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图画书的战争书写，常常以英雄为核心来完成故事的建构，形成了文字故事与图画表达上的模式化，人物造型带有明显的概念化色彩。随着主题的发展，新世纪的图画书也用美的毁灭的方式展现战争的残酷性。
Abstract
In the war writing of Chinese picture books, the hero is often the core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ories, forming the stylization of written stories and picture expression, and the character has obvious conceptual colo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 new century picture books also show the cruelty of war by means of the destruction of beauty.
人类历史的演进难免裹挟着战争的阴霾，使之成为一段时间里儿童生存的现实背景，或者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浮现在现实的记忆里，构成了儿童生活和阅读的内容，也自然进入了图画书的艺术空间。《铁丝网上的小花》《世界上最美丽的村子—我的家乡》《欧先生的大提琴》《敌人》等等都是以战争为书写母题的经典图画书。在这些图画书中，作者透过图文的叙事，透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展示战争带来的伤害，也在忧伤中反思战争，构成了战争书写的一个维度。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几乎都在战争的笼罩之下，战争的腥风血雨和战争背景之下的人的生存，同样以个性的方式呈现在中国的图画书之中，而且，随着革命战争书写模式的转变与儿童文学观念的改变，中国图画书的战争描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和特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图画书常常以英雄为核心来完成故事的建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的图画书中，对英雄的塑造和歌颂是常见的叙事策略选择。这和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语境是一致的。革命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是成人文学表现的重点，《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等英雄，已然成了时代的精神偶像，也是小说塑造的重要核心。这种叙事选择在图画书中，就体现为富有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的儿童英雄的形象。《3号瞭望哨》（黎汝清文，范一辛绘，1959年）的主角是“我”和妹妹，受刘指导员的委派，“我”和妹妹到姥姥的村子里搞情报。进入战争场景中的孩子，一开始就承担起了参与战争的责任，具备了成为英雄的潜质和环境。年幼的“我”和妹妹，面对鬼子和伪军能临危不乱，即使受伤也依然坚持，即使在暗夜里独自飞奔也依然沉着，机警冷静地完成了送情报的任务。这样的孩子，毫无疑问是英雄，有着英雄的光辉与气质。《机灵的小马车夫》（海笑文，奚阿兴绘，1979年）中的“我”也是一个帮助成人顺利完成送情报任务的小英雄……处于战争语境中的孩子，无一例外地机灵、有勇有谋，而且他们是自觉地参与到本该以成人为主体的战争中，侦察敌情、收集情报、护送情报等，在战争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整个故事的展开，就以小英雄形象的塑造、对英雄行为的张扬为核心，并以此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3号瞭望哨》的叙事中心与线索是“我”与妹妹机智地找到情报，躲过凶狠的伪军，穿过被鬼子封锁的渡口，把情报顺利地送了出去，使部队获得了战斗的胜利。《小雪花》（梁上泉文，周昌米绘，1961年）书写小雪花独自翻山越岭找到游击队，并将白匪引入了游击队的埋伏圈。所有叙事的展开和故事的建构都是以英雄为中心的。
这样的叙事必将带来模式化以及人物造型的概念化。纵观中国图画书，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图画书中的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参与战争的小英雄、解放军战士、游击队战士、普通百姓等，另一类是日本兵、伪军、国民党军队等。这两类有着明显对立关系的人物，在图画书中基本上是以模式化、概念化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小英雄、红军、游击队自然是临危不惧、有胆有识、不怕牺牲，普通老百姓也智勇双全：老农民为了保护红军帽，不顾生命危险冲出白军，在白军的枪林弹雨中飞奔（《红军帽》，邬朝祝文，胡进庆、钱家锌、沈祖慰绘，1961年）；《小羊羔》（李季文，俞理绘，1962年）里的放羊老汉、素不相识的老妈妈也机智地在白军的眼皮子底下掩护了小红军“我”。