尘莲寸集》《儿女情浓传》等古籍图书，著作有百来万字，参加了《诗经鉴赏辞典》《宋词分类鉴赏辞典》《元人小令鉴赏》的撰写。
徐鹏，安徽教育出版社学术文化出版中心编辑。
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82年成立，同年，许振轩从省教育厅调至安徽教育出版社，开始了编辑生涯。他和他的同仁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社史上的拓荒者、开创者。1983年，许振轩接到第一本书稿《通俗美学》。机缘巧合，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促成了他对编辑生涯目标的思索，他暗下决心，要专攻美学，弘扬地方文化，出版皖籍名人大家文集。从朱光潜开始到宗白华、邓以蛰，这三位安徽籍的美学学者，其个人全集由许振轩在领导支持下、同人帮助下，组织策划、编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完善美学选题结构，许振轩还组织出版了《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中华美学大词典》、《授受美学》、“宗白华著译精选”等图书，奠定了我社学术文化出版的格局、优势与方向。
经过这一番开拓，安徽教育出版社在美学出版领域的成果蔚然成林，享誉全国。在20世纪90年代，美学界曾广为流传两句话：“世界美学热在中国，中国美学热在安徽。”所谓“中国美学热在安徽”，一是表明安徽学者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因为安徽教育出版社在美学著作出版的声誉之隆。直到今天，美学学者也以其著作能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为荣。
这场访问在2019年9月进行，许老已是86岁高龄。访问当天，秋高气爽，作为后学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许老。他思路清晰，眼神清澈，声音洪亮，回忆起编辑生涯，情绪饱满，细节清楚，丝毫不见耄耋之态。忆往昔，他不提困难与波折，笑谈与大学者的交往趣事。说出版，他滔滔不绝，神情严肃而认真，兴致高昂。
许老的夫人林老师，已80岁高龄，曾是一位优秀的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在采访中，她忙前忙后，对许老的编辑工作十分熟悉。多年来，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孩子教育，只为许老能专注出版事业。当年，两位老人还一起点校了《麝尘莲寸集》，他们琴瑟和鸣，又是一出佳话。
本文以许老自述为主，访问者另将许振轩散见各处的对编辑业务的论述，加以整理，写进相关段落。
初心：热爱美学，弘扬地方文化
徐鹏：许老，回顾您的编辑工作，策划选题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许振轩：我们安徽教育出版社，是安徽的地方社。根本的想法就是要把安徽推向全国，把安徽名人、大家推广出去，弘扬安徽的文化成果。，最初是一份任务，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名家大家的学术著作一直没有系统整理、出版，而这批名家大家这时或已去世，或已衰老，我决心出版他们的全集，还有抢救文化的信念。我的编辑生涯始于1983年的一本《通俗美学》但是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了解了这门学科，看到了前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由黄药眠发起的关于“美是什么”的美学大讨论，影响很大，我自己也很关注，看了许多报刊文章，对三大派的代表人物、观点，争论的过程，都颇有兴趣。结合这本《通俗美学》，我就在心里想，我要出版美学界这三位安徽籍大家的全集（宗白华自己说是半个安徽人），他们是当时美学一流的三位大师，这个想法必须实现，没有退路。
美学，是一门新型学科，诞生于西方。19世纪由传教士传到中国来，中国有两位大师作了最早的研究，一个是蔡元培，他的主要观点是“美育代宗教”；一个是王国维，他的理论根源于叔本华，但那个时期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美学观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学者，如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去英法德日学习美学，学成归来，他们吸收了国外的理论，结合自身知识，纷纷独辟蹊径，来开展中国美学的研究，继而涌现了一批美学家，并在中西学术观点融合之下，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美学思想。特别是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不同流派观点的论战、探讨，对形成中国美学的基本思想起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和框架。
安徽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对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全集的出版，包括目前正在策划出版的吕荧全集，以及组稿而未能付梓的蔡仪、王朝闻文集，目的是保存大师云集时代的那些珍贵的学术文献资料，以期推动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历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徐鹏：谈谈您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通俗美学》，这本书大概是说些什么的？
