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大学报学报》主编
从一段轶事说起
这本书到底是哪本书？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在正式入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说点陈年旧事，算是铺垫吧。
2018年8月的一天午后，为写作《中国出版家周振甫》，笔者在京拜访了中华书局老编辑冀勤老师。这位曾与周振甫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桌子对桌子、共事好多年的老编辑也已年过八旬，但她依旧思维清晰，记忆准确，表达流畅，说起与周老共事的点点滴滴，便滔滔不绝。老人家讲述了若干流年往事，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周先生最得意的一件事”。这里所谓“得意”，就是在意，或自豪、高兴的意思。
据冀老师回忆，上世纪80年代前期，周振甫先生到西北参加唐代文学学会的第二届年会。回来后，一向低调谦和的周先生“得意”地在办公室里给同事们讲了他出差时的一段小插曲。因为车票紧张，周先生当时没能买到坐票，更不用说是卧铺票了。已经年过七旬的周老居然是乘站票远行。中途，列车上通知有少量卧铺票空出来了，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去排队补票。当一个女列车员看到也在排队等候的周先生的身份证时，马上把老人家叫到一边，说您老这大年纪不用排队买票了，要排到您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这样，晚上您就在我的列车员休息室将就一下吧。周先生很吃惊，不知素不相识的她为何这样厚待自己。女列车员这时主动揭秘了，原来她爱好文学，看过周先生一些谈诗说文的书籍，非常喜欢，印象很深刻，受益多多，今天见到作者的“真人版”倍感亲切，也很荣幸。这大概算是“粉丝”吧，“周粉”。我猜测，这位列车员读过的很可能是周先生《诗词例话》一类的著作。
听了冀老师的讲述，我查资料后得知，唐代文学学会的第二届年会是1984年8月下旬在甘肃兰州举行的，会议主题主要是边塞诗研究。与会代表可说是“大咖”云集，名流荟萃，其中有胡国瑞、霍松林、王运熙、朱金城、傅璇琮、吴文治、周勋初、王拾遗等，另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多位学者参会。周先生发表过有关边塞诗的文章，但这次提交了什么论文没有我们不得而知，就在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唐人绝句选》、《文论漫笔》两本著作，另加多篇文章。在周先生为数众多的各类著作中，除了注释和讲解毛主席诗词、鲁迅诗词的，《诗词例话》大概要算是既畅销又长销、常销的一种吧。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好书一版再版，多次修订，成为名著，长销几十年而历久不衰。这部书，仅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那时候就正式印行了66万册，如果加上后来其他社的本子，还有台湾、香港翻版印行的，其数量已十分可观。因为有些属于盗版盗印，港台的也不是都有正规合同的，它到底发行多少万册，恐怕还是难以弄清楚的，海内外的加起来至少应有70多万册。人们或许想知道，这样一部名著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
《诗词例话》的编写源于“清闲”
《诗词例话》初版于1962年，写作自然要略早于此。周振甫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他在《我和<诗词例话>》一文中曾回忆说：
我本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工作，解放后，上海开明书店迁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1953年，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也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李庚同志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志，到南方和北方跑了一趟，约了许多稿子，但古典文学的稿子约的不多，我主要看古典文学的稿子，比较清闲。当时，有关诗词的稿子在杂志上发表的不少，因此，想在工作清暇时编一本诗词例话的稿子。大约在1960年动手，到1961年编成。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章学新同志（引者注：其他人的文章中有用“张学新”的，误），他看了我编的书，认为可以出版，就批准了。
