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谎言》，崔卫平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5月版，36.00元。
崔卫平
1956年生，江苏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学者、翻译家和文化批评家。研究领域从电影、艺术到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政治哲学。著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思想与乡愁》、《迷人的谎言》等。
相较于电影学者的身份，崔卫平在公共话题上的发言更为人所知。这些声誉来自《思想与乡愁》等散文、论文集。她说起文学和翻译也头头是道，最近刚刚给将要出版的米沃什的一本书写了序言。
不过这次，她回归了她的老本行，在《迷人的谎言》这本新作里带来关于电影与艺术的思考。在这部书里，她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去看电影，又以一个文学、哲学研究者的敏锐去研究电影。里面谈到的并非全是人们陌生的艺术电影，也包括《蝙蝠侠：黑暗骑士》、《盗梦空间》这样的大片。但在民族电影的涵盖上，她也不含糊———一本书里包含的电影，除了英语外有12个语种之多。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她从电影中看出的种种关于人性幽深之处的谜。她提出这些谜，并且试图解释它们。她探究这些谜的成因，也给读者们诚实地讲述她的心得。
比如说，她从基耶洛夫斯基的纪录片里分析极权主义下的小人物的心理，暴露出他们的无聊和暴力；从《蝙蝠侠：黑暗骑士》里探究人是否应该服从内心软弱、虚弱的一部分。从雷芬斯塔尔的镜头摇摆里读出来画面如何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和能量，又从《蓝天使》里解读出另一个“属于流放者和反法西斯者的德国”。
这是电影的力量。它结合了文学、音乐、摄影，被导演结集成幻象与迷人的谎言，既有力又透彻，既虚假又诚实地反映世界与人的内心。对于普通电影爱好者来说，也许不能时时刻刻从电影中得到如此之多的精准分析与启示，毕竟电影有种强大的魔力，它让人暂时忘掉时间和外面的世界，让你醒着做梦。一边欣赏这些白日梦境，又一边思考它与真实、与人的内心的联系，这就是崔卫平作为电影学者的另一面。
打着手电看电影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很多著作，但是新书《迷人的谎言》出来，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专精于电影的崔卫平。能谈谈看电影的经历吗？
崔卫平：我是1984年毕业的，当时满脑子黑格尔，非常理性。到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因为艺术非常感性。但在电影学院里当老师，是要让同学们来信服你的。我们那边有时候有“过路片”，就是使馆拿过来的片子。从对这个电影背景一无所知开始地开始看，最后第二天上课讨论，如果你能从电影里面看出更多东西，而别人不能，那我们就服这个老师。当时看电影都要打着手电在电影院里做笔记，这是我们看片子必须要做的。
南都：打着手电筒记笔记？
崔卫平：电影学院会组织放映嘛，然后要求同学们回来马上写一篇观影日记。我们周二看外国电影，周三看中国电影，带手电筒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等到前几年我批评陈凯歌、张艺谋的大片比如《黄金甲》时，我带个手机就去了，因为手机有光。不过记下来的全是错别字，因为记录速度跟不上台词的速度。人的记忆其实是很有限的，我没法写五天之前看的电影，而真的只能写昨天晚上看的电影。今天晚上我就要看一部片子，因为我马上写这部片子。
南都：你看电影是如何看的？
崔卫平：在我家看电影要求是跟在电影院里一样的。不准吃零食、开手机，不准上厕所。而且我每次看电影都会成批地看，我看电影特别仔细，每个镜头的释放我都会很注意。这是因为看了那么多电影，对连贯的视觉形象当中的某一些细节很敏感吧。电影都是一个一个镜头加起来的，你不能忽略掉某些镜头。比如说在故事片中出现一个森林里趴在树上的野生小动物，或者虚镜头，它肯定不是与导演意图无关的。不要认为镜头是随意的，它每个镜头都有意义，要把每个镜头都抓住，联系起来才能够构成对一部电影的理解。
好电影让头脑的边界被打开
南都：你关注电影中的技术细节吗？比如光是如何打的。在普通人心目中，电影只有技术细节是有意义、可以分析的。因为它是实在的。
崔卫平：我丈夫就是搞摄影的，有时他会帮我分析这个。但我觉得不管什么技术细节，导演是要让普通观众明白他的意图的嘛，对不对？我没有必要关心电视机的构造原理。我们看电影是看见主体，我们跟着他们走，而他们想尽办法要迷惑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引起恰当反应。作为观众，我就响应导演的意图，把自己全部交给他了。电影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要把握住一部电影的语法结构，并不是任意、轻松的事情，还要不断地接近文本，无限地贴近文本本身。对电影的理解不是完全主观的。
南都：《迷人的谎言》从电影开始，谈了许多社会问题。对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如何从电影之中发现社会问题？
崔卫平：我觉得要分开来说，这本书里有一些谈到的是社会的问题，还有一些是精神的问题。我很看重人的内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进入或者了解人的内部世界有不一样的方案或者途径。有一种看法说人是永恒的，但是我还是蛮看重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这本书其实讲的还是人性，因为人性的可能性、可塑性太大了。比如说书中还从两部片子谈到了希特勒前期的社会心理嘛。