许振轩：《通俗美学》是一本关于美学的通俗读物，契合了当时美学热的文化潮流，适应当时进行美学教育的实际需要。作者王明居扼要地介绍了不少中外的美学理论知识，生动地描述了一些自己的审美体验。
这本书1985年8月出版，到了1987年印至43000册，销售一空。这本书获得了全国图书畅销奖。当时，由我代表安徽教育出版社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颁奖典礼，胡乔木同志颁奖。颁奖的时候,我对他同志讲了一句话，我说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朱光潜全集》。胡乔木同志是安徽天长的女婿，他当时连说，“该出，该出。”
徐鹏：《朱光潜纪念集》是先于朱光潜先生全集出版的吗？
许振轩：朱光潜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朱光潜纪念集》在1987年4月出版，该集收集了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朱光潜亲友、同学所撰的回忆、怀念文章，并搜集了大量的照片，朱光潜的夫人奚今吾先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组稿审稿过程中，我有个想法，想请胡乔木同志也写篇文章，以表纪念，因为他对朱光潜全集的出版事宜是表示肯定的。这个想法能否实现呢？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还是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邀请胡乔木写一篇文章，以纪念朱光潜先生，并收录集中。没想到，很快，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胡办”就寄了一封信过来，打开是胡乔木同志用圆珠笔写成的一篇《我与朱光潜先生》。秘书还附了一封信，说因胡先生手头没有材料，文章写得仓促。我非常高兴，把这篇文章收录到了集中，把他的原稿保存至今。
徐鹏：《朱光潜全集》是皖籍美学大家全集的开山之作，朱光潜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泰斗，您是怎样争取到了这部书稿呢？
许振轩：《朱光潜全集》收录了先生的全部著作、译文和书信，共二十卷。编纂体例上大致分为著译两类，类下再分为已刊、未刊两种，继而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比对各版本，取最优者为底本。为保存历史的真实，对朱先生的原文不作任何增删与修改，只在订正文字讹误和统一译名方面作了必要的工作。
社里决定出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全集，由我分管编辑工作，并让我同朱先生家属洽谈。朱光潜的侄子当时在安庆，叫朱式蓉，经张崇贵社长介绍，我与他取得联系，把他从安庆请过来和我一起去了北京，做朱光潜夫人奚今吾先生的工作。当时另有两家出版社有出版朱先生全集的计划，并已同朱先生家属联系。恰好此时，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两位局长和我社两位领导都在北京。我一方面与其家属商谈；一方面向两位局长汇报，在他们的支持下，与家属达成了协议，家属同意将朱光潜全集交给我们社来出版。
《朱光潜全集》出版的消息，1987年第五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有刊载，引起了学界的瞩目。夏秋之交，我社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朱光潜全集》的新书发布会，国内许多学者参加了这次发布会，如王朝闻先生也在列。可以说，《朱光潜全集》不论在美学史上，或是出版史上，都是一座里程碑。
《朱光潜全集》出版了以后，是一座高山，孤零零的，一棵大树，光秃秃的，终不成气候。我想，要使出版美学成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特色，必须出版一系列而且是高层次的美学著作，即出版几套类似《朱光潜全集》的大家文集。
徐鹏：在组织出版朱光潜先生全集的时候，您就开始策划《宗白华全集》了，那过程是否顺利？这套书也获得了社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奖项，您当时的心情如何？
许振轩：美学界把朱光潜、宗白华这两位美学界泰斗，比喻成“双峰并秀，二水争流”，宗白华先生在中华美学、古典美学领域匠心独具，融汇贯通，学问很深。当时，国家对两位先生的研究方向是有分工的，朱光潜专攻西方美学，宗白华专攻中国美学，并希望两位先生分别为两个方向撰写美学史，以作高校教材。
宗白华先生这个选题，我前后共跑了五年，先是在先生病床边探望问候，先生去世后，又继续探望多病的宗夫人，联系没有间断过。他的家人先是坚持，宗白华先生留世著作仅《美学散步》《艺境》，再无其他，何谈全集呢？我不死心，就追问了一句，“那有没有未刊的文章呢？”宗白华儿子宗涛先生答，“那有一麻袋，放在床底下，正准备处理掉。”我赶紧说，“不要处理了，交给我，我来找林同华整理。”林同华，是宗白华唯一的研究生，我们请他赶往北京，把稿子背到了上海，一一整理了出来。由此，才有了这四大卷本的《宗白华全集》。
季羡林先生在评论《宗白华全集》时写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宗白华全集》时，不惜精力，在一堆准备处理的“废纸堆”中，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文章，所以《全集》中所收著作，有百分之六十都是首次面世。季先生所言，是符合这套书实际的。
《宗白华全集》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我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礼。黄书元社长推我上台发表感言，临时上阵，说了这么几句，大致是，“像《宗白华全集》这么重要的著作，编辑工作要做到全和精，现在看来，既不够全，也不能说精，但是，我们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还介绍了《宗白华全集》的组编过程，深受与会者的赞赏。
