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琼 浙江人民出版社 编辑
一、问题的提出
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从在竹木简牍和缣帛上书写到雕版印刷，编校工作记录了人类的文明，同时，在今天这个大变革不断发生的时代，通过出版工作，我们能直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移动互联网崛起的冲击、新知识观和商业观的诞生、出版的深度融合……它们让我们感受到时代在变革。同时，我们的出版也在记录着变革，书写着新时代。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编辑？新时代对出版业和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编辑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发展迅速。从出书品种来看，1950年我国每年出书仅12153 种，1978年为14987种，而2017年已增至约25．5万种，出版业很好地解决了图书“有没有”的问题。当前，要走高质量出版之路，跟上中国消费市场升级的步伐，跨界融合发展是可能的路径之一。一方面，出版业跨界融合与转型升级一再被强调，这需要相应的复合型跨界人才的支撑，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出版业人才培养框架中，出版人才只是在一个固定的认知模式中，按照传统的编、印、发职责分工，划分为编辑、校对、印制、编务、发行等职业岗位。在编辑人才这一岗位上，出版单位对编辑人才通常的培养路径，是由老编辑“传帮带”培养新编辑，编辑数十年如一日地伏案工作，最终成为拥有编审等高级职称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对传统出版有价值，但要应对跨界竞争则远远不够。新时代出版人才的创新培养，是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换的关键。
实际上，编辑的知识结构和职业身份决定了其在社会文化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关于编辑到底是应该做一个“专家”还是“杂家”、如何做一个“专家”或者“杂家”的讨论由来已久。20 世纪80年代更是掀起过“编辑学者化”的讨论热潮，这里的讨论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对编辑这一职业要求的提高。“复合型跨界人才”，可以看作是“杂家”的一种新的称谓。编辑提高自己的素养、完善自我的途径不应该只集中在“学者化”一个方面，毕竟，“学者化”仅仅是提高编辑业务水平的一个方向，出版的多元化和跨界融合，对应的应该是编辑职业发展路径的多样化。换言之，编辑不应该局限在自己的职业身份之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编辑人才理想的成长路径应该是在知识结构和业务技能、职业身份上探索多种交织融合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认知有可能带来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互联网＋”“出版＋”“IP运作”等概念的冲击下，编辑对于自身职业发展会产生迷茫与焦灼感。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是有限的，样样都通也意味着在每个方向上都不能精专，从普通编辑到编辑家的跨越也很难实现。这样的困惑或许大多数时候是被淹没在书稿之下，消解在忙碌之中的，但它是每一个有出版理想的编辑都要面对的问题。
二、编辑与作家身份的交织
编辑与作家身份融合，是编辑职业的一种方向，也是一种很成功的融合方式。
这两种身份相伴而生，二者的融合古已有之，也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成就的文章可以被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伟大的编辑家，则往往能总括千古，归一家言。古代的编辑家和作家的身份常常没有那么明确的划分，可以说，每部流传千古的名作背后，都有着一位或者多位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铸的兼编辑与作者于一身的创作者。近现代的中国，当编辑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独立出来之后，仍然出现了不少集编辑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名人，如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丁玲、徐志摩等。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范围再放大一些，会发现几乎每一位文学家都或多或少地从事了编辑工作。编辑出版，甚至可以为近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关照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了一批既是作家又是出版家的当代著名编辑出版人物，如鲁兵、聂正宁、唐浩明、周百义，等等。此外，当下还有一批成长中的青年作家编辑活跃在出版界和文学界，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编辑孙玉虎，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内在规律是什么，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现实的启发？本文拟通过对新中国三代作家型出版人中的代表人物进行案例分析，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究。从这些出版人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中国出版70年的砥砺奋进。