我不希望脱离历史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爱姆是凶手》，特别有意思。还有《蓝天使》、《凯利嘉利博士》。我从这些电影看出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就有一种心理倒退的现象。我不是完全信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但是我认为人性的东西是有一些历史条件的因素。比如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会出于一种集体绝望而心理倒退，停留于不成熟，感到对自身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很容易屈从自己。他并非屈服于社会，而是他自己。
南都：屈从于自己的无力感。
崔卫平：对，屈从于自己的无力感，屈从于自己的混乱、病态，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丧失一些界限了。崇尚自我矮化、弱智、反智，这时人就变得特别容易被主宰了。当人处在一种空心状态时，很容易被外面来的东西浇灌和塑形。这时出现一个希特勒，说我给你们希望，给你们力量，人们很快就会跟着走。
南都：当你看到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时，你会有什么感受？
崔卫平：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不理解，世界晦涩得我难以理解。如果一部电影可以给我展示它对世界的洞察，我就觉得头脑的边界被一下打开了，这让我非常开心。我希望每天我的心灵的边界都在不断移动、扩张。
以往我常做社会批评，这次不一样，谈的是人的内部世界，但我在探索人的内部世界还强调社会立场条件。书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极权主义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很多篇章都涉及到极权主义的。
但我也希望我能突破自己，我的主要文章都是去年写的嘛。我去年很早就发现看不同民族的电影，是特别有意思的。后来我数了一下，这本书里写到了除了英语以外的12个小语种，比如日语、丹麦语、法语、德语、泰语、西班牙语……我在寻找不同的民族所理解他们民族的生活。他们有不一样的民族服装，不一样的语言，当然很多人的处境困境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处理这种差异性，也会让我很兴奋。
南都：为什么会兴奋？
崔卫平：处理陌生的东西对我很兴奋，一方面我说是我自己的关于极权主义思想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就是处理陌生的东西。其中有一篇写的是泰国的阿彼察邦，他去年还来中国了，很有才华的一个泰国导演，可能跟贾樟柯差不多大，来北京都是贾樟柯接待他的。这篇文章需要两个星期来写，在这个期间我要不停地看泰语电影，最后觉得都听得懂。其实我不懂，但是这个陌生的语言，会让我觉得我也去了那个地方，我也会理解那个地方的人，真的，我觉得这个比旅游还管用。旅游只是在看表面，对不对？
不要轻易说“这个电影我看懂了”
南都：在书里也写到了，看到泰国洪水的时候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崔卫平：对，就是跟我和那个地方的人有一种关系，比如你看两个礼拜西班牙语是这样的，那个语言我很熟，也是我的另外一种故乡。
我觉得这背后是兴趣的原因。就是在国际化条件下的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民族身份，如何进行民族自我认同。其实当我去接近不同民族的时候，我也是在经历一种我自己民族的自我认同过程。我发现电影中的对方跟我不一样，而且这种不一样，让我拓宽了我的生命的界限。所以这个时候我有两种冲动，一个是我历来的极权主义研究，极权主义对人性的内部所造成的破坏影响，那种虚无主义的问题是我的兴趣。另外就是探索差异，探索不同民族的想象力。后来我找片子的兴趣就是找不同民族的导演，变成了对民族电影的兴趣，这个蛮有意思的。电影学院有一个老教授叫周传基，有一段时间写博客很活跃。他去了美国，说除了好莱坞电影都是民族电影，特别棒。你看，在差异当中去理解事情，真的让人觉得很兴奋。
南都：好莱坞电影是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的，就是钱、力量、性和胜利。
崔卫平：其实好莱坞到了后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也吸收很多独立电影，它也在改变，因为整个社会在改变，它一直都在有变化。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民族电影，就一直很能吸引我。我女儿考大学的前三天，我带她看了三部印度电影，一天一部。虽然电影故事本身也有主人公的波折坎坷，但是他对波折坎坷的理解是特别平静、大气的。每个民族有它的智慧。实际上伴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的蔓延，民族文化的自觉，也成为了很重要东西。
南都：你并不拒绝好莱坞的电影。书中说《蝙蝠侠：黑暗骑士》是你最喜欢的电影。
崔卫平：好莱坞把独立导演们的能量吸取了。好莱坞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水一潭，它其实很有活力的。
南都：你了解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电影吗？
崔卫平：我昨天查资料查到豆瓣去了，结果上面年轻人说的电影我都没看过（笑）。