徐鹏：在朱先生和宗先生全集之外，这个时期您还编辑出版了《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这套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许振轩：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缺憾。朱先生生前本有意补写，终因年老力衰而未竟业。我编《朱光潜全集》第六卷和第七卷时，注意到这一点，想组织一部《新编西方美学史》书稿。国家“七五”出版规划中原有此选目，但没有人能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因此，我组编了《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这套书。当时，因为编朱先生、宗先生的全集，常跑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北大的老师，关系都很好。了解到，阎国忠教授对西方美学研究功底很深，因此我邀请他做了这套书的作者，他欣然应允。借这本书，以弥补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的不足，又为新编西方美学史作些铺垫。在我社美学选题上也做了有益补充。
徐鹏：《邓以蛰全集》仅有一卷本，邓先生同样是安徽美学大师，存世之作为何仅搜罗到这一本？
许振轩：邓以蛰，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五世孙，也是邓稼先的父亲，家学底蕴深厚，是中国大学讲授美学的第一人。邓以蛰、宗白华二先生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文坛，故时人有“南宗北邓”之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校院系调整时，邓、宗二先生相继来到北京大学，与朱光潜先生一同执教，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朱光潜在西方美学方面独领风骚，宗白华在中国古典美学方面开宗立派，邓以蛰在中国书画美学方面独步学坛。三位先生都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邓先生和朱先生都是安徽人，宗先生是“半个安徽人”，所以我们早就把印行三位先生的全集列入出版计划。
《邓以蛰全集》的组稿过程几经波折。先是多方打听，找到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表达了想出版邓以蛰先生全集的想法，许鹿希先生表示感谢，很高兴我们愿意组织力量出版，但她说，“稼先不在了，我只是个医生，没有什么办法，你们可以联系一下稼先的弟弟，邓槜先。”我到了武汉，又转车去湖北襄樊市找到了他，他收集了一些东西。但邓以蛰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讲稿、笔记及其他未发表的遗作，已荡然无存。一座大厦倒塌了可以重建，这一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邓以蛰的一位学生，刘纲纪先生，出于对老师的深厚情谊，主动为全集收集了部分资料，并为全集撰写了邓以蛰先生生平著述简表。
这部著作虽称“全集”，却远非邓先生著译的全部，但它是邓先生家属和我们尽力收集到的邓先生的著译，主要著作均已收入，足以反映邓先生的精湛学识和多方面的成就。后来我找到邓先生的一点遗作和发现邓先生遗文的线索，想出增补本，但我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了。由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先后推出三位乡梓先贤之全集，可谓一大盛事。
徐鹏：《中华美学大词典》这本书已成为我们编辑室的案头工具书，您当时怎么想到编辑出版这样一部美学词典呢？
许振轩：《中华美学大词典》这个项目是我自主策划的，主编林同华先生，也就是宗白华门下唯一弟子，也正有此意，我们一拍即合。为什么要组织出版这个大部头呢？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国家召开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委托宗白华先生为全国高校编写一部《中国美学史》教材，这项工程因“文革”而中辍。接受任务后，宗先生对中国美学史作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写了许多文章，做了不少笔记。收录在《宗白华全集》中的《中国美学史论集》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但《中国美学史》终未能见书，出《中华美学大词典》这本书，就是为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论集》做补充，弥补缺憾。
周汝昌先生曾撰文，呼吁应编一部《中华美学大辞典》，他在文中说“中华美学本来散见在各种文集书体之中，内容至广至富至要，而一向缺乏系统的整理辑录。因此，必须出版一部中华美学的大辞典。”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美学大词典》适时出版了。这部辞典近两百万字，既保存了宗白华先生学术思想的原貌，又做了细致而艰巨的校勘工作，使原作不完善、不易被理解之处，得到解说，让读者便于把握。
为做好这本书，主编林同华先生组织了一批学者，我也请安徽美学家郭因襄助。经过了十个寒暑，才终于完成。这对于中国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归纳、总结及走向世界，意义重大。
徐鹏：《宗白华全集》出版后，您为什么又要选编“宗白华著译精品选”，与全集相比，这套选本有什么特殊之处？
