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波 长春出版社 社科编辑室副主任
2001年8月，陈原先生主持一个内部研讨会，研讨有关序言问题。他畅言学术著作的序言不是销售广告，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八股文，提倡兼容并收的学术境界，有真知，有灼见，不溺于所闻，不以“旧见相绳”。9月，身为编委会主任的陈原在《赵元任全集》工作会议上发病倒下，自此辗转病榻，三年后去世。他为全集所作的近万字长序成了未竟稿，由三位主编中的江蓝生先生补写两段，终成全璧。同一年，《总编辑断想》面世，这是八年前应邀为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授课时拟的提纲，两个小时讲话准备了差不多两个月，陈原景仰维特根斯坦，微言大义，“尽力写成一些‘警句’”，并自视为出版生涯的结尾。怎么理解出版？他开门见山：“我们所从事的出版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工程，出版“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形态的复杂运动过程”，“时刻具有创造性” 便成了出版的木铎金声。
出版转化，其创造性如何体现？展读《陈原序跋文录》揣摩其一生为自己和他人所撰的序（前言）、跋（后记），穿越诸多图书的开头和结尾，不见空洞说教的戴帽穿靴，自然真切的点睛之笔让我们得以蠡测出版前辈言行背后的教益，悠远博厚，精深高妙。
静修己身 赤诚爱国
陈原曾列举近现代出版史上十几位人物，发现伟大出版家的灵魂在于：爱书胜过一切，为书而生，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位居首位的当属张元济先生。陈原曾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为其年谱和《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撰写序和跋。读完年谱，“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力量”。“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之前一向倾倒于传主“学贯中西的渊博和治学方法的严谨”，如今则被爱国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从事的传播工作而吸引。“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通过这样的四位一体出版媒介以振兴中华。” 一万多字的“代序”，围绕“爱国之情”铺陈开来。
从收录的189件信函概括张元济与蔡元培相濡以沫之关系，彼此交谊建立在“完全信服”“绝对依赖”基础上。两人得出共识，只有开发民智才是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道。两人怀着对祖国对人民最深厚的忠诚，道出自信的豪言壮语“国将亡而可存”“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实行家，两人开展了广义的教育、文化活动。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化综合实体，实际上包括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文具仪器厂、玩具厂、若干学校、前后两个图书馆、电影制片厂，以及未能实现的其他设施。“两位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当之无愧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驱’。”1992年，陈原撰《张元济与胡愈之》，评价一先一后两位远见卓识的饱学之士，“正是近代、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巨子”，“他们都是最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引述《茅盾回忆录》里的中肯评价，张元济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从他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涉园丛刊》各书撰写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
“重读一下把整个生命跟书，跟出版，跟印刷联结在一起的胡愈之翻译的《书的故事》，还是很有趣味、很有启发和很有教益的。”1996年，陈原钩沉老版本与旧书局，权作胡愈之译书的序言。两年后，应邀再为《胡愈之与世界语》的编纂题赠呈序，他开篇点题，世界语是胡愈之的希望、理想、武器，是其高尚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1933年，胡愈之提出切合实际同时富有魅力的口号，激励着千千万万世界语者和世界语同情者，走上民族解放斗争道路。“风风雨雨的70多年里，胡愈之没有一刻忘记做世界语工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巧妙地将世界语的活动紧密地结合着时代的需要，坚定地跟上时代的步伐。”陈原从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语文运动，掌握多门语言，80年代后对社会语言学的开山研究震烁一时。国家语委主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集管理、研究与传播三者于一身的语言通才，其学养令后人景行行止，其贡献彪炳于千秋。
