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在今人的观念中，作者是文章的写作者，艺术品的创造者。再进一步，在传媒人的观念中，作者既是一个身份的标志，又有等级的寓意。
《米歇尔·福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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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法] 迪迪埃·埃里蓬 著
译者：谢强 马月
出版时间：2017年06月
在传媒界，“作者”一词的使用频率最高。但如果问：“作者是什么？”还要费些思考。
作者不是一个新词，在我们的语境中，它的含义复杂。《辞源》记载，旧称作者有三个意思：一为创始的人，《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再为营造的人，《史记·司马相如传》：“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三为著书立说的人，《文选》有曹植语曰：“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顺言“作家”一词，旧义也有三点：一为治家。再为著作者，与作者类同。三为能手、行家，如《景德传灯录》中写道：“僧却打师一拄杖，师曰：‘作家！作家！’”哈哈，此段文字大为有趣。
在今人的观念中，作者是文章的写作者，艺术品的创造者。再进一步，在传媒人的观念中，作者既是一个身份的标志，又有等级的寓意。比如作者与作家、写手等，他们既为包含关系，也可以有高下之分。有些作者是大学者，他可以被称为作者，但在某些文体写作中，却称不上作家。有些作者是名人，我们会称他为作者、名人作家，却不会称他为职业或专业作家。有些作者被称为畅销书作家，作品滚滚而来，但他依然只是一个写手；有些作者珍惜字纸，疏于炒作，但他的学识和文笔，却得到业界的公认。在所属关系上，编辑通常说“他是我的作者”，不说“他是我的作家”。在推介作品时，编辑会根据自己的认知，称著作人为作者或作家。
编辑的追求不同，情操不同，认知水平不同，对作者的评价与称谓也会大不相同。反过来说，一个编辑，他拥有的作者是一面镜子，高低好恶，都放映着编辑的水准。当然，在文化与商业的双向约定中，编辑的终极追求是出版双效的好书。何谓好书呢？情操与乌托邦的执念，都会在强大的政治化与商业化面前崩溃。所以我们对作者的判断，又要倚仗评论家和读者的反馈。但对于出版过程而言，这又是一种缺席审判或称事后的道德评定。再者长期以来，评论家的失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更别说他们对读者的正确引导了。好在各个专业的良心还在，好在一些正派的媒体人还在，好在豆瓣一类功能性的网络还在，好在求知者的热情和追求还在。这些存在，使要脸面的作者有所畏惧，他们与社会结构以及商业追逐之间，被一种精神力量，做出一个事实性的切割，在那里，人们对于作者的赞誉、辨析、警示、鞭挞，都更为真实，不致于被商业或某些无耻的因素所左右。
从作者的定义到作者的认知，话题渐远。拉回来，说到作者，我还有一个感兴趣的事情，即作者的身份构成，到底应该是侧重于文人还是学者呢？
先说文人，旧说有二义：一为有文德的人，《书经·文侯之命》写道：“追孝于前文人。”注疏曰：“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再为擅长文章的人，《论衡·超奇》：“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再说学者，也有二义：一为求学的人，《论语·宪问》写道：“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再为志学之士，有学问的人，《庄子·刻意》写道：“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
当今之世，观念流变。而于文人与学者，有两个例说颇为有趣：一是南北观念的差异，以京沪为例，沪上人物好自称文人、文化人，教授、官员都不忌讳；京城诸君好自称学者，诸如学者散文、学者型官员、学者型企业家云云。二是学者瞧不起文人，有西南联大传说为证：一次躲避日军轰炸，奔逃中沈从文经过刘文典，刘说：“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跟着跑什么！”此事难辨真伪，此话却有屁味。不过对编辑而言，在文人与学者之间如何取舍，使之成为自己的作者，还是要动脑筋。我之所见，此中人物鱼龙混杂：有兼备者，既有学问又会写文章，如胡适、钱锺书；有分离者，不列。有匠人混迹于学者，有文盲妄称为文人。作为编辑，需要有明辨真伪的能力。
此时我想起米歇尔·福柯的一篇文章，题曰《作者是什么？》，此文是呼应罗兰·巴特文章《作者已死》而写的。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需要认真解释，因为它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福柯并不关心上述那些世俗的问题，他的目的，只是为自己的理论学说，修补一些模糊的概念，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没想到福柯对于作者的解构，竟然引出一连串精辟的论断。
诸如，尼采《快乐的科学》中写道：“上帝死了。依照人的本性，人们也会构筑许多洞穴来展示上帝的阴影，说不定要绵延数千年。”福柯文中说：“如果作者已经消失，那么上帝和人共同死去。相反，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的空间……”
《快乐的科学(尼采后期的重要作品，尼采哲学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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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德）尼采
译者：黄明嘉
出版时间：2007年02月
再如，福柯以《一千零一夜》为例，讲述了写作与死亡的密切关系，称赞这部书的作者，把战胜死亡的策略，作为他们的动因、主题和借口。“讲故事的人把他们的叙述继续到深夜，阻止死亡，推迟人人都陷入沉默的不可避免的时刻。……在所有那些夜晚，它努力从生存圈里排除死亡。”最终福柯给出一个极为精彩的论断：“凡是作品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是这种转变的明显实例。”福柯如此这般的作品解构，确实使人细思极恐。
还有，福柯在论述作者的作用时说，有时作者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产生自己的作品，他说：“弗洛伊德不只是《梦的解释》或《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也不只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二人都确立了话语方式的无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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