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少伟 福建教育杂志社 编辑
【摘要】《周总理的十七首诗》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这是一次突破“三化”方针的实践，打破了当时出版业的一些困境。从这次实践中，四川出版人进行了思考，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走在了思想潮流的前头。在1979年12月在长沙举办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四川出版人将这些经验与参加会议的众多同志分享，助力长沙会议突破“三化”方针，推动了新中国70年出版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关键词】《周总理的十七首诗》，“三化”，长沙会议，出版变革
旧书自有故事，诉说着一段出版人成长的历史。
这几天，我翻阅了《周总理的十七首诗》这本书。从题意可知，它是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诗歌作品的选集。一般读者可能看不出这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许认为它不过是一本书的出版而已。但实际上，它已经远超一本书这么简单了，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可解读性，见证了新中国出版人的成长。
一、《周总理的十七首诗》与“三化”方针
《周总理的十七首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当时，为了这本书，出版方还费了一番周折。主要的一个考虑是：地方出版社能出版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吗？谨慎起见，他们将书稿送至赵朴初先生那里校订，并征求邓颖超同志的同意后才出版了此书。这个过程做得很细致，考虑得也比较慎重。
放到现在，这件事可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关于一些领导人的图书经过重大选题报备后可以由地方出版社出版。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情况，彼时的出版社在出版这类图书时还有顾虑，担当着一定的风险。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涉及当时出版业的一些制度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业执行的是一个通称为“三化”的方针。“三化”，即通俗化、大众化、地方化。这个方针的特点是什么呢？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李致先生对此总结过：“按照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地方出版社只能执行‘三化’的规定，出书强调八个字：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内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其结果，二十多年，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另外，“地方化”，使得地方出版社执行的是“立足本省，面向地方”的方针。所以，“三化”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内起过积极作用，但缺点也很明显，主要的一点就是严重规约了地方出版社乃至全国出版行业的发展。
因此，回过头来审视《周总理的十七首诗》这部书的出版。如果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由地方出版，那就打破了“三化”的方针，其实也就是打破了出版行业的某些制度。可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动作”。故而，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顾虑，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周总理的十七首诗》这本书如果仅止于表面上的出版、印刷一本书这个行动，那么它也不会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意义。从根本上说，出版、发行《周总理的十七首诗》，这个行为本质上是一次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以及从中汲取的经验，是十分珍贵的。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还没有提出，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些出版活动已经表明它在“实践”了。
更深远的是，它的这次实践，其重要性还要等到2年以后，即1979年12月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
二、长沙会议及其解决的问题
1979年12月，“文革”后首次出版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经历长时间的困顿后，出版行业累积了诸多问题，急需梳理、疏通。所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前国家出版局副局长许力以评价道：长沙会议的确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很重要的会议。
长沙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解放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十年“文革”，使出版事业停顿不前，造成了出版行业某些人、某些出版工作者、某些出版社思想上的僵化、封闭。比如，据许力以同志说，“文革”对出版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个错误的“估计”所造成的消极作用。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7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纪要》中，“四人帮”塞进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体到出版业中，这两个“估计”使得出版相关人员迷茫、停顿。“由于有了这‘两个估计’，所以出书都是错误的（除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这样，绝大部分的书籍都是要销毁的。”
此外，另一个要点是突破“三化”方针所形成的思想固化。其实，出版业的这个具体的思想解放，与社会上思想解放的大潮流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会议精神有深度联系。宋木文先生曾说：“如果不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三化’是难以被取代的；而清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人们关注的过去执行‘三化’时某些积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发扬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沙会议也是为了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
另一个问题是书荒的问题。在长达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内，全国出版、印刷行业基本上停顿了，导致图书供应严重短缺，社会上没有书可看。当时，为了缓解社会上的书荒问题，国家出版局曾经决定重点重印、发行一些书，如《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实际上可以看出，有两个特点：一是题材局限在红色经典中，品种少；二是印量少。这样完全解决不了社会上的书籍需求。因此，1978年春天，时任出版局局长的王匡同志决定重印一批书，并将这批重印书分为三类：“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其中，前者有10种，中间的有9种，最后者有16种。当时决定每种印40-50万册，一共印了1500万册。从总量上似乎不少，但其实不然，对当时的社会需求来说，此次重印如涓涓细流，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特别是这批书的发行定位是：首先供应大中城市。据此，印制完成后，这批书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西安等城市发售。所以，广大地区的一些读者仍没办法购买到。虽然1978年下半年，出版局又要求重印了100多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使书荒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这些书籍从根本上来说仍是无补于事。因此，书荒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
