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唐俊荣读《江南三部曲》:百年江南寓言式的历史画卷

2019年05月15日   作者:唐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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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唐俊荣专栏】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长篇小说,创作三部曲的构想发端于1994年,那年格非刚三十岁,而当三部曲的开卷《人面桃花》正式动笔,已经是2003年了。

《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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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格非 
出版时间:2012年04月

《人面桃花》2004年脱稿,首先在长篇小说选刊《作家》发表,我匆匆看过,并未引起多大注意。直到十年后的2015年,《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套出版时,我才一次性的将其读完,前后读过两遍。

革命党人的壮烈悲歌

《人面桃花》是三部曲的首卷。这个浪漫的书名,叙述却是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巨变相互纠缠的悲剧式的传奇人生。

秀米的父亲陆侃原是扬州州官,因一案牵连被罢,回到原籍普济。心事浩茫无以排解,因而生出种种事端,最后因疯出走。正在陆家闹成一锅粥的时候,“表哥”张季元从梅城来到普济。

一天,陆秀米和同学谭四为老师丁树则去夏庄举人薛祖彦家送信,意外撞上表哥正在那里聚会。几天后大批官兵查抄薛府,薛举人被杀。张季元立即逃亡。临走时将一只金蝉交给秀米,嘱其半月后交给来人“六指”。

张季元是新潮知识分子,到过东洋,长住“两京”,口若悬河,热衷表达,他并不是秀米“表哥”,只是陆母一位曖昧表亲,眼下他是朝廷通缉的乱党要犯。这次他来普济就是会同薛祖彦召集蜩蛄会会员,发动地方帮会势力攻占梅城。张季元走后半个月,秀米并没有等来“六指”,却见到张季元全裸的尸体顺流而下漂到了普济。

秀米在张季元的遗物中发现一本日记,里面有很多革命党人的活动纪实,使她激动得几天都合不上眼。母亲担心陆家再出一个疯子,匆匆将她嫁了,不料就在出嫁途中被土匪劫持到花家舍的一个湖心岛上。秀米九死一生受尽折磨,这时盼望已久的“六指”出现了。

原来“六指”才是蜩蛄会的真正首领,为攻打梅城四处组织人马,他先后两次潜入花家舍,动员这里的土匪入会起事,但此时薛举人谋反败露,攻打梅城计划取消,他们也就消声匿迹了。

十年后陆秀米从日本回到普济,跟谭四兴办学堂,她以校长身份作掩护,发展队伍,筹集经费,不择手段,不分对象,甚至连自己家里的田地全部卖光购买枪支。谁料买她土地的梅城大土豪龙庆棠,正是朝廷龙守备的父亲,于是筹款买枪谋反的计划败露。龙守备带领队伍捣毁了学校,秀米被俘,谭四等一众同伙全部被杀。三个月后就在秀米被执行绞刑的前夜,辛亥革命爆发,直到一年多后秀米被释放,她拒绝所有的出路安排,回到普济老家,十二年后悄然离世,年仅四十挂零。

格非的“十年怀胎”,为本书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书中的很多人物,像薛祖彦、张季元、陆秀米、六指、老虎、喜鹊、龙庆棠、丁树则等人,都是真有其人或者是有特定的原型。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叙写这场斗争,却从侧面、从局部以惊心动魄的故事、生动曲折的细节、性格独特的人物,真实地、深刻地、寓言式的揭示了这场悲剧的实质。

这是一个风雨如磐、一日三惊的时代,多少志士仁人,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无一例外地难逃惨败的命运。原因是他们缺乏政党的领导,信仰模糊、组织涣散、成员混杂、根基薄弱,很多时候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清王朝虽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仍以十倍的疯狂垂死挣扎。他们走狗遍地、密探横行,视百姓如蝼蚁,置生死如儿戏。薛祖彦一家被满门抄斩,连收尸的亲友都没有。民国了又如何呢,换汤不换药。武昌事发,应该给秀米案带来曙光。谁料“变色龙”龙庆棠一举杀死梅城知府一家三十多口人,宣布梅城独立,秀米一案无人过问,又拖了一年多。本来应该是胜利者的陆秀米却落得心如死灰,悲愤归里。