抗战期间，陈原写了六本地理书，之后又创作、翻译了许多地理著作，并致力于地理学通俗化的工作。最艰苦的1944年，他在《中国地理讲话》序言中直抒胸臆，“我为你写的不是一本枯燥的地理书，我呈现给你一幅图画——在那上面，绘上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同时代人所受的苦难，也留下了奋斗的痕迹。并且发放着我们熟悉的泥土的芬芳……”新中国成立那一年，他在《苏联新地理》译者后记中介绍原作者的两本书，阐明目的，“更主要地让读者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人们如何变革了自然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社会服务，使人类得到更舒服而美好的生活”。“随便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地理的描述是交织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气息的。”即使在陈原保持终生爱好的音乐图书创作与翻译中，揆其本意，“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钱锺书自况《管锥篇》之语，用来描摹陈原完全妥帖。半个世纪后，他为抗战时翻译的《柏辽兹传记》补撰前记，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经历仍记忆犹新，“这篇作品所写的那种通过痛苦得到欢乐的心境，正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心态”。
师承陈原半个多世纪的沈昌文，通览陈原50多年间写就的135篇序跋，首肯陈万雄“史家之卓见”，引其评语，得出切中肯綮的结论，“服从救亡与启蒙两个基本要求”，“时代有什么需要，他就写什么”。后学评价言必有中，质文并重，“而且写得不干巴，让人喜闻乐见”。“对我这样的门徒来说，每次读他的文字，都为之叹服。”
追本溯源 三思后行
在《遨游辞书奇境》后记中，陈原指斥十年浩劫对整个文化事业的严重损害，“特别搞乱了辞书编纂的思想，模糊了许多是非界限”。在《实用名言大辞典》序言中，陈原以“小小的历史插曲”回顾梦魇，极左思潮发展到“顶峰”时，“几乎所有先驱者的一切言论都是‘混蛋’，只能被否定，还说什么编词典呢？”1977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会同四省区联合召开《辞源》协作第四次扩大会议，陈原发表七个小时的讲话，提出肃清极左思潮流毒影响，注意划清十个方面界限，如尊重语言规律和所谓“封资修大杂烩”的界限。极左分子热衷于“大破”，割断历史，大加挞伐《现代汉语词典》的力度，回头再看被扣的帽子，倒觉得这定义下得很恰当，是褒多于贬的判决词。“当代的字典词典，正是封资修大杂烩！” 在《书林漫步》重印后记中，陈原提及“文革”前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的《工作只怕行家做》，再做解释，坚持昔日观点。老同事王仿子仍以同题为文，30多年后刊登在《光明日报》，重申陈原箴言和俄罗斯古谚：没有内行的见识，事情是办不好的。冒牌行家不能甘居外行，必须立下决心，由外行变为行家。工作只怕行家做，冒牌行家怕工作。回望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界前辈在实践中形成的“以盈补亏”“以书养书”的经营技巧，已成为办好一家出版社的规律、规则。 言之凿凿，没有商量余地。
着眼基础建设，由细微入手，瞩目长远，积跬步成千里。他为《咬文嚼字》合订本撰序，关注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面对不规范现象，要使用劝告、规劝、示范诸如此类的方法。如果是科学技术术语，必须讲究绝对、强制性的标准化。规范化不等于僵化。规范不是千篇一律的八股，规范和创新辩证统一，有生命力的语言文字都不僵化，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发展就必须创新。短序，满贮哲思，蕴含丰饶。1979年8月，陈原在商务创办《馆讯》，每周一期，“不收文章，尽传信息”，上情、下情、外情集于一身，“吸引全体同志把力量往一处使”。当时看来似乎是不急之务，若干年再回首则功莫大焉。仝冠军将此举视作信息化引入出版社的标志，并概括为出版家陈原的六大贡献之一。1987年纪念建馆九十周年，陈原领衔，与几位同人编纂《商务印书馆大事记》。他订立了编年纪事体裁，每年两页，左页为大事纪录，右页刊有关资料，力图以档案、样书、手头资料等来反映书馆与文化、教育、学术界的交往，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后来百年、一百一十、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时，无不以此为基础再做查核、完善。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陈原最早提出创办《中国出版年鉴》的想法，他多方指导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怎样编辑、设计框架，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审阅全书篇目和重要文稿，并向胡愈之约写了“发刊词”。编好之后，他还指示商务以最快速度出版。
陈原序跋中揣摩沉思的领悟，付诸实施后创造出实绩，在“书和人和我”之间产生了奇妙联系，出版物升华精神的动能，滋养诸位，普惠大家。比如丛书的概念，如何与引进作品适配？1942年在《青铜的骑士》后记中，陈原勾勒本套“世界文艺丛书”的蓝图：“原著不论古典现代，译者也无分老将新人。每本或为一个作家的专集，或为几篇作品的合集。总之是，不讲形式，不求多产，要结实，要有分量。”预言只要不赔本、不饿死，便一直出下去，一边出一边改进自己。50多年后，陈原编选自己三卷本的语言学论著，在后记中梳理出个人文集编辑中的问题与原则。重新评价、取舍、补充订正和保持原样、前后照应等等，面对上述问题，展示学术思想脉络的原则在哪里？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经过慎重的思考，他认为体例等形式应服从内容需要，不能一刀切。在其天鹅之歌《赵元任全集》前言中，陈原设计编印全集的最高目标：保存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这些精神产品，让后人寻出前人学术发展的轨迹，悟到学术未来发展的思路。难度在于全方位、按照原样、准确表达。展现对象应容纳：广阔视野、学术成果、人文精神、高尚品格、科学头脑和自由思想。
