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真正需要读的“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可以读完的。我们只需要找到密码，确认这些书是什么就可以了。
前文《书单与书目》，谈到金克木先生文章《书读完了》，其中有夏曾佑与陈寅恪的一段对话。他们谈到，真正需要读的“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可以读完的。金先生称赞他们说得对，我们只需要找到密码，确认这些书是什么就可以了。
我对金先生的观点颇为赞赏。但近日读曾国藩著作，却发现曾氏在《与何廉昉书》中，说过一段非常类同的话：“承询及欲购书目，鄙人尝已谓四部之书，浩入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而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而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而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入经、史之书，皆类书也。”你看，曾国藩早已把这件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并且给出了“密码”，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回到本文主题。近日思考读书与看书的差异，见到近世以来，许多学问家讨论此事，时常会提到曾国藩的阅读观点，对其赞赏有加，使人印象深刻。
一位是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他在《国学必读》序言中，谈到古今诵、读、看的意义与变化，所谓：“古人之谓诵，今人曰读；古人之谓读，今人曰看。”他指出，就阅读而言，看与读应该并重，它们恰如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正所谓“诵者玩其文辞之美，读者索其义蕴之奥。”钱先生还批评近人著书“只言读本而无看本”云云。那么，哪些书应该看，哪些书应该读呢？此时，钱先生以曾国藩写给儿子纪泽的信为例，指出：看的书有《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周易折中》；读的书有《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还有《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得其深远之韵。二者不可偏废。”
另一位是陈柱先生，他在《研究国学之门径》中谈阅读方式，也引入曾国藩《与邓寅阶书》中观点，强调读书与看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既不可阙，也不可混。所谓“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无，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
从钱陈二位先生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知道看书与读书的原理，也会为曾国藩的种种妙论所感动。其实曾氏还有很多观点值得铭记，如他在《家书》中谈到“为学四字”：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本；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字之中，也有温旧书即“背诵”一项。再如曾国藩在《家训》中谈到写诗的方法，他提出，首先要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正如古人所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接着曾氏给出一段惊人之句：“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功夫。盖有字句之时，人籁也；无字句之时，天籁也。”
其实曾国藩等人的观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经年不绝于读书界。比如胡适在《怎样读书》中讲到阅读的精与博，他提出读书要有“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对于口到，他说：“古人所谓口到，是把一篇文章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没人提倡背书，但我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它至少能使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得到一些好的影响。”
说到诵读之背诵，大多与苦读与强记有关。这里面有两个负面的观念，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说古人读书，有“诸葛公但观大略，陶靖节不求甚解”之说。诸葛公一句，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与石广元、徐直元、孟公威一起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陶靖节一句，见于陶潜《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认为读书也有另外的路径，即不必深究苦读，也能成就大事。对此，清代冯煦《蒿盦类稿》中说，要想做到这一点的人，首先要有诸葛之才识、靖节之怀抱，不然靠什么去观大略、知甚解呢？其次还需要审视先贤放言的本意，不可支离穿凿，断章取义。
二是说古人读书，有“孔子过目能诵，东坡不用两遍”之说，认为那样的天赋是不可追的。对此，清代郑板桥反问，那“孔子读《易》至韦编三绝”怎么解释呢？还有苏东坡在翰林院时，读《阿房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怎么解释呢？其实苏轼有诗句曰：“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辙《栾城先生遗言》有记：“读书百遍，经义自见”，也被奉为千古名言。关于过目能诵，郑板桥承认有天赋之说，但那些人“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则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不失讥讽之意。
温习前人论阅读的故事，进而想到自古读书，诵读与背诵传统的形成，究其渊源，大约有两个原因在起作用。
其一如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言：“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因此汉兴之后，许多典籍失传，只能从民间征收私藏，或请饱学之士将经书背诵出来。即“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朱熹《朱子语类》也有记：“汉时诸儒以书相授者，只是暗诵，所以记得牢，故其所引书句多有错字。如《孟子》所引《诗》《书》亦多错，以其无本，但记得耳。”
其二如清代尤侗《读书社引》所言，古人读书有三难，一是竹简烦重，虽充栋汗牛，实不过数种；二是写本不能佣人，尝手抄日诵，有不出房六年日课五十纸者；三是秦之兰台，汉之天禄，唐之集贤，书集京师，士庶家不获全睹。在那样的阅读境况下，背诵的作用就更显得重要了。此中兰台、天禄、集贤均皇家藏书之所，但秦藏书之所，未见兰台之说，有见《史记》：“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读到上述背景，今人或以为时代进步，阅读条件大大改进，我们的学识自会直追古人。其实不然，境况的变化未必都是好事，它也会使一些错误的观念滋生出来，比如对于书的尊重，对于阅读的尊重，也会出现下滑的倾向，甚至造成今人读书，往往不如古人严肃、认真。为此，清代尤侗也有三点总结：一是古人以得书难，校雠精详，无亥豕陶阴之误；今人得书易，谁能校书如扫尘者？二是古人得书难，甚至有杜预以借书为痴，杜暹以鬻书为罪的故事；今人得书易，狼藉几案，多为蠹鱼石鼠所毁，梅雨寒具所污，犯二杜之戒者比比皆是。三是古人得书难，因此昼夜披吟，若护鸡抱犬，投斧握锥；今人得书易，往往束之高阁，肩舆一游而已。
此中杜预故事，见于晋代杜预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有记：“书勿借人。古人云：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后有“借书一痴”之说，据言钱锺书还有一枚藏书章叫“借书一痴斋”。杜暹故事：见于唐代杜暹家中藏书，书末自跋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不孝就是罪过了。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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