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 团结出版社 编辑室主任
出版，从本质上是人类出于对知识的探求、思想的交流，与情绪的沟通的需要，进行信息交换的一种文化活动。出版的精髓要义在于，它能将人类思考的精髓传播并传承，能在超越时空的情境下完成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这种对话，在历史上，曾是君臣之间的对话、父子之间的对话、文人雅士之间的对话、先贤与后学之间的对话……而今天，中国出版业需要应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对话这一伟大课题。
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我们有幸遇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中国智慧、中国主张逐渐走向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版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使命——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新时代出版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中国需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而讲故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生动感人的故事，能潜移默化地增进听众对故事主旨的认同，加深对故事人物形象和文化背景的亲切感，产生感召力，进而提高讲述者的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必然体现、是中国核心价值观输出的重要途径。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精神面貌、价值理念是事半功倍的。历史上在出版领域有着许多著名的成功案例。
13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依据他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庄严、富饶、美丽、神秘的中国形象奠定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西方世界感知中国的第一部著作。
20世纪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优美的文笔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岸光辉、智慧风趣的理想主义中共领袖形象，与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吃苦耐劳、乐观坚定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令世界动容，帮助中国革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以往，世界了解中国，都是假他人之手，用他人之笔，难免错漏百出，有失偏颇。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需要用自己掌控话语权，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方式来呈现中国，表达中国。
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不竭源泉，也是世界了解中国、敬畏中华文明的源泉。
今日之中国日新月异，国人开拓进取，是世界意识到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之路的现实条件。
在今天，出版人更应该充分、深入、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历史的悠久传承、中华民族的智慧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友爱和平。以下笔者从十个方面大致探讨新时代出版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首先，在议题设计上，需要精心打造，策划出能充分阐述中国文化、表达中国理念，并能对世界现格局进行创新和引领的选题。
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不仅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令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辉，更在于她能为全世界带来养分，为整个人类带来智慧。
17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传教士将国学经典带到欧洲，在欧洲大陆上刮起了“中国热”的旋风，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投入地研究，热情地颂扬，作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主义、宣扬理性、自由、民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基础，争取舆论支持。如伏尔泰对中国情有独钟，他赞美中国的道德与法律，把孔子看作“理性”和“智慧”的“阐释者”。这些中国故事的讲述和宣扬为欧洲启蒙运动注入了全新的视角和动力。
那么出版人就需要思考，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时，设置哪些议题，能够满足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求？今天的人类最需要什么？
笔者以为，21世纪的世界，美国霸权衰落，欧洲经济衰败，非洲安全与健康堪忧，拉美陷入资源魔咒，中东渴望和平，亚洲需要可持续发展。
全世界需要减少对资源的掠夺，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丛林法则”的另一种发展模式，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另一种价值观。全人类需要和谐共处。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达成和解，与自己达成和解。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正蕴含着这样的东方智慧。儒家的内圣外王君子之道，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自化，佛家的了悟自在慈悲空性，都给出了现代人需要的答案，蕴含着解决人类共同身心问题的中国智慧。
中国的儒释道不仅是完整的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体系，同时也是高端心理学的范式。从国学经典中寻求内心安宁、提升幸福感指数，可以成为出版人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主题。