周振甫先生在中青社的同事、好友黄伊在《须我友——记一代名编辑周振甫》这篇文章中沿袭了周先生本人的说法，并有所补充：“作为一个编辑，他的第一位工作当然是当好编辑，但是，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编辑不但可以练笔，也可以从事写作和著述，振甫就是这样做的。”“在五六十年代，振甫在‘中青’社，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学知识方面的图书编辑工作。但是，这方面的书稿不是文学编辑室工作的重点，每年没有多少稿子可发。另外，说句老实话，当时编辑室里并不怎么看重振甫。这样，振甫就有了空余的时间。振甫是个很勤奋的人，他不善言辞，很少与人聊天，有了空余时间，他就读书写作，《诗词例话》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脱稿后，他送请主管古典组的副主任章学新同志审阅。”“学新同志审阅后，大为欣赏，批准在本社出版。”顺便要说的是这个黄伊老，他既是周老的好朋友、好同事，又是一个急公好义、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好编辑、好同志。正是他和中青社几个同道大声呼吁四处奔波，促成《周振甫文集》十卷精装本在周老生前高规格地出版了。
书稿未出版时得到审阅者欣赏，出版后果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为什么能这样呢？黄伊这样解释了：“振甫既是学者，又是编辑。因为是学者，他学识渊博；因为是编辑，他了解读者。这样，他写的书，深入而浅出，把许多关于诗词方面的知识，很浅显地介绍给读者。”在我看来，周振甫先生一辈子主要扮演两个社会角色——编辑和学者。当充任编辑这个角色时，他是“学者型编辑”；而他主要肩负学者职责、著书立说时，又是典型的“编辑型学者”。在周老那里，一身而二任，常常角色互换，二者往往是互相影响，互生共荣。上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学比较难侍候的中国古代文论，当时就是周先生的拥趸，特别喜欢看他讲解古代文论诗论的著作和文章，购买和阅读过他的多种著作。
周先生自己说，他撰写《诗词例话》，主要是借鉴了中国历代诗话词话类典籍，如《历代诗话》及其续编、《清诗话》《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的。他从中选取具有独到见解的段落260多则，按照阅读和欣赏、写作、修辞、风格四个板块（后来的修订本加了“文艺论”），归类编排。全书的重点是联系这些诗话词话和诗文评中谈到的一些著名诗篇，加以分析比较，探讨它们在艺术上的高低得失。每则一般都由原文引申开去，理论与实际结合，分析和鉴赏融会，力图让读者能体会诗歌立意构思之巧，遣词用字之妙，意象意境之美，从而开阔视野，提升对诗词的审美鉴赏水平，并为新诗创作提供有益的经验。
《诗词例话》一炮打响，出版社双效俱佳。周先生说“当时印书不付稿费，所以对我没有得益处”。但自己的著作广受欢迎毕竟还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文人学者也不是只看重金钱的。他后来又编撰出版了该书的姊妹篇《文章例话》，还有《小说例话》《文学风格例话》，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例话体”系列。这些书也都销售不错，像《文章例话》发行量也达到了几十万册。
因修订本的出版更加声名远播
因为历史的原因，如此好的《诗词例话》修订再版要到了十五六年之后，时在1979年5月。初版刊行后没几年，就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蹉跎岁月，几多坎坷。《我和<诗词例话>》对修订再版的经过有这样的描述：
后来文化大革命，我到了潢川农场。再后来，北京中华书局借调我去点校《明史》，《明史》点校完了，中华书局要我校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回到北京，李裕康同志认为《诗词例话》可以再版，要我修订。我就把《管锥编》中讲诗词的部分收进了《诗词例话》，请钱先生指正。钱先生同意了，指出我写的《形象思维》这一节写得不好，他把《冯注玉谿生诗篇全评》未刊稿给我作《形象思维》。这个再版本约在1979年5月出版。
钱锺书先生40年代在开明书店刊出《谈艺录》，是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振甫负责编校，两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一直延续了数十年。70年代后期钱先生《管锥编》写就，交给中华书局，是点名要周先生编校的。这段学林编坛佳话已广为流传，我们将另文详细梳理。关于《诗词例话》具体如何修改，增补了哪些，周先生在1979年版“开头的话”中说得更加清楚明白：
……这次重印时主要是作了一些补充，有《形象思维》《赋陈》《兴起》，在比喻方面补充了《喻之二柄》《喻之多边》，也就是对“赋、比、兴”都做了补充。还有清朝的四派诗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在《诗词例话》里原来已经接触到神韵说，这次就把这四说都列入。……对《形象思维》和这四节，都请钱锺书先生指教，作了不少修改。钱先生把他没有发表过的李商隐《锦瑟》诗新解联系形象思维的手稿供我采用，在这次补充里还采用了钱先生《管锥编》中论修辞的手稿，谨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钱、周二位先生的这些往事，体现了难得的君子风仪、学者风范。一个无私地给予帮助，连手稿也借出，另一个借用但交代得清清楚楚，绝不掠人之美。我们今天不是讲学术规范、学术诚信吗，其实首先还是做人的规矩，做人的真诚和信用。很明显，1979年版与1962年版的《诗词例话》改动还是比较大的。笔者见过近年列入一套丛书的《诗词例话》，明明用的是修订本，却在“编辑说明”里只提初版本，好像就是用的1962年版本，这大概算是编辑不规范吧。做学问、做出版都是很讲究版本的，其中既有学术本身的含义，也有学术道德的意义。
