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翠云 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摘要】对一个出版人来说，时代的发展、政策的变迁及个人的努力和自我修养是决定其发展高度的两个关键因素。本文采访《文明大观》主编宋志坚，试图从他的口述中梳理出版人与刊物、与时代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期刊的发展经历从爆发式增长期到调结构、控增量的冷静期。《文明大观》的创办与终刊正暗合了这个过程。它因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兴起而创刊，契合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时代精神；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导文明建设工作，体现了这个时期注重政治导向性与实用性的办刊理念。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文明大观》在此时进行改版,扩大读者面，降低成本，增加广告收入，正是出版人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的举措。而对个人来说，培养成长型思维和终生学习的习惯，扩大知识面，用心去做，不断提高出版物质量，则是对自己应有的最起码的要求。
【关键词】宋志坚 《文明大观》 办刊理念 读者定位 改版 市场经济 出版物质量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宋志坚，原名宋百兴，1948年生于浙江绍兴宋家店。著名杂文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业余从事杂文创作，兼搞杂文理论研究和鲁迅研究。他于1988年2月半途出家，从事期刊编辑工作，从1992年起先后任《文明建设》（后改《文明大观》）副主编、主编。2004年调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以编审的身份审阅书稿，直到退休后多年，可谓资深编辑。他对自己全身心投入12年的《文明大观》杂志的深厚感情、他对出版工作的独特理解发人深省。宋志坚年过七十依然笔耕不辍，看书、写作、审书稿，安排得有条不紊。作为一个晚辈，从这次访谈中获益匪浅。
政治导向性与刊物实用性
《文明大观》，原名《文明建设》，1991年12月创刊，当时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主办，1997年改由福建省委文明办主办，2001年第1期起改版为《文明大观》，2004年停刊。
福建的三明市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起步很早，成效显著，在全国很有影响。1984年，就被授予 “文明城市”称号，是全国首次有此称号的城市。三明经验也得到推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瑞环同志来三明视察，给予高度肯定。省委有关领导提议办一份精神文明建设的杂志，得到李瑞环的支持，连刊号也是他特批的。1991年12月出了创刊号，开始时是双月刊，1994年起改为月刊。
宋志坚是1992年5月到《文明建设》任职的，主要负责刊物的编辑业务工作。1993年10月，宋志坚与他的同事林岚带刊物晋京展出，在北京筹备并召开创刊两周年座谈会，兼任杂志社社长的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逸清专程赴京主持。这次座谈会的规格很高。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天津市的老市长胡昭衡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报》等新闻媒体人出席座谈会。徐惟诚在座谈会上作了《要旗帜鲜明，要有可操作性》的讲话。座谈会纪要就发表在改为月刊后的1994年第1期杂志上。徐惟诚的讲话被《福建日报》及《新闻战线》杂志转载。
中国期刊在20世纪80、90年代爆发式的增长，使得刚刚跨进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人们增加了更多获得信息的渠道。在优秀作品的陶冶下，读者的品位和要求不断提高，反过来要求期刊提供更多样的阅读体验，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当时的期刊工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充当了时代最强音的宣传者和引导者，体现了时代精神。从《文明建设》的读者定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导向性和实用性正是期刊赖以存在的基础。
宋志坚介绍说，《文明建设》的第一类读者，是从事精神文明创建的人，包括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创建，当时叫作“三大创建”。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有所参考，因此，栏目的设置、内容的安排，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刊物的理论研究、经验交流、创建之页、文明风景线等栏目，既发表有关理论研究的文章，也介绍三明、张家港、厦门等文明城市以及众多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创建经验，以后又开辟了“刊中刊”，面向这个读者群，也为他们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对于这方面的稿件的要求，就是“有用”二字，或者说，要有可操作性。
