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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书店如何改变历史,亚马逊巨头曾问她们是要在社区推广女同吗?

2018年10月08日   作者:露西·尤普理查德

【百道编按】在女权运动一度风起云涌的美国,女性文学文化仍在蓬勃发展着,这其中书店再次担当了重要作用。它们是女权主义者聚集的社交中心,是女权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枢纽。虽然过去的十多年里,这类书店是数量锐减,但女权活动家仍然以各种创新方式试图重建印刷文化,以支持女权社群的创意活动。以下是Vice旗下女性频道Broadly探讨女权印刷文化的一篇文章。

 

Amazon Bookstore Cooperative 图片来源:书店Facebook主页

亚马逊历史上有一个被遗忘的细节,这家在线零售巨头曾与一家女权主义书店店主坐谈,问她们:“你们是同性恋吗?”“你们是要在社区推广女同吗?”1999年,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亚马逊书店合作社(Amazon Bookstore Cooperative)曾因商标侵权起诉亚马逊,这些奇怪的问题就是她们在这场尴尬的官司里被问到的。书店店主从业几十年,也都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厌倦了处理困惑的顾客打来的电话,在试图非正式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被忽视后,发起了法律诉讼。在法庭上,亚马逊网站的律师反复询问店主的性取向,认为亚马逊书店合作社是一家女同企业,服务女同读者,与亚马逊的市场完全不同。最终,双方庭外和解,书店仍然使用这个名字,并将普通使用权授予亚马逊。

亚马逊书店合作社于2012年关闭,但其在女权主义圈子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与这家在线零售商的口水战。这家书店成立于1970年,规模很小,店面简陋,频繁迁移,但却是到90年代中期北美涌现出来的100多家女权主义书店中的第一个。它对当地社区的女权主义教育至关重要,是进入巨大政治网络一个友好的入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书店陆续关张,但它们仍然是女权主义者和酷儿们至今仍能受到惠泽的重要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出版和女权主义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女权运动早期,不过女权主义书店是第二次浪潮(人们习惯于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译注)的产物。受20世纪70年代初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运动蓬勃发展的鼓舞,女权主义空间和基础设施在北美迅速出现,这些空间和基础设施可以为女性的创意工作提供切实的支持。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女性文化”,即“印刷女性”(Women in Print)运动,为女权主义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纽约女权主义杂志节(NYC Feminist Zine Fest)联合创始人、女同性恋“她史”档案项目(Lesbian Herstory Archives)协调专员埃尔维斯•B.曾在《所有女权主义书店都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eminist Bookstores Gone?)杂志上撰文回顾了女性出版运动的历史及其对LGBTQ群体的巨大影响,尤其在女权主义书店的管理方面。

 “(这些运动)基本上是女同性恋领导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历史,但是把女权书店称为‘女性空间’是很奇怪的。”杂志详细描述了主流出版商如何嘲笑女性和LGBTQ人群的作品,促使他们创建自己的印刷厂、出版社、分销网络和书店,培育了一种女权主义文学文化,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正如旧金山一家女权书店的老板、颇具影响力的时事通讯《女权书店网络》(Feminist Bookstore Network)创始人卡罗尔•西贾伊(Carol Seajay)在1997年所说:“当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们想颠覆父权制,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就是一种女同的做法。”

七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鼓励女性充分思考她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把个人视为政治——迫使她们在任何适宜的空间谈论压迫和解放。书店经常是这种基层组织的社交枢纽,为地方运动提供了一个基地。

 “书店是激进主义分子和女权主义作家的聚集地——是聚会场所。” 埃尔维斯说,“很多我们所认为的标志性作家在这些小女权主义书店里举办阅读活动。”不同年代的人们聚集在狭小的房间里,聆听帕特•帕克(Pat Parker)、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等人的阅读,她们创作的开创性作品滋养了女权主义运动,并将读者带到了女权主义书店。那些已经绝版的女权主义著作,比如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以油印和影印的方式通过女权主义书店传播,被介绍给新一代读者。埃尔维斯称之为“女权主义出版生态系统”,书店是其中的核心。

这类行动并不局限在美国。英国女权主义者也参与了女权主义文化建设。大西洋彼岸也出现了同样具有活力的书店;到1984年,伦敦的Sisterwrite and Silver Moon和爱丁堡的Womanzone都已开张,还有几家以女权主义为导向的激进书店,比如利物浦的News from Nowhere。传统媒体将女性拒之门外,女权主义者转而自创媒介,女权主义杂志和期刊——如《Shrew 》和《Spare Rib》——随之激增。

女性急切地想要掌控印刷和出版行业的方方面面,她们卷起袖子学习从预算到机器实操的一切事情。埃尔维斯指出,很多人都被一位美国出版商所称的“印刷的男性魅力”所吸引,沉浸于创建一个尽可能独立于男权社会的出版业。Sisterwrite书店创始人在接受Lesbian History Group采访时回忆道,“为了出版自己想出版的内容,掌控整个出版流程”,女权出版社Onlywomen“不得不走出去学习印刷”。

过去几十年,由于中产阶级化以及纸质书销量的缓慢下滑,这些书店大多已经关闭,但女权主义DIY文化远未结束。彻丽•斯泰尔丝(Cherry Styles)和埃斯特•麦克马努斯(Esther McManus)是活跃在英国的两位女权主义艺术家和出版人,她们正从伦敦女权主义组织的档案材料中汲取灵感,为女权主义者创造一个分享思想、信息和资源的新平台。

这一平台暂名为“女权主义者印刷网络”(Feminist Print Network),她们希望找到途径,不仅将现有的女权印刷组织和个人,而且将所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联系起来,尤其是那些在主流圈子之外活动的女权主义者。在最近的一份新闻通讯中,她们透露目标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支持网络”,支持“创造性合作、技术共享和资源(再)分配”,同时也承认继承了“激进印刷的遗产,并受到自出版的政治影响”。

“女权主义者印刷网络”希望借鉴以往运动的成功经验,树立与当前时代相符的价值观。很多女权主义团体和印刷项目都只有女性,麦克马努斯在轻博客Tumblr上发帖称,这“在特定时间,对某些人来说是正确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并不合适”。尽管性别隔离组织对早期女权主义运动非常重要,但在当代,压迫比性别本身影响“更深远”,“女权主义者印刷网络”目前对任何想加入的人开放。她们在线上线下举办了多次会议以及反馈研讨会,从社群获知人们的兴趣点,了解目前什么样的资源是最被需要的。她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早期运动中相互关联的女权主义印刷社群。

70年代的激进主义有一种乐观情绪,这在紧张压抑的2018年很难复制。尽管社区空间和政治动荡消弭,但女权主义印刷文化正在蓬勃发展。最初女性印刷运动的精神依然在不断伸展的女权主义杂志展览和印刷者网络中,在像Oomk和Gal-Dem这样的项目中,在现存的女权主义书店和图书馆中熠熠生辉。前辈们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统一的女权主义印刷运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要靠我们继续她们未竟的事业。

(本文编辑 晨瑾)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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