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学习·讲书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这是一本讲述乾隆帝的白话史。说到乾隆，就不得不提到最近大火的两部清宫戏——《延禧攻略》和《如懿传》。乾隆正是其中男主，25岁登基君临天下，统治60多年，延续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封建统治者之一。在戏中，男主乾隆和后宫的莺莺燕燕上演了一幕幕争权夺利的故事，引发收视狂潮。
《新民说·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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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文嘉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百道学习讲书堂，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梁桂芳。本书作者陈文嘉，是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年轻学者，有志于从事历史文化推广。本书是他供职于腾讯文化频道期间撰写的一系列爆款文章的结集，主题为“清朝往事：乾隆六十年系列”。他将乾隆朝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本书从乾隆帝25岁登基时写起，到1758年共22年，这段时间，刚好是乾隆从青年到中年的时间段，算是乾隆帝的前半生。
（本书宣传图）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体裁比较特别。陈文嘉表示，因为市场上乾隆的人物传记比较多，再写一个类似的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他希望在体例上做点改变，既能够讲清楚事情，又不至于太过乏味。
于是，他想到做一个故事年谱。把乾隆朝按照年份排列，审视它每一年发生的事，然后从中挑一些对乾隆个人或者帝国未来走向有重大影响的事例来讲述，以此勾勒帝国的运行轨迹。书中的材料大多数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宫档案，这些未经后人润色美化的文字，算是所能接触到的最能了解乾隆、为乾隆画像的第一手材料了。
那么乾隆帝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统治下的乾隆王朝是个什么样子？而他六十多年的统治，放在整个中国大历史背景中，又是个什么地位？围绕这三个问题，作者展开了他的论述。
时下我们说到清朝的时候，“康乾盛世”这个词语总会脱口而出。“盛世”这个词，到底做何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有些人用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国力来衡量，有人以社会是否和谐稳定来衡量，而在本书中，陈文嘉认为康乾时代与此前历史比较，社会相对稳定，人口、领土和经济都大幅增长，可谓史上国力最盛时期；而横向对比，清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罪富庶的国家，GDP占全球三分一，因而可称“盛世”。
但陈文嘉的本意不在于吹捧乾隆治下的盛世，而主要是聚焦于这个帝国深深的忧患。因为此时，正值18世纪，尽管中国是当时最富有的国家，但欧洲其他国家却在此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乾隆统治的这段时期，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折时期。
从什么地方看出帝国的巨大隐忧呢？本书认为可以集中从三个方面来体现：朝廷的官僚运行机制、君主的情绪治国以及帝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行政机制低效率
乾隆时代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完善、最牢固、最缜密的专制统治。这本书提到了皇帝和官僚之间的工作模式，官员通过奏折制度将所有事情汇总到皇帝处，由皇帝给出处理意见，由此达到帝王权力最大化，控制下属臣僚。这种模式保证了皇权不至于分散或者旁落，但也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