周先生说，这个再版本到了香港，香港某大学大为惊奇，认为这本书里引了不少钱先生《管锥编》里的文章，他们都没有见过《管锥编》。于是他们就把《诗词例话》中引用《管锥编》的文章在校刊上发表，并加以宣扬。传到台湾，台湾盗印《诗词例话》，传到美国。大陆上也大印《诗词例话》，到66万多册。这个数字是到1993年的统计，前后印了8次。
周先生跟喝过洋墨水并周游列国、精通数国外语的钱锺书先生不同，他是个典型的“土包子”学者，而且一直是个最普通的文史编辑，所以过去从未走出过国门。《诗词例话》修订本带给他的意外收获是开了一次“洋荤”——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这可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他在接受一家杂志（《中文教学指导》）访谈时，轻描淡写且不乏幽默地说到了这件事：
○您这本书影响很大，对我个人更是有绝大的意义，1979年我小学毕业，买到它，真正是当做“宝书”放在枕头底下。
□可能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书吧。（笑）《诗词例话》在60年代出第一版的时候，影响也不大。70年代再版时，钱锺书先生让我把他的《管锥编》的一些论点引进去了……（台湾）翻印本传到美国，他们请钱先生去参加学术会议，钱先生去过美国，不感兴趣，不愿意去。他们因为看到我的《诗词例话》，后来又看到钱先生《管锥编》里提到我的名字，所以就让我去。说《诗词例话》影响大，也就是这么回事。
周振甫先生这里的话何其朴实坦诚，读来反而让人肃然起敬。过去老话讲，满罐子不荡不荡，半罐子咯荡咯荡。周老正是那种德行高洁、学问满满的人，他最为推崇“实事求是”四字，始终将其贯穿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他对自己的这类著述有如下评价：“我没有什么本领，做的主要是些通俗的工作，写些通俗普及的作品。”其实周先生绝非只是做点学术普及性的工作，写点通俗性的册子。他二十三四岁就与王伯祥先生合作出版了《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三十多岁独立在中华书局刊行了高水平学术专著《严复思想述评》（1940年版），显示出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好潜力和扎实功底。七八十年代以来，他常常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语文》《历史研究》等权威的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为文无不言之有物，多有创新。
一代名编、学问大家周振甫先生“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门”。冀勤老师在《周振甫印象记》中写道：“一次是去美国参加某个学术会议，那还是钱先生谢绝出席把机会给了他，才使他出得国门，开了眼，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为此，他感激钱先生，说钱先生总是帮助他。一次是台湾某家出版公司邀请内地几位学者去韩国访问，柴剑虹他们提出也请周先生去了。此外，他从未得到过公派出国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各单位的头头脑脑还轮不过来呢，其实，这等事是周先生连想都不曾想的，他自己的写作已使他很充实，他原本就淡泊名利，所以无暇去旁顾窗外的纷繁世界。”周先生女儿女婿在《我们心目中的父亲》文中，回忆起给一生勤俭朴素、“最怕给他做衣服”的父亲时，准确说到赴美开会的事：“在我们的记忆中，郑重其事给父亲做衣服，只有一次。那是1982年，他去美国参加‘从汉到唐的诗论’国际研讨会。没有办法，因为父亲实在没有‘像样’的西服或是中山装。但那套新做的中山装，到他去世，再也没穿过。因为父亲觉得穿这样的衣服，受拘束，不自在。父亲一生极少穿皮鞋，总是爱穿布鞋，特别爱穿老家亲戚家自己做的鞋。”
查阅周先生晚年自撰的《年谱》，出国的事情他压根儿就没写进去，看来这事在他那里真不是什么重要的大事吧。专注，执着，淡定，坚持，这些往往是成就一项事业的要诀。周先生正是这样的好编辑、好学者，从容淡定，勤奋刻苦，认准自己的目标后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正所谓“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算多余的“后话”