第二类读者的面广泛得多，因为人类文明的面，本来就相当广泛。仅从道德而言，就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精神文明的概念还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古今中外都有值得借鉴的东西。因此，这方面的栏目，就有名人与凡人、文明风景线、绿色视觉、域外文明、动感世界、艺海泛舟等。稿件的要求，就是“好看”二字，首先是“好看”，让人爱看，至少是看得下去，才能“润物细无声”，使人受到文明的熏陶。
至于文明论坛、百姓话题、武夷漫笔等杂文与言论栏目，则兼顾上述两类读者。
徐惟诚讲话中提出的“在理论上要旗帜鲜明，在实践上要有可操作性”，概括了这个时期办刊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注重政治导向性。徐惟诚说：“《文明建设》要办好，就应当接触这些问题（即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不是摆现象，不是为暴露而暴露，而是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这样做，完全是正面宣传，应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他还说：“瑞环同志提议创办这样一个刊物，因为福建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在理论上需要总结，同时也要在理论上帮助人们解决种种困惑。”另一方面，刊物的内容能够直接指导实践。徐惟诚说：“碰到某一个问题，他们就想看看《文明建设》是怎么说的，碰到某一件具体的事，他们就想看看《文明建设》介绍的经验，别人是怎么干的……办刊物要注意读者对象，总要使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感到这个刊物非办不可，好像可以当饭吃，没有它不行。”
大改版，与市场接轨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已经不可阻挡，大量期刊转型，走向市场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跟上时代的节奏，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001年第1期起，《文明建设》改版《文明大观》。杂志社的同仁已经意识到，一味依赖文明办系统发行，终究是不能持久的，应该尝试走邮发的路子，至少是两条腿走路。这就需要在内容上作相应的调整，除了守住“三大创建”这一块，还需要大大加强“广义文明”，扩大读者面，拓宽文明的视野，提高可读性。改版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这期卷首语《“每天变好一点点”》中提出“碰撞中有融合借鉴，在新的视野中创建文明；继承中能革故鼎新，在新的生活中培育文明”的理念，《文明大观》增设了“古今传承”和“中西合璧”两个栏目，原先的“域外文明”扩展为增刊《域外文明大观》。
改版后的新刊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如何提高刊物的指导性和可读性，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宋志坚在那篇卷首语的结尾写道：“能够藉以自慰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用心去做的。我们也将继续用心去做，使《文明大观》每期都能‘变好一点点’。”
这篇卷首语，先后由《福建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
改刊的同时，杂志社的同仁开始也为“稻梁”谋，一是加强广告工作以为“开源”，例如，创刊十周年特刊的广告收入，除了支付创刊十周年的庆典活动费用与特刊的印刷费用后还有结余。二是销减印刷费用以为“节流”，继续采用招投标方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选择费用最低的印刷厂。
《文明建设》改版为《文明大观》系时代发展使然。当时许多期刊确立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在内容上将地方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在发行上立足本土市场、开拓全国市场。这与出版人市场意识的觉醒不无关系。
“我们是用心去做的”
作为杂志主编，当被问到平时的工作重点在哪里时，宋志坚说：他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提高刊物的质量上。每期刊物组稿前，都要开好组版会，每期都有每期的要求，要特约或采写哪些稿，大家讨论。每期稿件发稿前，都要逐篇审阅。有些稿件可以只字不改，有的需要反复推敲。有的稿件内容很好，却需要编辑加工处理。宋志坚说，他们刊物有一支很好的编辑队伍，几位编辑都各有所长。这些工作，大多由各个栏目的责编做了，但负责组版的主编或副主编，最后都要一丝不苟地审阅，不管是上级领导还是名家的稿件，需要改动的，也一样改动。
他举了一个实例。1993年第1期“域外文明”栏目发表的《新加坡考察记》，原先确是根据徐惟诚同志赴新加坡考察后的一次讲话整理的，但许多内容都很有价值，值得借鉴。宋志坚提出一个编辑思路，将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分成10个部分，从每一部分中提取一个小标题，先让责编去编，责编编完后，他又花了9个小时去推敲处理。修改稿发给徐惟诚同志后，他秘书打来电话，说徐部长认为处理得很好；文章发表后，读者很喜欢，此后一直为他们津津乐道，1996年获福建省第二届期刊编辑奖一等奖。创刊十周年时回放的十篇作品，这篇文章居于首位。徐惟诚同志之所以会在北京参加本刊创刊二周年的座谈会，八年之后，又来福州参加本刊创刊十周年的庆典，就是由此结下的缘份。
杂志改版之后，这方面的要求就更高，工作量也更大。
