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亚洲新秩序》出版,一部了解亚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

2018年11月23日   作者:文讯

【百道编按】《亚洲新秩序》为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专题文集。本书内容涉及当代西方民主危机、中国地缘政治、亚洲国际关系等,为其在国际关系方面研究成果的精华。

《亚洲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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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郑永年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亚洲新秩序》为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郑永年的专题文集。作者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曾出版过多部著作。本书内容涉及当代西方民主危机、中国地缘政治、亚洲国际关系等,为其在国际关系方面研究成果的精华。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21世纪的民主危机”讨论西方秩序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以及西方秩序变化对亚洲各国家与地区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二部分“全球化与变迁中的亚洲秩序”讨论全球化状态下亚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及亚洲社会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中国崛起与亚洲秩序”围绕中国崛起来讨论亚洲地缘政治秩序。全书系统性强,结构层次清晰,从世界背景,到亚洲背景,再到中国,层层深入细化。特别是第三部分对十三个与中国崛起有关的重要国际关系问题的剖析,诚为中国外交研究的提纲挈领的文章,其学术价值非常高,影响巨大。

作者对所提出的“亚洲新秩序”的方方面面展开了论述,围绕“西方危机”“中国崛起”这些现实对亚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既探讨当下,又联系历史问题,既围绕中国这一核心,又广泛涉及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读者全面、系统、深入、客观地认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局势有很大的裨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时事评论员杨锦麟评价说,“郑永年尝试在构建亚洲新秩序做一点理论框架的努力,他做到了,希望我们都能理解他的苦心。”

精彩书摘

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非正式会谈,双方就各自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也涉及重大区域秩序(主要是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秩序问题。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两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美这对双边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状况。这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全球瞩目的原因。

更早一些时候,中国领导层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是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韬光养晦”政策、21世纪初以来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政策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概念。不管这些政策概念的提法有怎样的不同,其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立志于做一个新型的大国,走出从前“大国争霸”逻辑,不仅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而且在自身崛起过程中,维持世界和平。不过,在政策概念和政策现实之间具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中国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大国。就是说,“新型大国关系”要在大国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

在中国所有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很显然是重中之重,是核心。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出越来越甚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中美两国所呈现出来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正是因为这种高度依赖关系,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政策都会对美国甚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对中国来说亦然,美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关系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担心在于中国这条大船往何处开,对中国外部关系的担忧在于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美国利益甚至美国(和西方)所确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因此,中美双方都具有巨大的动力来探索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很难说美国已经相信和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很显然美国对此深感兴趣,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美两国的这种认知上的接近直接促成了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历史性的(非正式)会谈。

对中国来说,在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地看,要走出西方学者称之为“大国政治悲剧”的国际关系逻辑并不容易。但是,不管道路如何艰难,这是一种必需的尝试。大国关系关乎战争与和平,关乎无数的生命与财产,没有比这样的尝试更具有意义的事情了。中国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信心。而力量和信心则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或者恐惧往往来自于对事物缺乏认识或者无知。容易理解,中国如果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并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深刻的理论与经验认识。只有对国际关系的现实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才能克服恐惧,树立信心。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次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国和其他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是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且是涉及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这对其他大国亦然。本文围绕着“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点,讨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十三个国际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国际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所能追求的利益、可能面临的风险等等问题。这十三个大问题包括:

第一,大国和世界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主要回答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以及大国在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中国在世界秩序确立和建设过程中要扮演哪种角色?主要想说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这个体系内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但同时中国也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过,中国也会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和挑战者。

第三,中美两国如何共建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秉承和平发展的原则而崛起。其中,向世界开放、与世界接轨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手段。但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向世界调适的空间已经有限,而世界也没有显现出向中国调整的意愿。因此,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和其他国家会进入一个相持状态。中国如何继续崛起便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要继续崛起,中国必须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在此基础上构建大国关系,尤其是和美国的“G2”关系。但对“G2”必须作出既有利于中国本身,也有利于他国的制度安排。