书中《被伪稿羞辱》详细展现了这种行政上的窘境。乾隆十六年，皇帝年满四十，年富力强，帝国达到“最盛”时期。但是，民间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传闻，有一份冒充工部尚书孙嘉淦签名的奏稿，抨击皇帝南巡劳民伤财，冤杀大将军张广泗，皇后死后大位空悬等施政措施，总共“五不解，十大过”。
皇帝知道自己被这样羞辱编排十分生气，立刻下令彻查传播伪稿的首犯，并且禁止伪稿到处传播。据说这份奏稿最先出现是在云南，但是官员们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到首犯。压力之下，官员们只好在奏折上鼓吹自己卖力工作，并且有意无意提供了伪稿可能前往其他省份的一些线索。比如我抓到了一个嫌疑犯，但是嫌疑犯说他不是首犯，他是从XX省的谁谁谁那里得到的，将祸水引到其他省份。这么一互相踢皮球，伪稿的来源简直就是遍地开花，到最后官员们只好抓了一个替罪羊草草结案，勉强交差。而事实上，皇帝的“负面形象”早已经全国遍布了。皇帝对官员的这些做法当然心知肚明，因为他的信息来源不只是当事官员这一条，他会在诸多信息中作出综合判断。当然，这种小打小闹还没上升到让国家混乱的程度，但行政效率却是实实在在地被拖累了。这种情况到了后来鸦片战争时期就表露无遗了，而后果也不是那么容易消受得了的。
乾隆时代的贪污也是帝国一大隐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个典故并不是个例外。事实上，在乾隆统治早期，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山西巡抚疗毒记》一章中提及乾隆整顿贪官污吏的情况，充分显示了贪污的严重程度。当时是乾隆六年，皇帝登基也没多久，山西省二品大员萨哈谅、喀尔钦因为受贿获罪，皇帝震怒，下令整顿山西官场。结果，在一个月之内，整个山西省的大小官员落马的落马，辞官避罪的辞官避罪，最后竟空出至少26名官缺，导致皇帝最后不得不对某些罪行比较轻的官员暂时留任，因为整个官场几乎已经被掏空。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贪污之风的盛行。光整顿某些官员也没用，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此，到了乾隆中后期，更是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首的“贪污网络”，虽然旗下的党羽接连受到处分，但其“贪污网络”仍旧可以繁衍复燃，从而使得贪官此起彼伏，接连再生。
皇帝情绪治国
前面我们谈到，乾隆朝的另一大隐患是皇帝的情绪治国。热播剧《延禧攻略》中，皇帝和白月光皇后富察氏前期不停地秀恩爱，虽然油腻甜到掉牙了，但这其实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从富察氏之死可以看出来。
皇后富察氏出身名门，曾祖父曾随皇太极征战有功。康熙帝时期，父亲和兄长都当了大官，弟弟是傅恒，是当时政坛炙手可热之人。富察氏本人品行甚佳，《官场大地震》中提及她非常孝顺，平时吃穿用度都不喜奢侈，很是节俭，就连皇帝荷包上镶金银都觉得十分奢侈。
富察氏生了两个儿子，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但都接连病死。这对富察氏来说打击十分大。乾隆十三年，陪伴了皇帝22年的富察氏终于病故，此事对皇帝个人以及对整个帝国来说都是个巨大的震动。
一般来说，因为雍正时期施政风格严苛，乾隆登基的前几年，施政风格就相对比较平和宽容。皇后之死，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施政风格。无论是至亲骨肉还是官员，一旦有什么做的不到位的，就会招来苛刻的处理。比如富察氏的丧礼之上，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因为没有表现出很悲伤的情绪，皇帝看到了就认为他们不敬嫡母，全无孝道，直接踢出继承皇位的人选之列。皇后并非永璜之母，皇三子永璋更是年纪较小，没有表现出悲伤也属正常。皇帝如此处分，等于是直接废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能不说是小题大做。
至于其他官员，以往皇室重要成员崩逝，官员们一般嘴巴上都会表示悲伤，或者说要亲自来吊唁，但最后不到场者也不少。皇帝都没怎么理会。但这次不一样，皇帝将那些说了要来吊唁但没有到场的一一严肃处分，就连三朝老臣张廷玉都因为一篇哀悼皇后的文章用词不当而被罚工资。
最著名的莫过于由此牵出的剃头案。皇后死后一百天，皇帝的悲痛并没有被抚平。此时，他接到举报，说有官员在百日之内剃头。皇帝直接说“按照祖制，遇到国丧，百日之内均不剃头。”但事实上，并没有国丧期间不许剃头的定制。所谓祖制，是皇帝自己无中生有。于是下令严查，一查不得了了由此牵出100多名大员受到惩罚，其中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等等，这些人或被革职，或被赐死。
