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8年我国有关学术作假的新闻频现。201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百道网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学术出版年会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销商大会”上，业内有关专家学者参与了学术诚信与出版者责任的探讨，谈到出版者应该坚守初心，溯本清源，同时应该做出社会规范。
近年来，我国学术造假事件频传，相关新闻频频曝光。
2019年新春之际，艺人翟天临在社交网络晒出被北京大学录用为博士后，但其后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不知“什么是知网”，被质疑博士学位论文造假。此后事件不断发酵，四川大学官网已将翟天临列入“学术不端案例”公示栏；北京电影学院成立翟天临事件调查组，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将根据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调查结论按规定作出处理”；紫光阁、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轮番报道其学术不端事件。
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涉嫌学术不端，其发表的多篇论文，存在学术抄袭和一稿多投等问题；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撤稿论文，引起巨大轰动。
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生。201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百道网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学术出版年会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销商大会”上，业内有关专家学者参与了学术诚信与出版者责任的探讨，谈到出版者应该坚守初心、溯本清源，同时应该做出社会规范。
学术造假频频曝光，从根源防治学术不端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学术出版界出版了非常多令人称道的成果。但与此同时，2018年学术成果的关键词除了“改革”之外，还有“学术伦理”“学术诚信”，甚至是负面的“学术造假”“撤稿”。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界的贺建奎、韩春雨，还是社会学界南京大学的梁莹，他们都是学术负面的人物，但学术造假的事件并不是在2018年才发生的，而是中国学术大发展、大繁荣潮流下出现的沉渣在2018年重新被翻出来。这是官方和民众对推行学术伦理、恪守学术诚信、营造良好的知识创新环境高度重视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者应该正面看待这些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总结，学术不端具有普遍性、隐蔽性和长期潜伏性等特点。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具有“双刃剑”效果，一方面学术不端的发现成本不断降低，学术不端的造假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其造假成本和“反发现”成本同样减低。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如果成本很低，则无法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因此惩治学术不端行为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更要从深层次做工作，从根源上防治学术不端。
从政府层面出台的相关政策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学术诚信的重视程度和处理措施正在逐步加强。2016年，习近平“5·17讲话”中特别提出“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 2018年中央文件密集出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等文件。
出版界的“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
在“第九届中国学术出版年会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销商大会”现场，与会嘉宾针对学术造假事件中暴露出的“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学术伦理”是一套规范体系，指各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和成果交流传播及评价过程中认同并自觉遵守的规范、准则，它用于调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一种准则和指南。如果再进一步细分的话，学术伦理包括研究伦理和编辑出版传播伦理两大方向，简称为学术出版伦理。谢寿光认为，在学术界“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被当作同一个意义的概念，但是仔细思考，“学术诚信”上位的概念应该是“学术伦理”。
Taylor&Francis出版集团的丁海珈对于“学术诚信”的概念有更细致的划分。她用国际学术出版商的实践和经验表明，“学术诚信”谈的不仅是一个现象，还是整个研究流程，可能涉及到作者署名权、剽窃行为、引用数据有误，学者在有利益冲突时应先自我声明，遵守国际规范和实验室规范，切忌一稿多投等。
“学术诚信”也给国际学术期刊带来挑战。信息这把“双刃剑”使得作假成本降低，违反学术伦理道德的事件增多。但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都是普遍现象，只是中国基数大比较明显。复杂的伦理问题也是一种挑战，譬如很多国际合作和国际间合作项目，一旦产生伦理问题就很难处理。最后，是掠夺性期刊大量增加。有些全世界共享的科研成果被发表在大量商业性、不符合伦理的期刊上，而这些就是掠夺性期刊。目前全世界约有8000种掠夺性期刊，导致同行评审不规范，公司根本是虚设，有钱就能发表论文。
“科研诚信”建设，是立人立国之本
在当下的科研环境中如何有效杜绝“学术造假”？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认为，在当下的科研环境下讨论“科研诚信”建设很有必要。第一，“科研诚信”建设是学术之本。诚信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第二，科研诚信是系统工程。要把科研诚信建设当成一项事业来抓，它涉及到的不仅是学者的问题，还有科研组织管理、出版、传播、教育、评价等。社会科研需要国家资助项目管理体系，做项目的重复率筛查，而科技领域早已有之。第三，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则在学术和期刊的每个出版环节都需要把关。