鲁兵是首届韬奋奖得主，192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鲁兵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从就读于浙江大学期间创作儿童诗正式开始的。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文学这一文学种类在中国的现代发生和发展，恰恰有赖于文学编辑。新文体的诞生，与儿童出版物的兴盛密切相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鲁兵于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5月，32岁的鲁兵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成为一名出版新人。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儿童读物奇缺，全国可以称得上“儿童文学作家”的不过少数几人，每年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只有二三百种。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极大注意，因此委托团中央建立并领导少年儿童出版社。鲁兵当时所属的第一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编辑新创作的文艺书籍。1956年，出版社领导研究决定，委派鲁兵主持《小朋友》的编务工作。《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第一任主编是著名作家黎锦辉，之后吴翰云、陈伯吹都担任过主编。鲁兵在担任《小朋友》编辑工作的时候，主张画作的艺术性和生动有趣，以中国传统艺术培育儿童的审美。经历了各种运动之后，1977年3月，鲁兵回到上海，在“翻译组”，即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当时的译文社的一把手是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她深知业务对口对一个知识分子才智发挥多么重要，因此主动征询鲁兵意见，是否要回到少儿社工作。鲁兵当即表示愿意。鲁兵重回少儿编辑岗位的第三年，也就是1980年的10月，轰动一时的《365夜》上册出版了，下册则于1981年7月出版。当年，《365夜》成为了超级畅销书，到1987年上半年，印数已经超过了600万册。这365篇作品是从大量的素材中挑选出来的，由多名作者写作，并且经过了大量的改编。这样的加工改编，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在儿童文学中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鲁兵不仅是《365夜》的作者之一，还对这365篇作品一篇篇地思考、润色，对其中的许多篇故事进行了改编。出版之后，他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工作，更换了104篇，并对入选作品进行细致地加工润色。鲁兵创作的文字，是真正贴近少儿的阅读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同时他又有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坚持儿童文学要具有教育性。20世纪60年代初，鲁兵就提出了“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论点，并将这一论点始终贯穿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儿童文学是文学，它应当遵循文学的规律，它的对象是儿童，任务是教育。鲁兵把写作和编辑工作都视为乐事，他把“古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中的“苦恨”二字改为了“自喜”。他不管在写作还是编辑工作上都做得很圆满。
聂震宁出生于1951年，是我国当代出版业领军人物，第十届韬奋奖获得者。聂震宁自1981年开始，在《金城》文学杂志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不久后调至漓江出版社。中国出版改革始于1979的年长沙会议，而聂震宁正好在这个时期进入出版行业，经历了从编辑到总编、社长、局长、总裁等多重身份与职位转换，融通文学、出版、经营、管理、学术等多重实践与思维，见证了中国出版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转型期，亲历了中国出版业纷繁复杂的多个层面，操作了许多声名远播的经典出版案例，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聂震宁是以作家的身份走上编辑岗位的，对文学创作和出版实务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聂震宁的出版实践中有比较明显的将文学创作中的创新理念转化到出版领域的思维方式。聂震宁在出版工作的实务中也有着很强的创新意识，他说自己“总在考虑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富有创意”，并且曾经表明，“最大的快乐就是把（中国出版集团）这部长篇小说写好” 。聂震宁认为，出版人要有“成长精神，首先是进取精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艺术的创作没有止境，人的成长也没有止境。作家和编辑才能如果能够很好融合，是能够有利于在更高的层面上产生更大的成就的。以作家的身份进入出版事业，有着强烈的作者意识，一方面，作家型编辑对于作家创作的辛酸会有同情之理解，另一方面，一位优秀的作家应当具有开阔的思想、对理论的敏感、全球化的视野和用前沿理论改造本国文学的热忱努力。编辑决定了出版物的风格，内容、文字、题材、装帧等一系列元素构成了出版物的风格，也代表着编辑的艺术水准和审美水平。
1999年，聂震宁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评选二十世纪一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将百种图书重新出版（全100种共109本）。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进军少儿文学市场，引进了《哈利·波特》。2002年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这是中国学者和出版社首次给外国作家评奖的一项活动。聂震宁还组织出版了《张之洞》《历史的天空》等优秀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推出的涵盖了古今中外文学精品的书系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孙玉虎出生于1987年，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的银葵花奖等，是青年作家型编辑中的代表人物。孙玉虎曾在《儿童文学》杂志担任了7年编辑，目前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任儿童文学编辑。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中国为鼓励优秀儿童文学创作而设立的奖项，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起，并称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孙玉虎认为，从事编辑工作没有磨损他的艺术感觉。他说，“我是在做编辑的过程中慢慢领悟和调整我的创作的”，“我的编辑哲学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观，之前我写小说只考虑如何表达好自己的内心，现在我会思考如何在我的故事里掏出一个洞来，透过这小小的洞，我要努力让我心里的幽暗和微光照耀到读者那里。”