作者冷峻地把本书的结尾处理成这个样子,使得悲剧的力量长久留存在读者心中。

“花家舍”不是“大同世界”

陆秀米被捕时怀有四个月的身孕,经官府批准推迟行刑。后在狱中产下一个未足月的男婴,被一狱吏奶娘抱去抚养,这就是她与战友谭四的儿子谭功达——《山河入梦》的主角。

本卷的主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前后十来年江南农村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人文的,方方面面的变迁。故事和人物与上卷有着呼应的关系。

梅城县长谭功达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兴修水电、开挖运河、试制沼气……正在他雄心勃勃而又困难重重之际,上海姑娘姚佩佩登场了。姚佩佩原名姚佩菊,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被姑妈收养来到梅城,偶然性地成了县长谭功达的秘书,在工作的接触中,谭功达的革命热情和人格魅力,很快就感染了这位上海姑娘。谭功达是个凡事都为他人着想的人,觉得姚佩佩才十九岁,年龄相差悬殊对她不公平,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最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济水库事故致死的民工王德彪的遗孀张金芳,利用心计和手段,带着五岁的孩子,“绑架”了谭功达,成了他的妻子。

姚佩佩的情感结局更是悲惨。佩佩的美貌一直是政府机关街谈巷议的话题,最后被腐败分子讨好上级将其灌醉奸污,姚佩佩愤而反击,杀死了强奸者,从此陷入长期逃亡。

谭功达是一个事业第一、心无旁骛的老干部,但他在梅城没有过过一天顺心的日子。他的较真和清廉在领导班子中陷入孤立,谭功达自己也很费解,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件事,到了自己手里就成了烂泥一团。梅城没有县委书记,似乎权力都集中在县长手里,其实恰恰相反,没有书记,一旦常委会发生分歧,就缺乏正义的裁判。最后除他之外的六个常委经过密谋,利用普济水库垮坝的自然灾害,把他的县长职务撤了,贬到花家舍公社当巡视员。

花家舍座落在一个三面临水的斜坡上,清朝同治六年进士、福建按察史王观澄,中年好道,顿生隐逸之念,意欲打造人间仙境,来到花家舍结庐而居,后来幻想破灭花家舍变成土匪窝,终因匪首内讧,经营多年的“世外桃源”化为灰烬。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八悍将之一、三十八军的副师长郭从年来到这里,按照当年模样重建花家舍。谭功达带着梅城县政府公函和鹤壁地委书记聂竹风亲笔信来到花家舍,到公社办公室报了到之后,住进公社招待所就无人过问,天天能够见到的就只有招待所服务员“驼子八斤”。他除了照顾谭功达的饮食起居,还喂了两头大肥猪,整天忙过不停,一身汗臭。

三天后他再到公社办公室询问工作安排,接待他的小徐感到很奇怪。他说,主观能动性是每个社员的灵魂,我们从来不给任何人安排工作,这里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谭功达要求见公社书记,想把地委书记的信亲手交给他,小徐断然拒绝。他说你的信可以交给我转交,想要见他是一个十分无理和非分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小徐明确交底:“我来公社几年了,也从未见过郭从年书记,就算碰上了,谁也不认识”。

一年后的一个晚上,驼背八斤意外地跟谭功达作了一次通宵长谈。原来他就是郭从年。他首先告诉谭功达,这一年来姚佩佩给他的每一封信他们都看了,而且都按原样抄录存档。他从来信分析,懵懂的姚佩佩不辨方向,一年时间兜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普济。地委书记的亲笔信中要求郭从年照顾好谭功达,为了报答地委书记曾经的救命之恩,他冒着政治的和法律的风险,指使谭功达明天赶赴普济,也许能见上姚佩佩一面。可是当谭功达赶到普济时,姚佩佩已被抓捕。九个月后,姚佩佩被处决,谭功达以包庇罪一直关押到一九七六年死于狱中。弥留之际他听外面鞭炮齐鸣,全城正在欢庆“共产主义已经实现”。