为了顺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7年正式挂牌成立。荆林波院长介绍，目前研究院承担的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个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4年和2018年分别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第二个是中国智库综合评价，2015年，研究院首次发布全球智库的评价，预计2019年发布第二版；最后一个任务是第三方政策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作为学术评价机构，将进一步加强综合性评价，与社会各界力量合作，打造更加全面的、实时的、可追溯的评价体系。
学术出版要有传承和创新
出版者在科研诚信环节和领域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出版是把学者的个人产品、精神产品转化为公共产品的最后一个环节。出版社出什么样的作品、出什么人的作品、怎么出作品，是出版社向社会公众的一个宣示，代表出版社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引导学术发展的一个标志。谢寿光认为，学术出版人应该尊重学术、怀有敬畏之心，当好 “最后的守门人”，一旦失职整个体系就会崩塌。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认为，出版业应坚持新时代的基本国策和定位，深入地、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的时代，不仅经济在发展，学术也在发展，特别是人文学科。因此，出版业要加强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研究。其次，应该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等相对薄弱的基础研究加大投入。
信息化时代的学术出版和学术传承是个巨大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指出，现在是读图时代和手机时代，信息被碎片化，要静下心来读书，再去理解、挖掘、读懂，还要有创建，是件难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历史，研究档案、资料、史料、一手资料，还有方法。当学科不使用数学来表达，而是依靠材料、史实，从千丝万缕中理出来的就是思想。思想体现在哪儿？它是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信息化时代的出版与传承，其实就是一个东西的两面，要传承必须要出版，要出版必须要有传承，否则就是商业出版和短平快炒作。
美国两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谢宇表示，目前学术出版仍然存在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学术书籍的出版从调研、初稿撰写、审阅及修改到文字编辑与发表总计需要5-10年，周期长、回报不确定、受众范围小。但每个人都面临着“多发表、高产出”的压力，以及网络出版带来的挑战等。在宏观环境下，学者需要发表作品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并推动日后的工作晋升；从价值方面而言，有价值的学术贡献，是世界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是学者人生价值的体现。学术出版具有其特定的属性，有别于一般出版，因为学术出版要贡献新的知识，要从前没有被提出过。
挑战背后也隐藏着机遇，丁海珈认为，外国出版商之间就有应对的联合行动：比如建立“THINK CHECK SUBMIT”出版物共享平台，供学者参考；在科研共同体内建立公众的信任，Open Science（开放科研）对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促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完善评价体系，建立学术伦理规范
“学术诚信”需要内部的个人自省，也要有外部的监督措施。学者在浮躁的大环境之下，应该不忘学术的初心。学术评价机构为了更加全面地评价学者和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优化评价标准。谢寿光社长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将与社会各界力量合作，打造更加全面的、实时的、可追溯的评价体系，共同推动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
谢寿光表明了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后的方向，把学术伦理和学术诚信作为社科文献人的基本规范和守则，并作为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基本内容。从2012年起，社科文献出版社就开始起草《SSAP手册》，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皮书编辑手册，现已是第三版。《SSAP手册》是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写作出版编辑指南，力图打造成“中国的芝加哥手册”。大量的学术伦理手册表明，应把学术伦理板块编成规范化的条款。在社科文献出版社会加快学术伦理规范的同时，还会与各高校、各研究机构合作，全方位开展培训。
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严格执行传统“三审三校”编辑流程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专业编辑编审分开、预处理等编辑制度。过去的编辑之所以被矮化是因为不分专业。执行专业分工并不容易，社科文献在这点上做了十年左右的探索，将编辑体系分为组稿编辑、文稿编辑、技术编辑和营销编辑四大类型。还有预处理或预审的制度，比如当所有皮书稿子进到出版社以后，先不进入编辑部，皮书研究院来对整个皮书做学术功能检测。出版社对皮书、集刊和原创专业图书三种类型实施严格的查重和退稿制度。
社科文献出版社会善待社科文献的每一位作者，每一位合作方，每一位读者和用户，在完善和国外合作方定期发布版税结算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对所有社科文献作者施行年度报告制度。只有学术出版机构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真正能做公开的承诺，我们才能把中国的学术诚信体系真正建立起来。
作为国际性学术出版商，T&F在“学术诚信”问题方面有不同的做法：首先是成立COPE（出版伦理道德委员会），约束出版商，指导作者、主编、编委会成员、刊物编辑部等规范行为。其次是建立信息化平台。目前国际性出版商要通过国际公认的几大在线投稿和同行评审系统平台，如果能够严格使用这个平台，作者、审稿人、编辑记录、流程和时间点就都可以在里面被查证。有必要时还会申请专业帮助。有些涉及编委会和专业人员的专业领域，会请他们来解决特殊方案。
（本文编辑：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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