孙玉虎曾经分享，他在写作的时候，一个“分身”便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用编辑的目光来审视写作的他，这是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带来的视角。孙玉虎也是一位优秀的编辑，2018年，他策划编辑的图书《海龟老师》获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此之前，经过他全力争取，通过的一个选题《夜色玛奇莲》实现了100万册的销量，版权输出到了台湾，并已经制作成为动画片。编辑的风格代表着编辑的艺术水准和审美水平，正如老舍所言：“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运动和风格的形成，不是字句的堆砌，是由心中提炼出来的，是心灵的音乐。”同时，孙玉虎也是一位善于发现文学新人、善于鼓励优秀的文学创作者的编辑。巴金曾说过，“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介新的创作。”孙玉虎也将发现优秀的创作者视为编辑工作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不优待名家，不薄待新人。
三、编辑身份的可能性
“才胆识力”，是清代叶燮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概括。“才”，是艺术的创作才能；“胆”，是自由创造的勇气；“识”，是见识与知识；“力”，是艺术创造的生命力。以“才胆识力”穷尽此心之神明，便能有好的作品诞生。
通常而言，作家和编辑需要的能力各有偏重，而集作家和编辑于一身的创作者，应该是同时具有艺术创造才能、自由创造勇气、见识、知识以及强大的艺术创造生命力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出版实务这两方面的活动可以促进这四方面才能的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上案例以及其他大量的实例中看到这一点。
作家与编辑的身份融合，是出版人才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从现实中来看，有不少编辑是怀着文学的理想进入出版行业的。如何在编辑工作中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可以从作家型编辑的成长路径中获得启示。我国有编校一体的传统，对于目前编辑和作家分野的问题，聂震宁提出过自己的看法：“那时的出版社都比较注意选用有成绩的作者来做编辑。我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现在似乎已经比较少这么做了，写作与编辑的职业分野比较明显了。这样是不是就一定好呢?我看未必。一家出版社，拥有几位既在学科专业上有一定的造诣，又能出色完成编辑出版业务的两栖人物，总是激动人心的，对品牌的打造是大有益处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既在学科专业上有一定的造诣，又能出色完成编辑出版业务的两栖人物”对出版社的品牌打造确实大有益处，同时，一位优秀的编辑必定要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和读者意识，这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也需要的，同时也是单纯从事文学工作的作者容易缺失的。编辑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不同的编辑策略，如撰写点评、推荐、增加编者注、编后语等，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培养读者的文学素养，积极引导读者向作者队伍转化。编辑活动和文学活动是双向互动关系。一个优秀的作家，拥有自己的文学理念和文学理想，而编辑在出版工作的实践中客观上也传播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培育了一批认同这种文学审美观的读者。
出版传世之作，让作品能够成为畅销、常销的经典之作，相信是有出版理想的编辑的职业追求，然而编辑识别好作品的能力，是以编辑的深厚学养或敏锐的艺术审美能力为基础的。换言之，大师更容易发现大师，天才更容易找到天才。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鲁兵、聂震宁、孙玉虎，还有本文中没有详细提到的唐明浩等，都热爱文学，并且从事的是与各自擅长的文学类型紧密相关的编辑工作类型，这样才能够使编辑与作家的身份并存成为可能。我们知道，编辑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一个普通编辑需要处理的杂务也很多，如果面对的书稿题材繁杂且质量不高，或者与自身能力不对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如果当初周晔没有让鲁兵从译文社调回少儿社，就不会有后来的《365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坚持阅读和创作以及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延伸也是他们的共同点。
出版业的繁荣和文化精品的诞生，需要有一批出版人才的支撑。编辑队伍中需要“杂家”也需要“专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个人的精进和成长，不仅需要持续的努力，也需要编辑找准个人定位，认真分析自身特点，在某一个点上持续成长，有所突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决问题，宁可少一些，但是一定要彻底，一定要做到极致。
在出版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编辑的职业发展方向除了与作家融合，还可以有很多种可能，“编辑+作家”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模式，我们通过分析获得的启示或许也可以适用其他的方向，但其中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即第一，要找准定位，调整工作岗位与自身优势融合；第二，要在工作中持续积累，集中对某一方面进行突破。编辑不必因为出版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发展而有种种身份的焦虑，编辑可以选择多重身份，但是一定不是盲目融合，而是真正在两方面都成为行业专家，这样的融合才不会仅仅停留在表层，才会带来新的变化，绽放出绚丽的花。
参考文献：
[1] 汪习麟.鲁兵评传[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1.
[2] 文心. 聂震宁：写中国出版集团这部长篇小说是我最大的快乐[J].出版参考，2008（33）.
[3] 聂震宁. 我的出版思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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