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淼 齐鲁书社
按：四十年砥砺前行，四十年春华秋实。作为全国第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四十年。正是有了几代齐鲁人的艰苦奋斗和海内外作者的鼎力支持，才有了齐鲁书社“文兴齐鲁，功在学林”的辉煌。建社四十年，齐鲁书社出版图书近万种，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出版奖项两百余种，先后摘得国家级图书奖项十余种，连续六年跻身“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百强出版社”。在二零一九年的世界读书日，齐鲁书社第二十三辑《藏书家》新书首发，由齐鲁书社、山东大学文学院、尼山书院共同举办了“齐鲁书香四十年，《藏书家》成廿三辑”活动。嘉宾周晶、韦力深情讲述了自己读书、藏书心得。
一、周晶先生的《藏书家》情怀
今天很荣幸、很激动，到会的只有我一个人是七十七岁的老头。虽然退休已经十七年，但是看到《藏书家》依旧正常出版，心里很高兴，
我和《藏书家》有很深的渊源。一九九七年秋天在微山湖畔论证选题，当时宫晓卫担任社长的时间还不长，我就在想：虽然自己在齐鲁书社干编辑，但是爱藏书、好读书的习惯依然如故；再加上当时出版社大院里，山东画报出版社已经出了《老照片》，另外也有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收藏的书，这些书雅俗不同——有面向专业人士的，有面向普通读者的。我就在想：能不能出一本和藏书、爱书、读书有关的书，宫社长很支持，选题就这样定下来了。选题好确定，实际操作很难——在当时跟古籍社打交道的，一般都是高校等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不过既然是“藏书家”，范围就不能不局限于中国古代的藏书家、藏书楼这些故事，也要收录外国文学相关趣事，还可以是觅书的经历、读书的心得。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到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才出第一辑。好在当时许多学界、读者都很欢迎这本书。然而当时没有专门的编辑部，我还要负责一些编务、印刷的事情，组稿审稿的过程基本是光杆司令，还要写编后记。即便如此，《藏书家》依旧维持着一年两辑，退休前一直干到第十辑。
《藏书家》十辑之后许多工作就由韦力先生来负责了。其实在前十辑的时候已经了解到韦力先生藏书规模很大，我当时拜访韦力先生之后就感慨：经历十年浩劫，仍然能有这么庞大的藏书，还能寻访许多藏书楼，这非常不易。随着韦力先生加入并担任执行主编，“寻访藏书楼”也成为了《藏书家》的招牌栏目，曾经在齐鲁书社一干就是三年，从第十一辑做到第十六辑。韦力先生常常跋涉在荒山野岭中，有时候寻访藏书楼还受了伤。我曾经跟韦力先生商量：寻访遗迹能否让书友、年轻人代劳，韦力先生认为不妥。
另外，当年《藏书家》除了韦力先生帮忙，还有杜泽逊以及已故的黄裳、王绍曾等许多学者，所以《藏书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成果，否则可能连前十辑都出不出来。当时的杜泽逊先生还年富力强，就能负责诸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文献集成》为代表的大部头著作。如《山东文献集成》，杜泽逊就认为应该侧重稀见文献，功莫大焉。
一九八一年底我进入齐鲁书社，是第十位成员，此前有赵丙南和已故的孟繁海等好多同志，今年不仅是《藏书家》二十年，更是齐鲁书社四十周年，四十不惑，需要由当初创刊的老编辑、藏书家作者写一点儿回忆性的文章，让后来人知道齐鲁书社从创始阶段到现在的历程。另外，我家里还有一些旧书，如果社里觉得有价值，我无偿捐献出来，由社里出版，出版后最多给我一两套样书就行。
二、藏书家韦力的“书式”生活
正如周晶先生所说，我在齐鲁书社服务过三年，当过《藏书家》的执行主编，在这个意义上说也算是老出版人。在人们给我贴的众多标签中，我首选的依旧是“藏书家”。我就是爱书，因为爱书才走到了今天。说起个人经历也挺简单：从一九八一年开始藏书，至今痴心不改。因为我觉着既然爱书，那就爱了。
（一）觅书 在这里有两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
