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蒋子龙获改革先锋称号,其 “文学回忆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8年12月18日   作者:文讯

【百道编按】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改革文学”代表人物、著名作家蒋子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了《蒋子龙文学回忆录》,在这本书中,蒋子龙首度回首半生,向读者讲述一个惊喜和意外迭出的时代和文坛,讲述一种人与文互相缠绕的宿命。

《蒋子龙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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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蒋子龙
出版时间:2017年08月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改革文学”代表人物、著名作家蒋子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蒋子龙,男,汉族,中共党员,1941年8月生,河北沧县人,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他是“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1979年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先河。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陆续发表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其多部作品荣获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

2017年,蒋子龙将自己的文学创造之路汇集成一部作品——《蒋子龙文学回忆录》,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蒋子龙文学回忆录》是一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国版的《人·岁月·生活》。在这本书中,蒋子龙首度回首半生,向读者讲述一个惊喜和意外迭出的时代和文坛,讲述一种人与文互相缠绕的宿命。

“回顾大半生,文学害过我,也帮过我。人与文的关系是一种宿命。”蒋子龙在该书自序中表示,编这本书,就想自我解释这种宿命。这就要进行“创作揭谜”。即使创作不能成“谜”,每个人却都是一个谜,在降生时完全不知道将走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一部作品的诞生,跟一个孩子的诞生差不多,当时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及创作主张等等,全收在这本书里了。

全书共分“文学与事件”“记忆与议论”“创作与反思”“交流与反思”四章,全书在对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作家命运、写作、事件、现象的回忆中,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激情与幻象。

蒋子龙表示,这本书所收录的是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积累。也许写得太坦诚,没有修饰,如同写日记,如同对朋友谈心。创作以丰饶为美,而写这类文章,沉重容易,轻盈难得。“我自忖,到六十岁前后,才找到了些许‘轻盈’的感觉。”

“人的一生都在尽力发现并了解自己的‘偶然局限’和‘必然局限’。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自述类文字所存在的意义。”蒋子龙说。

附:精彩书摘

甲子人语

毋庸讳言,一般人都不愿意老。不然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怕退休?甚至为延缓退休而涂改年龄,所谓“59岁现象”即是“退休恐惧症”的一种反应。所以,国人把正常退休形容为“安全着陆”,退休居然成了很不安全的事情,就如同有一架老掉牙的飞机,能够平安降落就是万幸。这时候就看出来,还是当作家好。退休不仅不会影响写作,还意味着有更充裕的时间用于写作。

话说我也终于熬到了该退休的日子,就觉呼啦一下,全身心即刻轻松下来。从此作家协会的是是非非、吵吵闹闹,文人们相轻也罢,相亲也好,谁去告状,谁又造谣,如何平衡,经费多少,药费能否报销,职称有无指标……全跟我没有关系了,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惬意。人到60岁就有了拒绝的权利,对有些人和事可以说“不”了,不想参加的活动就不去,不想开的会就不开,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不想听的话就不听……眼不见心不烦,耳根清净心就清净。哎呀,妙,人到了60岁真好!

人一般会越老越宿命。我就越来越相信造物主的公平:年轻时得到的多,上了年纪就失去的多;年轻时缺的,到老了还会补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地享受青春,到老了反而开始体验自己的青春……那么,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这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年届花甲,倒也不妨小结一番。

我出生于日本侵华的战乱年代,在逃难中因奶水吃不饱经常哭闹,乡亲们都藏在庄稼地里,最怕的就是有人出声。于是我成了大家的拖累,家人无奈一咬牙便把我遗弃在高粱地。但跑出去老远还能听得到我的哭声,心实不忍,大姐又折回把我抱上,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也是我命不该绝。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虽然自小喜欢练武,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的村上就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下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他因识文断字,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才,要成才就不能耍刀弄棍玩拳脚,严禁我再到练武场上去。我眼馋就常常偷着去练,为此不知道挨过多少打。

后来稍大一些了才明白父亲的用心:我有弟兄四个,老大继承祖业,在家里守着父母;老二在天津学买卖,前(钱)途无量;老三多才多艺,成了手艺人,在天津靠技术吃饭;我是老四,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14岁从沧州一下子考到天津上中学,还算可以。谁知16岁赶上了“反右派”,因说了一句话成为全校唯一的一个被批判的学生,并被撤掉班长职务,受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那句惹祸的话是:“孟主任够倒霉的。”孟是学校教导主任,昨天还给我们上大课讲《三国》,今天就被打成了“右派”,让班干部们列席批判会。在散会后回班的道上我嘟囔了那句话,不过是年轻多嘴。想不到班委中有个好朋友一直跟我暗中较劲,学习成绩也跟我不相上下,老想取我而代之。这个机会岂肯错过,跑到学校“反右运动办公室”告了我一状。当时好像有说法是中学生不打右派,但没完没了的狠批臭骂却躲不过去,一直折腾了我半年多。作为回报,将我拉下来以后,那位朋友顶替我当了班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人,体验了奸诈和被出卖的滋味。沧州人气性大,我开始大口吐血……