许振轩：这套选集是我应万直纯副总编之约选编的。《宗白华全集》是供美学和美学史的研究者使用的。我选编这一套“宗白华著译精品选”，一是为了满足一般青年美学爱好者的需要。二是所谓全集其实都是不全的，《宗白华全集》也不例外。全集出版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宗先生的书稿，其中适合编入精品选的，这次都收进去了。如《诗话的美学意义》《戏曲座谈会上讲话》都是根据手稿整理的，《歌德与席勒订交时两封信》也根据手稿补全了。
当时，市场上已出版的选本有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已出选本，大多没有精编精校。比如《艺境》有个选本，收《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不到一万字的文章，中间就漏掉了一千四百字。再如《美学的散步》某个选本，收《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全文不到一万二千字，中间竟漏掉一千六百余字。
这套精品选当然也不能说就尽善尽美，但可以说大的差错是不会有的。
徐鹏：您还编辑出版了《常任侠文集》，常任侠的研究我并不了解，他其人其学以及这个项目有何特点？
许振轩：常任侠是搞东方艺术史研究的，毕生勤奋钻研，著作宏富，他的东方艺术史学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以及东方艺术交流史，这三个维度展开，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搞东方艺术史研究。常任侠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权威，当时全国影响都很大。他与徐悲鸿关系很好，徐悲鸿曾牵线为他出了好几本关于东方艺术的书。在1945年，他受泰戈尔之邀，去了印度讲学，归国后，他的学问热度有所降低。但他作为安徽籍名家，我们应该为他出个文集。
到了北京，找到他家，已经搬走了。又去中央美院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去找，夫人在家，才知道他住院了，在医院里看到他，先生已无力再整理书稿。本来常任侠先生的文集，恐怕要就此搁置了，没想到中央美院有个年轻人，叫沈宁，他很崇拜常任侠先生的学问，自己一直在收集整理常先生的讲稿、文稿，通过常任侠的夫人，我知晓了这件事。就通过夫人找到沈宁，把书稿交给沈宁来收集整理。
徐鹏：您对《阿英全集》的编辑出版，有无特别的回忆？
许振轩：阿英的家人找到我们社，想请我们组织力量出版《阿英全集》。当时社里开会论证，大家都发表意见，我说，在文艺评论上，阿英是一流的，也是安徽的一位名人大家，他的全集该出。
《阿英全集》收辑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及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日记、书信等。全集的著作，在各部分中，大体按时间编次。《阿英全集》书稿是由阿英哲嗣、作家钱小惠收集整理的，因此编辑出版十分顺畅。在人民大会堂《阿英全集》新书发布会上，全集深受当时文联主席的赞赏。
未竟的事业：老有追求，初心不改
徐鹏：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这么多年，您有什么遗憾吗？
许振轩：在组织宗白华先生全集的同时，我也组织了另一位美学家王朝闻的全集的出版工作。一次我与王朝闻在他家中闲谈，谈到起劲时我试探着问，“王先生，你的全集给我们出版可以吗？”王先生笑了笑说，“我的全集等我去见马克思之后再出版。”启功先生后来对我说，“人只有死了才出全集。”不过我当时还真就出版《王朝闻全集》同王先生与简平同志（王先生夫人）达成了协议：王先生一直写下去，我们一直出下去，王先生写多少卷，我们出多少卷，出完为止。新华社把这一消息发表后，四川省委宣传部出面说，王先生是我们四川人，他的全集到安徽出，我们不好交代。我们理解王先生的处境，把《王朝闻全集》让给了四川。这是我编辑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组编了《授受美学》，此书综合反映了王朝闻美学思想，颇受王先生赞许。
另一个是《蔡仪全集》，书稿虽已整理好，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这是我的又一个遗憾。
徐鹏：您是《吕荧全集》的主编，书稿的搜集整理已历时近二十年，能谈谈为什么退休以后要做这套书吗？
许振轩：我不是美学家，不懂美学；但我爱读美学著作，景仰几位美学大家，喜欢编辑美学书籍。在编辑组稿美学大家全集的时候，我开始关心吕荧，感佩他的风骨。1993年退休以后，我在没有吕荧亲属和单位提供片纸只字的情况下，独自正式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决心编一部《吕荧全集》，经我申请，安徽教育出版社列入了选题计划。由于历史原因，吕荧存世的作品均无再版，收集书稿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历时快二十年。现在这部书稿已正式编校，近日出版，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给中华美学的确立添上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今年正值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此书出版，作为我们奉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距离安徽教育出版社成立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一代又一代的编辑，跟随着许老及前辈们的脚步，初心不改，众志成城，在专注美学、弘扬地方文化的出版事业上，持续耕耘，硕果累累。出版前辈们勇于开拓，百折不回，承传文化学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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