其次，在讲述架构上，需要创新话语体系。出版物如果只是在固有传统中自说自话，就永远无法跨越民族、信仰、文化的藩篱，实现真正高端的对话。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各国间在多重语境中开展对话、构建全新的匹配多元文化的国际话语体系描绘了良好愿景，提供了实现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打破西方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此消彼长”的定势思维模式，实现互惠互利、互通有无、水乳交融的发展态势。
因此出版人要讲好中国故事，也不应囿于单一的民族文化，在自己的语系里自说自话，而应该从大看小，从世界看中国，从整体看局部，从框架体系看细枝末节。
这就要求出版人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提升哲学思辨能力，要求拓宽出版人的眼界，创新思维模式，不仅对中国故事有深刻理解，还要善于选择好题材，打通历史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隔膜。在世界坐标中寻找中华文明。
比如：笔者认为，在新时期的史学作品中，如果一直沿用旧有的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的阶级斗争性质的表述已显得在视野上过于政治化，在逻辑上过于简单粗糙。新的历史书写者应该创新历史思维，用更现代化的思维来书写历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大部头著作《历史研究》，以文明形态的形成和演变为研究视角，从人类整体出发，而不拘泥于某一国、某一君，突显史学大家的历史纵深。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遏制领先”等历史法则解读全球历史。美国的麦克尼尔的《全球史》以人类的互动网络的发展为脉络串联起世界史。
这些经典的现代历史学著作，打破了国别之间、民族之间，信仰之间、政治军事力量之间、发展阶段之间的所有隔膜，以一种超宏大的格局，用史学家各自独特的精心提炼的史观，在全人类的视角去书写历史，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找到特定历史阶段中，自身在世界坐标系中的位置。在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联系与独立中，更深刻体会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路径。这种伟大的史学思维，是值得中国出版人和史学作者学习的。
第三，在出版素材上，需要深思熟虑、去粗取精、扬长避短、有的放矢。而非不分良莠、不辨真伪，不识适宜、不经思索地夸夸其谈。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说过：文明越辉煌，产生的垃圾也就越多，就像高山越伟岸，它的阴影就越大。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再伟大的事物也会有阴暗面，也会有糟粕。如果不加选择地全盘托出，容易授人以柄，反而成为国际上被攻击的目标。
因此，出版人应当提高自身的辨识力，在从中华文明的宝藏中选取素材讲述中国故事时，务必要仔细琢磨，精心挑选，避开阴影，摒弃糟粕，展示出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四，在讲述对象上，需要细分受众、就地取材、度身订做合适的出版物。要认真研究读者的审美趋向，适应故事传播的规律。
周恩来总理曾经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向外国友人解释梁
山伯与朱丽叶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用美国热播剧名字“纸牌屋”代指权力斗争，表达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
因此，出版人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要注意细分受众市场，找到能使观众和读者熟悉的人物、事件切入，使用对方家喻户晓、心领神会的词汇，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五，在讲述时机上，需要看清形势，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伺机而动，打造天时地利人和的出版物。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唠叨的碎碎念，不是不得要领的呓语，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一旦发声，就要掷地有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梦”的概念以来，一时间出版界涌现出数量繁多的各种版本的有关“中国梦”的出版物，有各级政府机关的学习读本，有各界专家学者的精辟论述，有诗人作家的文学歌颂……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更是涌现出全球各界学者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政治、文化、商贸、金融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品。
这些作品的出版，体现了出版人对时事的密切关注，对时机的精准把握，恰到好处地讲述了眼前的中国故事。
那么，现在我们出版人要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放眼全球，做到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深入学习，对全球态势细致观察，对热点事件及时跟进。
出版人要有一种新闻人的敏锐和效率，又要有一种学者的深刻和淡定。我们的出版物需要用中国故事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中及时地、有针对性地、高效地、高屋建瓴地表达中国立场，中国声音。
其六，在讲述逻辑上，需要小切口大纵深。事实证明，低视点、小落点，用更多笔墨讲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往往更吸引读者和观众。
关于这一点，印度人讲故事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最近几年的印度电影获得了中国观众的青睐。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一个贫民小伙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过程戏剧性地表现了印度的阶层分化；《我的个神啊》以一个外星人在印度的奇遇展现了印度的多元宗教并存的怪异现象；《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以才华过人的女性获得社会关注的故事揭示了印度社会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权利主张的呼声；《小萝莉和猴神大叔》以一个印度大叔跨国送小萝莉回巴基斯坦与家人团聚的故事，表现了民族矛盾、宗教隔阂之外的两国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起跑线》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艰辛的入学过程揭示了印度的贫富差距和教育焦虑等问题。这些电影，不仅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印度社会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影片还不时地表达着关于人生、关于爱的深刻思考，用富有哲学意味的对话和歌词表达了对崇高的礼赞和对智慧的向往，令观众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产生共鸣。