从那时起,我对城市失去了好感,总感到堆积的楼群和拥挤的车流中隐藏着无法预知的险恶。我隐约觉得城市不适合自己,但命运又让我无法摆脱城市。后来考入铸锻技术中心学校,一接触机器便心气大畅。它冰凉棒硬,不会说话,也不会在背后打你的黑枪。但它有感情,你对它下的工夫大,它就会对你百依百顺。我也格外喜欢那种大企业的气势,在那种新奇的令人振奋的环境里,我吐血的毛病很快就不治自愈。

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得到,以后我小说中的气韵、风格很可能就来自这座现代大型企业,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我后来的文学筋骨。我如果就此平平稳稳地学技术,在工厂待下去,我的生活也许就会容易和安定得多。偏偏赶上1960年海军要招考一批制图员,我们的国家以前没有领海权,刚刚确立12海里领海,急需海洋测绘制图人员。我那时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41.64元。那感觉恐怕比现在拿到4000元还要兴奋,实在是无意再去当什么兵了。况且还知道自己档案里有黑点儿,何必再一次去揭那块伤疤。可那个时候适龄的青年不报名是不行的,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报了名。随后就是身体检查,政治审核,文化考试……一关关地过下来,在全市几万名应征青年中挑选出了30名合格者,根据考试的成绩排位我竟名列第一。因此负责来招兵的海军上尉让我当了这30名新兵的临时排长。命运可真会捉弄人,挨批挨斗受处分的疙瘩还在心里堵着,怎么转眼又成了“红色青年”,又穿军装又当排长,生活的戏剧性跟闹着玩儿一样。而且我还吐过血,为什么体检没有查出来?我受过处分且家庭出身不好,政审又是怎么通过的?想来想去只能有一种解释:当国家急需的时候,枝节就变得不重要了,一切都要服从急需。谁让你赶上了这一拨儿呢?就像江心的一片树叶,水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想挡都挡不住。

我在部队里干得也不错,并从1960年冬天开始公开发表散文、故事,为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各种节目,196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正当我做着升官梦的时候,升官的政审却没有合格,问题还是卡在富农出身上。既有现在,何必当初?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是国家急需,现在国家不急需了——这个玩笑可开得有些过分。我心灰意冷,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生活不再抱任何希望,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所戏弄、所欺骗。由是也就不想再回到大城市的天津,便带着部队发给的复员费和全部证件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想当然地认为凭我的制图技术,到新疆勘测大队当一名测绘员绰绰有余。在兰州倒车的时候,躺在凳子上睡着了,小偷偷走了我装着全部证件和钱的背包,还相中了我脚上的一双新球鞋,已经脱下了一只,在脱第二只的时候我醒了。可想而知,我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的鞋带已经松开,是不可能追得上小偷的。最后走投无路,找到了甘肃的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他们给海军司令部打电话,经核实确有我这么一号,就给我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来一双半旧的球鞋让我换上。就这样,我狼狈不堪地又回到海军部队,部队重新为我补发了所有证件,怕我再自己去乱找职业,就直接把我送回原来的工厂。

转了一大圈儿又回来了,跟我一起进厂的老同学们,有的当了中层干部,有的当了工段长,在专业技术上我已经不能跟他们比了,工资也比他们低一到两级。而且,他们大都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每天一进家门就有人叫好听的。阴差阳错,我把什么都耽误了,只获得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号:大兵。有人在喊我“大兵”的时候还要在前面加个“傻”字。意思很明确,老大不小了,什么都不是,整个傻到家了!

傻就傻呗,比起那些什么好事都没耽误的精明人,我的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恰好对创作有帮助。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古人讲,从来无所羡慕者不作书,无所怨恨者不作书,非亲身经历作书也不能感人。我像着了魔,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上了还不够,经常下班后一干一个通宵。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了,仿佛一夜之间全国的文学期刊都撤销了,有好心的编辑把原来准备发表的我的小说校样都寄给了我,有近十篇之多……这份打击也不轻,它狠狠地掐断了我想在创作上搞出点名堂的念头。再加上我当过厂长的秘书,在“四清”工作队帮过忙,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保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在接受了一场万人(当时厂里有一万五千名职工)批判的大会之后,被押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由此,我的脑子里也变得单纯了,什么好高骛远的想法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念头:活着。像其他人一样干活吃饭,接受家里的安排,结婚成家。