这些显然都是皇帝在悲痛之下小题大做，轻罪重判的极端行为。此后发生的事，比如整顿军纪、文字狱、镇压民众运动，皇帝的手段都比之前更为狠辣，这种转变都是从富察氏之死这一年悄然发生的。不能不怀疑，富察氏之死导致皇帝的性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而又因为他乾纲独断，这种转变就直接影响到整个帝国。
对外开放的态度
《如懿传》将郎世宁为帝后绘画作为一个浪漫的桥段来演绎，同时还有霍建华时不时地拿着放大镜在三希堂里观摩西洋玩意儿的场景，郎世宁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乾隆眼中不过一种闲时的消遣。《盛世的黄昏》中有几处提及乾隆帝对西方的这种“不在意”的态度。
例如《王朝的弃民》这一章，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在印泥经商15年的附件人陈怡老回国了，但脚刚踏上故国土地就被以“诓骗财物、结交外国”的罪名被抄家、充军。原来，在皇帝的眼里，这些在海外谋生的华侨，都是“天朝的弃民”，是背叛君王的人，因为他们犯了海禁。
所谓海禁，讲的是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的一系列海禁政策。康熙末年，为了防止海盗骚扰，康熙帝下令禁止民众前往菲律宾、印泥等地贸易，并要求那些人赶紧回国。康熙帝设了一个期限，如果到期不回，以后再回来的话就要问罪了。就算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滞留海外。雍正时期，海禁政策一度有所放松。到了乾隆帝时期，再次沿用康熙帝时期的政策，允许出洋之人在三年内回国。但就是乾隆登基这一年，陈贻老私自前往印尼，可谓顶风作案。他到了印尼之后，遇上了一场华人大屠杀。
因为华人的涌入，当地的荷兰殖民统治者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于是施加了很多限制。这些措施引起了华人的反抗，最终激发成一场屠杀，20000多华人被杀，血水染红了城外的红溪。这种消息传到朝廷，皇帝的反应是冷漠的，他认为这些人抛弃故土，到南洋这些化外之地，不珍惜文明之绑，死不足惜，他何必在意他们在海外的权益。这种态度传到外国那里，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因为知道当朝皇帝的态度，在海外的华人等于是没有了依傍，宛如浮萍。对华侨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清廷自康熙朝以来推行的种种出海、入境的禁令，直到清末被西方以武力打开国门之后才逐渐废除。而此时，已经是陈怡老发生的100多之后，此时的帝国正面临痛苦的国家转型，根本没有力气去进行海外维权了。
在军事上，其实清廷与西方很早就有了接触。此时发生在乾隆七年，英国的百夫长号在广东海面停留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朝廷地方官和英国的船长乔治·安森以及其他200多名船员的相处十分糟糕，给西方留下了非常坏的印象。
百夫长号船员因为长时间在海上飘荡，很多都得了坏血病，而且又缺水少粮，机缘巧合票到了澳门。便希望能在这里就行补给。
但是当地的官员愣是不给，导致百夫长号以武力相要挟，想要闯进广州，这才得到允准。进入广州后，百夫长号的船长发现中国，根本不是传教士们所说的文明、发达、礼貌的中国——他在等了半年之后，才被允许上岸。之后的接触就更让他印象坏透了，比如一些居民给活的鸡、鸭填塞石块和沙砾，给猪肉注水，吃一些不干净的食物，还发现小偷与官僚串通骗钱。
而且他们也由此观察到了大清的军力，断言说凭他们的军舰就可以完败整个广州军力。广州的官员也感受到了英国军舰的火力，觉得那个巨炮发之可以动裂十城、震数十里。地方官员把安森请求补给这事报告给了乾隆帝，皇帝仍然是天朝怀柔远人的措辞来指示地方官员办事，没有意识到当时英国人的船坚巨炮。
安森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是为《环球航行记》，向西方世界透露了大清的一些底细，
比如官僚的不良习气、简称差距的军事实力以及民间的混乱管理，而后来马戛尔尼的经历更是直接佐证了《环球航行记》，更加印证了西方世界对大清的轻视。
（本书宣传图）
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选取的事例很典型。乾隆死后五十多年，整个中国就开始进入黑暗时期，细究起来，这些根源很多都可追溯到乾隆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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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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