第四,中国是否要像从前和现在的大国一样,在崛起过程中实行联盟政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对联盟的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和其他大国不同的道路,即在不实行联盟政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第五,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崛起成为海洋国家?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第六,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周边国家关系?海洋地缘政治不可避免,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更显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陆地地缘政治不仅关乎国家内部的稳定,也关乎国家的统一。中国所需要的是达到海洋地缘政治和陆地地缘政治的平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和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有关,但大都是因为中国周边国家引起。或者说,一方面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中美关系,这两层关系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如何理清楚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如同任何国家,要和周边国家处理好关系,首要的是要对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有清醒的认识。要根据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来确立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七,会有一个制度上整合的东北亚吗?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韩国。东北亚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像北美或者欧洲那样的制度概念。很多年里,中、日、韩三国都想努力建设东北亚区域主义的一个制度构架,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在东北亚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这样做值得吗?或者说这样做会成功吗?现在中国要建设或者参与建设东北亚的制度化。尽管中国强调的是经济贸易方法,但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作为大国,中国要重新探索一种可行的整合或者分离机制,保障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

第八,如何处理和东盟的关系?历史地看,东盟是中国的后院,对中国一直很重要。在处理和东盟的关系上,中国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中国要防止出现一个统一的、反对中国的东盟。另一方面,中国要防止其他大国分化东盟,一旦东盟分化,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诸多东盟国家就会转向和他国站在一起而对中国构成威胁。那么,中国如何维持和东盟的这种微妙关系呢?

第九,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中国南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的“生命线”。南海形势恶化和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焦点转向亚太地区紧密相关。更直接地说,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结果。南海问题是历史问题,美国当然没有制造南海问题,但南海问题浮上台面和美国有关。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无论是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外交空间。这些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应付自己所面对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而增进国家利益。但拓展这些空间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

第十,中国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边的日本已经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那么西边的印度又如何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印度是中国的邻居。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正在急速现代化,经济发展快速,并且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直高涨。也同样重要的是,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其他大国包括美国和日本也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那么,中国应当和印度确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在亚洲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看,对中国来说,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一对重要关系,要把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高度。和印度关系搞好了,中国西边陆地地缘政治甚至海洋地缘政治都会得到稳定。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不把印度推向美国和日本。对印度,中国的认识仍然很不充分。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倾向于独立的外交政策,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的附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难确立有效的中印关系。

第十一,中国如何实现军事崛起?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的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军事崛起,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崛起,那么军事崛起便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没有军事崛起,而只有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崛起,那么也很难说是一个强国。自近代以来,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今天,中国军事崛起的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家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各方面的技术发展也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突破口,同时中国经济“走出去”必然导致战略的“走出去”。任何一个国家,随着其经济力量走向世界,其军事力量也会跟着“走出去”。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中国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关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视中国的军事崛起为威胁,那么也必然会在军事上和中国竞争,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军事竞赛。而这是中国必须避免的。如何避免?中国的军事崛起要考量到区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要素,把军事崛起置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构架内,并在这个构架内一方面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包括军事透明化在内的军事政策,另一方面寻求不针对他国而针对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

第十二,崛起过程中如何建设软力量?任何国家都一样,国家的崛起首先是硬力量的崛起。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没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大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但是,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就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崛起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软力量的崛起有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内部民族主义,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但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是和种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超越的一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受害者情结和崛起之后的复仇情结。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让其他国家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价值。简单地说,中国缺失软力量。要发展软力量,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他国所能接受的文化价值的结合。

第十三,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否能够成功和可持续,一取决于国家的硬力量,二取决于国家的国际关系战略。如果这两个条件缺失,那么外交很难成功。但即使有了前两个条件,也不见得能够保证外交的成功。因此,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看成是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传统上,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传统中国处理外部关系的主要是朝贡体系建设。这种关系在王朝兴旺的时候比较有效,但一旦王朝衰落,朝贡体系也跟着衰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那么,今天的中国有和中国国力相适应的外交吗?“大国小外交”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中国要实现“大国大外交”需要几个条件,包括经济、军事崛起,外交的协调以及内部一个大外交权力结构的建设。要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单纯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局面,把经济力量使用到外交领域。军事也必须为外交服务,没有军事,就不会有有效的外交,但军事力量不能自动转化成为外交力量,军事力量必须置于大外交的构架内。而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协调,就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大外交的权力结构。

(本文编辑:豆豆)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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