“花家舍”是本书故事发展的重要节点,因此不少评论说“乌托邦”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台湾在出版本书时,书名就是《乌托邦三部曲》,这是明显的误读。花家舍的模板不仅与革命党人的“大同世界”和谭功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连“乌托邦”都谈不上。格非自己最后也否定了本书“乌托邦”的定性。花家舍极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看起来是一个特例,实际上恰恰是那个时代“一大二公”的经济生活和“人人自危”的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谭功达经过半年的实地考察,深感真正恐怖的不光是郭从年的影子统治,还有“101”无处不在的监控机制。所谓“101”,其实就是当时的“群众专政”。它的要害是:要求所有社员包括郭从年在内,二十四小时的言行都在“101”的视线之内。不能有任何例外的自由。因此群众不仅谨言慎行,甚至钝化到连记忆力只有三天的储存,三天以上的事就什么都不记得。在与郭从年最后一次长谈中,谭功达对他精心设计和孕育十二年的这个怪胎,作了无情的剖析。郭从年也承认,十多年来不少参观者早就提出过非议,只是他仍在顽固坚持而已。

花家舍作为本书下卷的压轴戏,二十年后依然存在,而且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酒吧街、咖啡厅、私人会所、高尔夫球场……一应俱全,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怪胎呢。

博大而深邃的文化信息

《春尽江南》是《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本卷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而主要矛盾集中发生在三个月里,但叙述覆盖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谭功达与张金芳之子、诗人谭端午大学毕业时应诗友之邀,来到江南小镇鹤浦招隐寺的山房幽居了几个月。就在他返沪的前一天,诗友约了两位文学女青年来聚会,从而使谭端午认识了崇拜他多时的李秀蓉,想不到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

由于错过了跟导师的沟通,谭端午的求职四处碰壁,只好把自己又一次打回到鹤浦。一年后谭端午在商场邂逅李秀蓉,她此时的身份已经是律师庞家玉,正在跟未婚夫挑选婚戒。在命运冥冥召唤下,两人几经挣扎,半推半就地结成了夫妻,双双步入现实生活的庸常。最后的结局还是难逃千遍一律的宿命。庞家玉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提出离婚,原来真相是她已患绝症,为了不影响家人而离家出走。最后家玉病逝,谭端午无限悔恨和悲伤领回了她的骨灰。

围绕主角二十年的情感轨迹,反映出种种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初期“万花筒”似的社会生活。与上两卷不同的是,故事背景从农村小镇搬到了中等城市,舞台人物也已更换为知识分子。这样,格非的书写也进入更为得心应手的自由王国。

格非曾经是“先锋派”的干将。先锋派的小说观与传统小说观的区别之一就是:传统小说观把重点放在“写什么”,而他们把重点放在“怎样写”。格非是文学博士、清华教授,他的文学创作的过程和他受授高等教育过程同步。他的小说是典型的“文人小说”,从来就不满足于故事的编织,更讲究文化信息的含量。从本书的开卷,我们就看到陆侃和丁树则为李商隐的“金蟾啮锁烧香人”诗句中的“金蟾”还是“金蝉”,打得头破血流,好友绝交。第二卷中谭功达几次收到的匿名信,几乎都是文言文,其中还引用了六朝小诗,虽然带有老学究的迂气,但幽默有趣。到了本卷,因为小说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他们在生活中流露出来的文化信息更多。作者在故事架构、文本语言、叙写技巧都作了全新的设计,大众的、精英的、规范的、地方的,职业的、甚至黑社会的……都要恰当地融于一炉,和谐相处,各得其所。这是格非创作上的升华,也是先锋派困境中的成功突围。

格非说他从未写过诗,他谦逊地说不懂诗,但他居然胆敢把本卷的主角确定为诗人,而且特别在最后一章安排了一场在花家舍举行的诗歌讨论会,三十多位学者、教授、诗人的正式发言和私下海聊,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状况、得失、走向,作了准确的反映,专业得不能再专业了。最值得点破的是,谭端午在清理庞家玉的遗物时,发现十多年前悄悄离开李秀蓉时,留下的四行未完残诗《祭台上的月亮》,格非借谭端午之手将其写成六十行的《睡莲》,结束了三代人百年追梦的苦难历程。

我看格非是真正的诗人!

(封面图片来源:2018时代杯最美书店·朵云书院广富林店;本文编辑:安宁)

来源:百道网·唐俊荣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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