《文明大观》杂志曾被评为福建省一级期刊，华东地区最佳期刊，并进入中国期刊方阵。宋志坚与林岚也先后获得福建省双十佳新闻工作者的称号。然而，他们终于未能在两三年内完成走向市场的进程。因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各省精减党政机关所办的刊物，一个省保留一份刊物。2003年10月，福建省最后决定保留省委主办的《福建通讯》，《支部生活》由《福建通讯》主办。《文明大观》在出版2003年第12期后，于2004年停刊。
从1991年12月创刊到2004年悄然退场，《文明大观》存在了12年。尽管采访时，宋志坚一再说，这份刊物不值得你去写，却掩饰不住他心中的爱惜和怀念。他曾在创刊十周年特刊的卷首语《十年说长也很短》中写道：“心血凝聚事业，岁月分割生命。十年前风华正茂的，眼角边已快挤出细细的纹路；十年前年富力强的，两鬓间也已钻出缕缕白发。十年真长。”如今，当我采访他时，他又用《“每天变好一点点”》中的话说：“我们是用心去做的”。今年春上，他在绍兴老家将自己的《未了集》赠送给柯桥古镇办时，当地文明办的一位副主任说到16年前的《文明大观》杂志，他感到亲切，感到欣慰。当年《文明大观》的副主编林岚（即林那北，现任《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今年出了一部九卷的文集，第九卷就是她为《文明大观》写的作品。
是的，这份存在了12年的杂志，集聚了一个团队为之付出的心血，令人感佩。
编辑的知识结构与图书的质量
2004年5月，宋志坚调到福建人民出版社，退休前四年，退休后12年，他一直在为出版社审稿，大多都是终审。退休后审的书稿，比退休前审的还多。他审过《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民国出版史》《儒学文献通论》《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中国孝经学史》《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等大型重点图书，他说他从这些图书中学到不少东西，例如：因此懂得儒学的传承，儒家经典的流变；因此懂得文化史的文化也应该包括习俗文化；因此懂得什么叫做史学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因此而懂得经与史互相包容的关系，即史中有经，经中有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也常常用作者提供的史实与观点，来审读书稿，看看有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从书稿本身提供的东西，来做孰是孰非的判断，挑出不少毛病，看出不少硬伤。当然，他也审过不少档次不是很高的书稿。
“现在的图书，策划、包装做得很好，但是质量却经不起推敲。”宋志坚感慨，“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管纸质图书是否会被电子图书替代，对出版物的质量都不能马虎。”因此，宋志坚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当报刊编辑，还是当图书编辑，都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都要用心去做。
宋志坚说，编书过程中有的错误责编未必看得出来，这不是说他不用心，或者不够聪明，而是因为知识面不够广。罗竹风老先生曾写过一篇叫《杂家》的杂文，认为编辑应是杂家，什么都得懂得一点。为此，就得多看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编书人更要读书。他坦言，有不少书，例如儒家经典、诸子文选，他都是退休之后读的，他也因此而写出《孔子论·鲁迅辩》以及《鲁迅“反孔”论》，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从2016年起，还花了将近三年时间读《资治通鉴》。他说自己能从那些专家写的大型重点图书中挑出毛病，看出硬伤，就与此有关。
宋志坚最后说，现在把编书出书当作饭碗，当作摇钱树的不少，在这种氛围中，编书人要能坐下来读点书，增加知识积累，借此提高自己的编辑能力，当然很难，需要有点定力。然而，难，方才显得可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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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惟诚：《要旗帜鲜明，要有可操作性》[J].《新闻战线》，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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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慧君、肖军：《 改革开放以来报刊管理政策的变迁概述》[J].《研究与教育》2015年第3期
[5].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M].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
[6].李瑞良主编、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出版志》[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
[7].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主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M].大象出版社，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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