写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又好像意犹未尽。周振甫先生属于“书比人长寿”一类的编辑巨匠、学问大家，他编的书注定会长久流传，泽被后人一代又一代。我们要略作补充说明的是，周先生生前《诗词例话》在台湾刊行了新的修订版。1994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杨荣川董事长正式与周先生签约出版《诗词例话》，因为要和盗印本不同，出版方请周先生做了修订。此前台湾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盗版过《诗词例话》（用的是大陆1962年初版本翻印），版权页上赫然印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蛮有点幽默。台湾的“五南”是家规模较大，且有品质、讲信誉的出版机构，通过购买版权出版了周先生的《文章例话》《小说例话》《文心雕龙译注》《周易译注》等；所编五年制专科学校的《国文》教材，周先生也是作者之一。《诗词例话》是该公司1994年5月在台正式刊行的，这个本子的“小引”中，周先生交代“五南本”是以大陆1979年修订本为底本，再加适当增补的：
这次对增订本再加补订。因拙著虽名《诗词例话》，所采择的，诗话多而词话少，因此这次增订，增加了词话，如采自《白雨斋词话》《词概》《复堂词话》外，引用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及俞陛云先生的《两宋词释》。
《诗词例话》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初版，到1979年的修订版，再到1994年的“五南”增补版，历时30多年。周先生对自己的书总是高标准、严要求，一直在不断完善，精益求精。至于周老去世后的《诗词例话全编》本，是他生前已经编好，去世后由女儿女婿帮忙根据手稿略加整理而成，内容更加丰富一些了。
2000年，周振甫先生去世，享年89岁。此后近20年来，周先生的著作或再版，或新编（因版权问题有的书就采用改编重编形式），多达数十种，除了单行的再版本，有名的如《中国修辞学史》收入高规格的“中国文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严复选集》收入“近代文学名家选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诗经译注》收入“古典文学名著译丛”（中华书局2010年版）、《李商隐选集》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成系列的还有“周振甫讲谭系列”6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周振甫译注别集”系列10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周振甫著作别集”系列8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周振甫“例话”系列3种（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周振甫文史讲座系列等7种（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诗词例话》一书重印和新编本，据不完全统计有如下数种：《诗词例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9月）、《中国文库·诗词例话·综合普及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9月）、《诗词例话全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诗词例话》（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全编》分上下册，上册就是《诗词例话》通行的本子，下册说是“从未结集出版过”的，是对上册的补充，为“增订本”，是周老生前新写的。对于“下编”与“上编”的不同，周老生前写作的“引言”有交代。概括说，就是两点：一是上编中引的诗词，往往是摘句，不是全篇。而下编引的诗词，选的都是全篇，目的是让读者能“顾及全篇”、“较为确凿”（鲁迅语）地去鉴赏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二是下编对引用的诗话词话，只是简略地指点，有的则未加说明。读者可上下编参照来读。从1962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本《诗词例话》似乎并不过时，历久而弥新，由上世纪80年代的畅销书沉淀为今天的常销书和长销书，其中的奥秘从我们所见所闻的生动故事中、从历史的鲜活细节中或许能找到某种答案。
参考文献
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初版；1979年修订版。
周振甫：《从<诗词例话>谈到我的学习》，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
周振甫：《诗词例话全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周振甫、林在勇：《周振甫先生访谈录》，载《中文自学指导》1996年第2期。
黄伊：《须我友——记一代名编辑周振甫》，载《中国出版》1997年第1期。
周振甫：《我和<诗词例话>》，收入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周振甫：《周振甫年谱》，收入《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张世林主编：《想念周振甫》，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