理想辞书的检索功能如何传达？陈原在《世界名言大辞典》序言中论及几个要素，编选精确，推敲审慎，在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必要的注释，如此做来，词典供人“翻、检、查、阅”才能得心应手。通过检索，读者毫不费力地获得信息和知识，以及原先意想不到或设想不周的启发。他尤为推重张元济先生83岁高龄时完成的《节本康熙字典》，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审视50多年前的词典，其研究和实用价值光彩耀目。张元济将收字四万六七千的字典“汰去其奇诡生僻、无裨实用者”，删了38000字，只留7600字。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整理古籍和翻检查阅辞书的经验，张元济披沙拣金，昭告世人：只要掌握这些基本单字，即可得心应手阅读与应用。1985年文改会（即后来国家语委）公布现代汉语字频调查数据，利用计算机检索语料库，认定许多文本使用的汉字不过7745个。合理预判，大胆探索，30多年后为现代科学的定量测定所验证。回望图书史，睿智判断、科学预见，造就了编辑大家的出版传奇。思慕、感奋之余，催促后来者砥砺前行。
以书为伴 为之痴狂
陈原为《巴金与世界语》一书撰文以代序，追忆胡愈之作为巴金“最初责任编辑之一”的往事，评点两位哲人“远超过作者与责任编辑的工作关系”。巴金将年长自己八岁的胡愈之视作老师和诤友，铭记其形象、声音与提示，“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同样需要责任编辑”。上述出版家为陈原所推重，因为他们堪称十足的书痴、书迷，将灵魂或“嫁”或“娶”书这事业，“为书奋斗终生”！
1997年为《出版纵横》做序，陈原赞许宋原放不止是书迷，而是实实在在的“出版迷”。韬奋先生以“迷”字来贯通义理，“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为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做好这一行工作，首先得变成“书迷”。正如陈原把bookman译成书人一样，书界人士本身就得是一部书。即使做出版行政工作，管“关系”之先，首要的是管书，管人，管出书出人。陈翰伯和陈原两位老“总”，一对CC（朋友们对他们的戏称），近半个世纪交往，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结下珍贵友谊。2000年陈原为《陈翰伯文集》撰写《读后抒怀》，突破框子，不怕争议，他们都是身兼总经理、总编辑，不约而同首先自我介绍总编辑身份。“总编辑是掌握出书方向的掌舵人，而出版社的首要大事就是出好书。”出版社应当以总编辑为第一把手，他们俩呼应共鸣。
陈原为姜德明编选的《陈原书话》写下后记，留存了他欣欣然乐得其中的晚年景象。书海夜航，老人与海，不断地沉思，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冥思，克服了无知浅学，抛弃了膜拜盲从，“我找回了思想。我找回了我自己”。我思故我在，不思则无存，明心见性，夫子自道，思想正是出版的永恒驱动力。
英国蒙克教授以创作600页篇幅的《维特根斯坦传》而闻名，他意在同时描述哲学家的生活和工作，呈现主人公哲学关切与其感情、精神生活的统一。“维特根斯坦把一个严格的逻辑心灵和一个冲动的、着了迷的本性结合于一身。”陈原羡慕心仪维氏，他身体力行，将书迷的冲动与出版家的严格统一于自身，贯穿全部生涯。书如其人，人如其书，正是陈原的写照。
序跋写作同时面对作品之文本、作者本人、读者受众，学识术业、编辑担当、文笔功夫，悉现其中。陈原撰写序跋背后的职业眼光与专业背景，是长期做书出书的积累，更是孜孜钻研、开疆辟土的结果。编辑有学，学在博深，编学相长，正如韬奋先生倡导，“且做且学，且学且做”，真正将序跋写得如相知相爱挚友亲朋间的往来飞鸿，如果不是“为书籍的一生”，没有长久的跋涉相随，恐怕难臻佳境。
结 语
无论将序跋归结成编辑应用文之一种，作为辅文来与全书结合；或者称其副文本，为原有文本提供一种变化的氛围；甚至一味追求为书稿增加附加值的实用功效，共创共享，共存共荣。编辑提笔撰写序跋，本身既是自身能力与品格的标志，同时又向读者展示了作者和作品的另一解读视角，当然还可以凸显出版社形象与品牌的价值。俞晓群统计过，张元济写作序跋时间跨度为62年，一共存世230余篇；王云五在64年间创作240篇序跋，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正是《岫庐序跋集编》。我们现在诟病的公共版权作品之多，重复出版现象之烈，标志性、创造性作品之少，与没有责任编辑创造性转化提升的痕迹和出版方高远博深的选题立意，不无关系吧！
衡文评人，多有精彩难忘；前瞻鸟瞰，时见妙笔生花。深谙研究创作甘苦，品评图书个中三昧，陈原的序跋之作，是当下出版界参考与借鉴的宝库，更是出版人学习和反思的门径。正如陈原先生对前贤的心慕手追：“‘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一生都遵循着这箴言……我爱他们。我景仰他们。我愿意守着这箴言走上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
（本文作者：孙振波 长春出版社 社科编辑室副主任；张洪 辽宁人民出版社 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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