这些影片吸引了大量中国观众，让我们不经意间对印度有了好感和关注度。
虽然电影和出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但就讲故事而言，是有着可借鉴意义的。
其七，在讲述方式上，需要创新表达，不拘一格，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舌尖上的中国》是最近几年一档万人空巷的电视节目，它脱离了过往美食节目只表现烹饪和品尝环节的窠臼，将美食的话题植根于一个个家庭故事的讲述中，以美食为主题，以情感为血脉，以人与自然，人与食物、人与人的关系为起点和终点，将一道道美食，在简单的原理和复杂的工序中，在朴实的情感和时空的变换中，在悠长的酝酿和瞬间的激发中，在一方水土和一方人的互相成全中，在天地的恩赐和人类的领悟中，和盘托出，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回味的中国故事。带领观众经历了由愉悦的感官享受，到精准的技艺考量，再到细腻的情感注入，最后升华到深邃的哲学思考，令观众拍手称好。
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以小见大，由浅入深，对价值观不着一词，却在不知不觉中描绘了中国天人合一、食不厌精、因地制宜、重视亲情的情怀表达，完成了中华美食文化和家庭文化的输出，突出了“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这一主题。
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出版人学习和借鉴。它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彩典范。
其八，在讲述心理上，需要真诚以对，理性自持，出版有共通的情感内核、有共同的终极人文关怀的作品。
2014年习近平主席携夫人访韩时，彭丽媛表示，习主席年轻时的照片像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主人公都敏俊，这种风趣而亲切的比喻瞬间博得了韩国年轻人的追捧。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回顾了150年前数以万计的华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参与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历史，迅速拉进了与旅美侨胞的情感距离。
心同此心，理同此理。有些人类共通的情感，是可以跨越时空，跨越种族、宗教、肤色、信仰等一切外在的标志的，如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憎恶；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贪婪、邪恶的唾弃……是全人类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都是具有人类共同审美价值的作品。
如《巴黎圣母院》讲述的是15世纪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法国故事，通过对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卡西莫多以及残酷、空虚、罪恶的副主教弗罗洛的塑造，突显了美与丑、善与恶、生存与毁灭的人性主题。
《战争与和平》以精彩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的俄国故事，以宗教仁爱思想和人道主义为基石，迈出了人类寻求良知的沉重步履，也歌颂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
我们出版人，需要打造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具有人类共通情感和人文关怀的世界名著。
其九，在讲述载体上，我们需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化、体系化、多元化的出版传媒模式。
今天的出版业势必要走跨界融合发展之路。新时代出版应当与各种创新元素相结合，打造一个内核一致、形式多变、渠道多样、层级多重的传媒生态。实现由传统出版物到海外版权、数字版权、影视剧、网剧、音乐、动漫、游戏、知识付费、文创等多领域的开发。
由“逆光飞行”创作的系列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国内外一些军事和外交的重大事件以动物漫画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互联网上连载之后，相应的视频、书籍和玩具相继推出。制作的动画视频以每两周更新一集的方式，在优酷、腾讯、Bilibili、爱奇艺、搜狐等主流视频站点播放，自2015年3月5日以来已更新四季。
用这样别开生面的动画形式表达感人至深的红色主题、弘扬主旋律，起到了超乎意料的效果，使其拥有了庞大的固定的粉丝群。
我们出版人应当学会将优质内容匹配多重开发模式，应对不同阅读习惯和消费偏好的受众，实现渠道细分，市场细分和利益最大化，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故事。
最后，在讲述效果上，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润物无声，画龙点睛，水到渠成。
文化价值观的输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长期、连续、稳定、体系化的过程，不必强求一城一地之得失，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讲好中国故事，不要奢望一言一句便使听众醍醐灌顶，而是在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中悄然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增加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因此，出版人应戒骄戒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统筹全局地规划好讲述中国故事的出版物的步骤、阶段、规模和层次。让世界逐渐由自发变为自觉地倾听中国故事。
总之，综上所述，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伟大的时代使命，每一位出版人都应努力思考、学习、探讨和实践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为我们的祖国在提高国际话语权、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提高我国的美誉度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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