这实际上再一次成全了我,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完全凭借自己的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1300多名员工的大车间的主任。生存环境稍一改善,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1976年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不想这篇小说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国批倒批臭,常有造反斗士打上门来,天天折腾得我心慌意乱。而且批判没完没了,还不断升级,我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暗自揣摩自己的命运可能和写作犯顶,只要不放弃手里的笔,命途就会老是多灾多难。于是,我又沉寂下来。渴望,忧虑,写作会遭罪,不写又难受。但总的来说,不写的痛苦更大于写的痛苦。此时我得了慢性肠炎。说来也怪,挨批挨斗是神经紧张,神经系统没有出事,处于消化系统下梢的结肠倒出了毛病。

三年后,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机关报对它连续发表了14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全市最大的剧场——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时,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批判这篇小说。这自然又闹成了一个事件,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蒋子龙不光自己种毒草,还干扰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偏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它又得票最高,这使评委会为难了:是该批判呢,还是该得奖?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个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但是,第二年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又有人对号入座告到了北京。然后是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惹得当时的一位高层官员当着美国作家的面批评我……以后还有《收审记》《蛇神》,甚至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会惹起一场麻烦。到2000年春天,我的长篇小说《人气》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还被腰斩……

粗粗一算,自“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里,有五届市里的领导人物点名批判或批评过我。上面五级风,到下面就会变成八级风,可想而知我的滋味了……多亏我命硬,不然也许就真的不能“平安着陆”了。这都怪我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处在生活尖锐矛盾的中心,害得我自己也常处于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旋涡中心。

但据实以告,只有《机电局长的一天》挨批的时候我是真正紧张过,对以后的诸多“治病救人”之技,已经有了“抗药性”。说一点不生气是假的,说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也是假的。后来批得我性起,每当看到报刊上又发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火腿肠,当夜必须要拉出一个短篇小说,放几天再改一遍,然后抄清楚寄走。

所以那个时期的东西写得特别多,连续几夜不睡觉是经常的事。自己写得沉重,别人看得也沉重。尽管正处在壮年,长期这样折腾,身体再好也受不了,生活没有规律,肠炎的发作也没有规律,时好时坏,总也不能根除,几十年下来真也把我缠得够呛。到后来,我很自信的腰身和四肢也开始捣乱,具体摸哪儿都不疼,虽不疼可浑身又不舒服;觉得很累,躺到床上并不感到解乏;已经很困了,想睡又睡不香甜。有时还腹胀、胃疼、食欲减退,经查是有胆结石并患上了萎缩性胃炎。据医生讲:这种病只要得上就不能逆转——这可真是黄鼠狼偏咬病鸭子!我的命再硬,招惹上这么多毛病就使生命失去了本该有的活趣,活着没趣,就说明活的方式出了问题。要反省活的方式,就不能不反省自己的创作,我的生活倒霉都倒在了写作上!创作是对生活也是对自身的感悟、况味和内省,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诉说。所以说作家的作品和生活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在追求一种生存的意义。创作的重压直逼身心,还要在重压下构建自我,怎能不累?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路过海河沿岸,看到有几个老头在河里游泳,心生一问:为什么敢下河戏水的都是老年人?一群青年男女倒站在岸上瞧新鲜。我脑袋一热,没脱衣服就跳了下去。河水清凉,四面水波涌动,我却感到非常舒服、安逸,全部身心好像都被清洗得无比洁净。就在那一刻,如同修禅者开悟一般,我的脑子似乎也开窍了: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无论谁想折腾你,无论折腾得多么厉害,只要你自己的心不动,平静如常,就能守住自己不被伤害。以后海河禁止游泳,我就跟着几个老顽童游进了水上公园的东湖,入冬后又转移到游泳馆,一直就这么游下来了。人的心态一变,世界也随之变了。人原本就是在通向衰老的过程中领悟人生,学会一切。渐渐,我感受到了生命本身的快乐:饿了能吃,困了能睡,累了躺下能觉得浑身舒坦。所谓在医学上不能逆转的萎缩性胃炎竟自己好了,连纠缠了我20多年的慢性肠炎也有三年没有发作了——我想三年没有犯的病今后恐怕也不会再犯了吧?

在创作上自然也进入一个随意的阶段,已经放下了一切重负,写自己喜欢写的,每天往电脑前一坐成了一种享受。今天写得美了,可以接连痛快两三天。写作变成对生命的营养和愉悦。其实愉悦是写作必须达到的目的,不能给人以愉悦感,又谈何能给人以启迪呢?但,生命的核心——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变。有了这份热情就有写不完的东西和读不完的书。文学的全部奥秘说穿了无非就是求真,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相契合,于是就产生了有价值的美,也叫艺术感染力。随着年龄越大,我就越能更深刻地感受人生的丰富。

60岁以后的最大感觉就是心里的空间大了。心里空间一大,精神就舒展强健,更容易和人相处、和生活相处。空间是一种境界,许多不切实际的渴望没有了,心自然也就能静得下来。看看周围的青年人,为了挣钱,为了职位,不遗余力地打拼,真是同情他们。即使有奇迹发生能让我再倒回去,我也不干了!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这就是老糊涂的表现。赶紧打住!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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