归结起来，讨论“三化”方针是长沙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解决了“三化”的存废问题，便能解决思想解放和书荒的问题。
然而，要解决它，并不容易。长沙会议上，有一些思想上受“三化”方针影响比较重的同志认为，“三化”有其合理性，应予以保留看待。比如，会上就有人提出，“作为地方出版社今后不提‘三化’，是否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地方特点，不重视出版满足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了”。
但大多数与会代表就抓住了突破“三化”方针这个重点。“会议开始，一些同志觉得由于社会上急需图书，出书较乱，需要整顿。但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调动积极性。不少同志提出要突破‘三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与会人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从根本上看，“三化”方针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它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了。许力以同志说：“总的来看，这是历史的进程，是形势的驱使，时代的呼声，社会的要求。”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到位，铿锵有力，值得深思！
应该说，后一种观点其实才顺应了历史的走向。“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口号的提出，其实就是削弱、突破乃至推翻了“三化”方针。当时，积极提出这个口号的出版人之一就是四川出版人。
三、四川出版人的“实践出真知”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川出版人能够这么开明、敏锐？归根到底，在于他们的实践，也就是从《周总理的十七首诗》的出版过程中得到的一些经验。四川的出版人发现，《周总理的十七首诗》向全国发行后，从读者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所以，他们相信，其实践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坚定了他们对出版工作的信心。
在出版了《周总理的十七首诗》后，他们继续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比如，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许多老作家获得了其创作地位、创作动力。因此，四川出版人就抓住机遇，打破限制，相继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严文井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新作。此外，在全国科技大会后，他们也出版了不少科技工作者的著作。这些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除了这些书，在《周总理的十七首诗》后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彭总身边》的出版。这部书的书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丁隆炎同志编写的，具体由彭德怀同志的警卫景希珍口述材料整理而来，主要讲述了庐山会议前彭总的一些感人事迹。当时，“两个凡是”还没有完全推翻，政治氛围还不明朗。对出版界来说，由地方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书，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然而，四川出版人却勇于实践，继续打破“三化”方针，
应该说，《周总理的十七首诗》给了四川出版人开了一个好头，提了一个醒。让他们表现出敏感与胆识。并且，经过了多次实践，四川出版人得到了鲜活的、有根据的经验，走在了思想潮流的前头。所以，在长沙会议上，他们才能够将自己实践经验所得，与参加会议的众多同志分享，并帮助解决了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僵化等问题。这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长沙会议的成功举办。
而正如上文所言，“长沙会议”是我国出版史上有名的一次会议，不仅因为它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更因为它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做出了引领时代性、超越局限性的前瞻性眼光，激励了此后全国出版事业的健康前行。所以，我们可以说，四川出版人的实践与真知，主动将自身的经验、思考与国家宏观的出版事业相联系，推动了出版业的增量提质，其功绩不小。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周总理的十七首诗》的出版开始，四川出版人就开启了一段解放思想、积极创造的历程。深入认识了出版规律、出版走向，表现出了勇敢、担当的意识。回过头来看，《周总理的十七首诗》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四、当前的启示价值
从《周总理的十七首诗》这本书的出版及其后续积极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最重要的便是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创新担当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出版行业一直随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自身。流动、变化，永远是出版行业的现实“命题”。如何答好这道题，不仅考验着出版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也考验着他们的思想解放。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出版业的历次重大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顺应历史时代特征，勇于释放自己、解放思想的出版人，才可能成功。这方面，《周总理的十七首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从实践中而来的宝贵经验，需要我们继承下来。
特别是，当前出版行业继续深入发展，人工智能社会、全媒体时代、5G技术等一众新现象皆考验着出版人的思想、能力。如何应对它们呢？从《周总理的十七首诗》的出版中，我们可以看出，可行的方法便是以变革、创新的态度，革新自己的方法、思想，适应出版行业的发展，推动出版业的发展。这样才能为出版业赢得一个可期待的未来，也才能为出版人的明天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出版参考编辑部：《1978年重印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J].《出版参考》，1998年12月23日
[2].李致：《一段难忘的经历——四川出版人是如何突破“三化”的》[J].《中国出版》，1999年1月10日
[3].宋木文：《“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方针考》[J].《中国出版》，2003年12月15日
[4].小江：《许力以同志回顾长沙会议的前前后后》[J].《出版参考》，1999年1月23日
[5].许力以：《出版业摆脱思想上的束缚开拓迈进的历程》[J].《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3月10日
[6].于麟：《从长沙到哈尔滨——记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J].《出版工作》，1984年6月9日
个人简介
【简介】苏少伟，男，2010-2013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
【翻译作品】
与人合译埃米尔•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编写的书】
《福建好家风》，福建人民出版社已出版。
【文章发表情况】
20余篇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语文学习》《福建日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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