1.西夏佛经 PPT上面这些字，我基本看不懂，但是不妨碍我收藏。荀子曾经说“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具体到这部佛经就是可以借力打力——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研究西夏文字。我一上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长期以来市面上的西夏典籍，基本上都是仿造的，这可能要归因于元朝灭西夏太残暴，西夏的文本几乎没能流传下来。由于仿造的太多，我已经本能地以为但凡出现一部西夏文本就是伪造的，也就不会收藏了，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式了。不过也有反证，比如这部佛经就是。当时这部佛经是在一家拍卖公司预展，因为是预展所以时间很短，有些艺术品比如瓷器、书画在预展期间是可以看个清楚明白的，但是一部典籍很难做到。当时这家拍卖公司的人先给我看的是其他的文本，之后在跟我推荐这部佛经，我下意识就说不看了，后来在对方劝说下打开看了看。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佛经与市面上众多的西夏文本不同——版本目录这门学问，有些近似于实证科学，思辨性不强但是经验很重要：这份文本经过断纸、断墨，就能看出在时代上跟宋王朝差不多，最后确认是难得的真品。搞收藏要“贪”一些才好，“曾经我眼即我有”搞不成收藏。一部可供收藏的典籍的价值，最好能刷新学术史：在这部佛经之前，人们大多都认为西夏文是汉字的翻版，不过这部佛经的文字找不到能对应的汉字，倒是跟藏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几个咒语例外。换句话说，这部佛经告诉我们：西夏文明并非只有中原文明这一条传入渠道。再如书中有些图案挺有意思，是木刻加上浮彩，画的是十二生肖。
2.宋版书为什么珍贵 众所周知，宋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印刷术，不过唐代使用印刷术的书籍主要是佛经（甚至有人提出佛经直接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真正普及印刷术是宋代的事情。而且宋代版刻的水平是最高的，这看似有悖于“后来居上”这个发展规律。二十多年前有一档小品节目，是让一个人给第二个人传话，第二个人给第三个人传话，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十分钟传了二十个人，结果第一人和最后一人说的内容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传话的过程中，最接近原话的是第二个人的表述，后面的人转述的准确性越来越低。中国的方块汉字是表意文字，以单音节词语为主，有许多同音不同意的字词，这也是中国校勘学高度发达、西方（特别是拉丁语系）没有校勘学的原因。传话的准确性和汉字的复杂性，这就是宋版书“神秘”的面纱——不仅最接近写本时代，同时也是最早的刻本时代。在这里多提一句：搞图书收藏的人一定要注重手稿的价值，作者的一些想法只有在手稿中才能找到一丝痕迹，比如翁方纲的诗稿中竟然保存了一些他写的《四库全书》提要稿件，上面还有“张阅”“李阅”（按：张、李很可能指张若溎、李友棠两位副总裁）。再说一句：藏书界有四大名品——劳（劳权劳格兄弟）校、毛（毛晋）钞、顾（顾广圻）批、黄（黄丕烈）跋；从古籍收藏的角度看，历史上越有故事的古籍就越有收藏价值。我们总是常怀千岁之忧，那靠什么了解历史？只有靠文字、靠收藏。如果没有前人的积累，所有翻印都不成立，传播也就不存在。齐鲁书社四十年的重要图书很多都是靠收藏的影印本，影印必有底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觅楼 为什么要寻访藏书楼？我们都会说我们中国有灿烂的悠久历史，也会说封建社会就是血淋淋的吃人史，收藏也不例外。
1.吴引孙的测海楼 这个藏书楼一楼没设么很特别的，二楼的书橱也不稀奇，但是二楼有一个滑轮装置，仔细看会感慨古人的智慧：由于南方地区相对潮湿，所以藏书不能放在一楼，可是要在二楼藏书要经常搬运，太费事了；于是这里就有一根长线，其中一端是盛放图书的盒子，通过滑轮把书由一楼送到二楼。这是以前寻觅藏书楼未曾见的。不过要收藏需要钱，历史上收藏家大都是有钱人。
2.书隐楼 有人说是沈初故宅（匾额题字为沈初），对沈初有这样一座藏书楼我是怀疑的，后来考证出来：书隐楼最初应该是四库馆第二总纂官陆锡熊的藏书楼（按：沈初系四库馆副总裁之一，陆锡熊提出了四色配四季的图书分类法）。今天的人们大多数只知道纪晓岚是四库全书总纂官，其实只是纪晓岚的故事多，陆锡熊、孙士毅两位总纂官也很重要。虽然当年《四库全书》总纂官之一的书还保留着，然而今天测海楼已破烂不堪，这也是总纂官陆锡熊的悲哀。
寻访这些书楼，是对古代藏书文化的回首，也是对中国古代学术从何而来、如何传承的一次仔细梳理。应该多宣传这些对中国文化史做出贡献的藏书家，对这些前贤的历史贡献应该心怀敬意，尽管“崔颢题诗在上头”。所以我们要感谢怀念那些为民族文化传承做出贡献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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