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李景端:风雨四十载 一世书缘情

2018年10月19日   作者:明 非

【百道网李景端专栏】作为《译林》杂志的创始人、译林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出版家李景端在新作《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中,回望出版人生和译林的创业史。


《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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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景端
出版时间:2018年06月

“译林,是我读外国文学书首选的出版社,从经典名著到当代文学,都来自名作家和名译者之手。久而久之,我阅读外国文学所养成独特的欣赏口味和爱好,显然同译林社这种精选严译的风格分不开。”这是一名读者在译林社微信公众号上对一篇名为《你可能不了解的译林》的文章所写的留言。这篇文章评介该社创社社长李景端当时出版的新书《风疾偏爱逆风行》,书中回顾了《译林》杂志和后来的译林出版社发展的历程。也许40年的故事太丰富了,一本书还容不下,所以今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景端的新作《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以更多感人的故事,多方位展现了译林伴随着对外开放前进的步伐而迅速发展的风貌。

《译林》从一本翻译杂志起家,又发展为知名的译林出版社,是对外开放的产物,也是对外开放在文化出版领域取得巨大成果的见证。《译林》创办人李景端所开创的出版风格,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他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多本散文集和回忆录,字里行间都倾注了他对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浓厚感情。熟悉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人都知道,李景端和《译林》是两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李景端创造了被媒体称为“出版界译林现象”的出版奇迹,还是“译林”成就了出版翻译家李景端?适逢译林出版社建社30周年,在《我与译林》中,作者用自己亲历的历史进程和感人故事,如何走入出版业,如何“歪打正着”创办《译林》,如何“如履薄冰”挖掘作品题材,又如何“独辟蹊径”建设和壮大译林出版社……展现出他的回答和思考。

《译林》创刊时,国内已有几本影响很大的外国文学翻译刊物,如何设定自己的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李景端从读者的角度思考,认为文学杂志要有新鲜感,故事要吸引人,耐看才有生命力。《译林》便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并以外国健康流行的通俗文学开路。创刊号首发的英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炮打响,热销全国,印了3次60万册还不够卖。随后陆续引进了反映西方大国当今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界、翻译界、乃至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巨大的促作用。也许有人会说,《译林》异军突起的成功,是得益于当时的形势和“运气”,这不能否认,但今天看来,更关键的因素,还是创办人及其同僚,具有接地气的选材眼光,以及超前敏锐的市场意识。

从一本杂志发展为译林出版社后,全社确立了名著和通俗两头抓的出书路子。后来的市场发展证明,这个路子是对的。也许是“半路出家”的原因,大学学的又是经贸专业的李景端,在很多想法上与当时的出版人有点“格格不入”。比如,建社后,首要问题是出什么书才能打造品牌,才能在市场上热销?已经靠《译林》在出版界名声鹊起,那么就按照《译林》的路子,继续“啃老本”不就行了?但李景端却“异想天开”,说动了萧乾和文杰若夫妇翻译被称为“天书”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还有钱锺书夫妇、冯亦代、戈宝权、卞之琳等大家,他们和李景端本来素昧平生,是《译林》让李景端和这些大咖有了交往,有的甚至成了终身的挚友。在书中,李景端还有专门的篇幅,敘述在退休后,如何替老翻译家打维权官司,甚至不惜为之上法庭,以及热心翻译打假;为刊号被挪用的《出版史料》重新争取到新的刊号;为面临被拆的林纾故居,呼吁奔走得以保住这所古建筑等等,以至被人称为“古道热肠”,“爱管闲事的热心人”。

译林社1989年建社头一年,盈利4.89万元。发展到2016年,全年实现利润1亿元,2017年,仍维持盈利近9000万元,连续8年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总体经济规模首位。译林社的发展,缘于《译林》杂志带来的品牌效应。“译林”这两个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已成为一种优质翻译的符号。作为开拓者的李景端,与一代代后继译林人一起,继续着译林前进的传奇故事。

(作者系江苏教育出版社总编办副主任)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年10月16日)

来源:百道网李景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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