在“好人”们的精神烛照之下，“坏人”们的丑陋也毕现无疑，他们不是抓鸡就是打小孩（《弹弓》），或者捆绑乡亲（《小雪花》），总之，他们没干一件好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英雄们的映衬之下，敌人的贪婪愚蠢更被进一步地放大，甚至可以说，这些小英雄的英雄行为的完成，是和敌人的贪婪愚蠢分不开的。小雪花和小宝（《小老虎》）都机智地利用了敌人的贪婪和愚蠢，用鸡、糟蛋等食物成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最终使敌人因自己的贪婪和愚蠢受到惩罚。这样概念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一方面当然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酣畅淋漓的情绪愉悦，另一方面也使人物缺乏个性化，成了某个理念的形象载体。因此，在这些战争母题图画书中的人物，性格扁平、模式化。与此相对应的是情节结构的公式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我方人物历经危险，顺利化解敌人的围追堵截，成功完成任务。
与文字故事的概念化相适应的，是图画设计上的模式化，人物造型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好人都相貌端正，一身正气，而坏人则是丑陋、猥琐的。《撕掉一张纸》（鲁风设计，宝宗淦绘，1953年）里的志愿军爸爸，身形魁梧，脸部丰满红润，眉毛坚毅挺拔，双目有神，一双大手显示着他的力量，整个握枪而立的姿态透着一种自然的硬气。周边的几个美国兵则双手高举，显然是被俘的俘虏，他们的身形干瘦，写有“U.S.A”的大钢盔扣在干枯的头上，脸上的胆怯一览无余。他们的黑白粗线条勾勒也与志愿军爸爸的彩色细描形成对照。《小兄弟俩》（黄坤文，倪绍勇、张纪平绘，1978年）描绘的是小英雄水生勇抓据点里的伪军小队长“大王八”的事迹。水生立于小船之上，占据画面的整个左边，在气势上就构成对右下角的“大王八”的压制，而且动作富有力量。他的脸上有淡淡的暖色，相对应的“大王八”则是由较浅的墨涂满脸部，显得斑驳丑陋。这就在造型上形成鲜明的对比，高大帅气又亲和的“我方人员”与猥琐丑陋的敌人，构成了图画书形象塑造的基本准则。可见，概念化的角色造型在很长时间内是主流的选择，作者的情绪和时代的要求都浸润在这概念化的角色中，也体现了当时的审美风格和审美追求。
英雄主义的故事建构和模式化的人物造型，使整个文本洋溢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正面英雄们也许会历经艰险，遭受伤害甚至牺牲，但最终会迎来战争的胜利和任务的完成，结局永远都是光明的，而且胜利的取得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英雄光辉的普照消解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这样的书写方式，符合特定语境中的作家和民众对战争的理解和接受需求，也明显地有着革命乐观主义审美模式的影响。但是，这又将战争叙事推向一种简单化，淡化了战争所伴随着的残酷和血腥，从而也就缺乏反思战争的力量。实际上，战争不仅造就了英雄，其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带来生命的消逝，使民众的生活支离破碎。战争的创伤成为普通人、民族和国家的永远的创痛。新时期的图画书里，更多表达了这样的思考。《迷戏》（姚红文、图，2010年）、《火城：一九三八》（蔡皋文，蔡皋、翺子图，2013年）都展现了战争对日常生活的毁坏。《迷戏》的故事发生在南京，《火城：一九三八》的故事发生在长沙。战争未来之前，无论是南京还是长沙，人们都生活得平静而安宁。姚红笔下，在淡淡清雅的色泽之中，江南的诗意生活次第展开；蔡皋的铅笔和炭笔素描，画出的是长沙古城的气息和古城里人们生活的温情。然而战争来了，南京淹没在了敌机的轰炸之中。姚红以黑色的线条画出敌机略过城市上空的场景，这些黑色的粗硬的线条似乎是突入般地划破原本诗意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对城市和人们生活的极大侵入和破坏。战争的灾难性也在这些黑色线条的张扬之中展示出来。小船轻摇、唱戏买藕的城市不见了，轰炸机阴影笼罩之下的街道一片慌乱，挤满了慌张、奔逃的人们，黑暗、潮湿的防空洞里人们依偎着躲避轰炸，美轮美奂的剧院舞台场景终于被一张写着“上海沦陷”的报纸所替换。古城长沙的安静生活也被彻底打破，伤兵、逃难的人群成了长沙城里的主流，时不时来投弹的敌机使这座古老的城市硝烟弥漫，终于一场历时五天五夜的大火，将屋宇连绵的长沙古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图画书用三个连续的跨页，描画出曾经富于日常生活温暖气息的街道、学校、家和整个长沙城，在大火过后成为一片焦土和废墟，残存的断垣残壁兀自竖立，震撼着读者的眼睛和心灵。无论是《迷戏》还是《火城：一九三八》，其实都在用美的毁灭的方式展现战争的残酷性。
其实，战争从来都是美和诗意的对立物，当生活被战争笼罩，血腥的杀戮构成了叙事的重心，文本里战争的残酷性就自然地渗透出来，这是战争的本质，也是战争母题叙事无法规避的事实。只是作家更多的是通过对战争残酷性的有节制的书写，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和呼唤，也通过对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叙述和塑造，呼应时代和读者对于英雄的精神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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