我觉得中国随便一个普通人藏片比美国教授都多，他们最多一千多部，而我们这里藏个两三千部、五六千部电影都很正常。我写《黑天鹅》的时候看到导演说他受博莱斯影响，我就赶紧找博莱斯的片子，这么偏门的东西，结果全都能找得到。
南都：一个普通观众，如何才能从电影里分析出来东西？
崔卫平：我觉得其实从电影中分析出东西，其实真的是跟观众已有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真的，你像电影学院那些同学学很多镜头什么什么，看片子他们仍然茫然。观众要了解电影背后的东西，它的背景。越揭示越丰富越可以帮助你解读片子。当然还需要观众本身很敏感，我也是慢慢训练出来的。电影给出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的。
南都：你希望读者读这本书之后，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学会一种分析技巧或者是学会一种观赏方式？
崔卫平：对观众来说，不要轻易地说“这个电影我看懂了”。世界是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是深邃的。电影的设定同样是复杂的。电影肯定有好有坏，有些电影有一些可以打开我们视野的东西。观众需要安静地跟着它走。对，我希望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心里面放一条小蛇，然后去听电影的动静。如果观众心里怀着一个大老虎，不停地吼叫，那什么也看不进去。不要自己主观的评价，“这个地方不好，那个不好。”其实许多东西肯定是在观众的理解之外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盗梦空间》我是看了好几遍的。它会带我翻山越岭，带到新的地平线、新的风景、新的高峰和低谷，都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不要轻易说你懂了，我觉得对世界也好，对电影也好，对周围人也好，不要立刻下判断。可能我的心情等待着你去发现吧。安静地面对一部电影，跟它走，不要去主观地给它下判断，不要给它判一个什么刑，五年、十年。
1956年生，江苏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学者、翻译家和文化批评家。研究领域从电影、艺术到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政治哲学。著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思想与乡愁》、《迷人的谎言》等。
相较于电影学者的身份，崔卫平在公共话题上的发言更为人所知。这些声誉来自《思想与乡愁》等散文、论文集。她说起文学和翻译也头头是道，最近刚刚给将要出版的米沃什的一本书写了序言。
不过这次，她回归了她的老本行，在《迷人的谎言》这本新作里带来关于电影与艺术的思考。在这部书里，她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去看电影，又以一个文学、哲学研究者的敏锐去研究电影。里面谈到的并非全是人们陌生的艺术电影，也包括《蝙蝠侠：黑暗骑士》、《盗梦空间》这样的大片。但在民族电影的涵盖上，她也不含糊———一本书里包含的电影，除了英语外有12个语种之多。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她从电影中看出的种种关于人性幽深之处的谜。她提出这些谜，并且试图解释它们。她探究这些谜的成因，也给读者们诚实地讲述她的心得。
比如说，她从基耶洛夫斯基的纪录片里分析极权主义下的小人物的心理，暴露出他们的无聊和暴力；从《蝙蝠侠：黑暗骑士》里探究人是否应该服从内心软弱、虚弱的一部分。从雷芬斯塔尔的镜头摇摆里读出来画面如何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和能量，又从《蓝天使》里解读出另一个“属于流放者和反法西斯者的德国”。
这是电影的力量。它结合了文学、音乐、摄影，被导演结集成幻象与迷人的谎言，既有力又透彻，既虚假又诚实地反映世界与人的内心。对于普通电影爱好者来说，也许不能时时刻刻从电影中得到如此之多的精准分析与启示，毕竟电影有种强大的魔力，它让人暂时忘掉时间和外面的世界，让你醒着做梦。一边欣赏这些白日梦境，又一边思考它与真实、与人的内心的联系，这就是崔卫平作为电影学者的另一面。
打着手电看电影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很多著作，但是新书《迷人的谎言》出来，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专精于电影的崔卫平。能谈谈看电影的经历吗？
崔卫平：我是1984年毕业的，当时满脑子黑格尔，非常理性。到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因为艺术非常感性。但在电影学院里当老师，是要让同学们来信服你的。我们那边有时候有“过路片”，就是使馆拿过来的片子。从对这个电影背景一无所知开始地开始看，最后第二天上课讨论，如果你能从电影里面看出更多东西，而别人不能，那我们就服这个老师。当时看电影都要打着手电在电影院里做笔记，这是我们看片子必须要做的。
南都：打着手电筒记笔记？
崔卫平：电影学院会组织放映嘛，然后要求同学们回来马上写一篇观影日记。我们周二看外国电影，周三看中国电影，带手电筒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等到前几年我批评陈凯歌、张艺谋的大片比如《黄金甲》时，我带个手机就去了，因为手机有光。不过记下来的全是错别字，因为记录速度跟不上台词的速度。人的记忆其实是很有限的，我没法写五天之前看的电影，而真的只能写昨天晚上看的电影。今天晚上我就要看一部片子，因为我马上写这部片子。
南都：你看电影是如何看的？
崔卫平：在我家看电影要求是跟在电影院里一样的。不准吃零食、开手机，不准上厕所。而且我每次看电影都会成批地看，我看电影特别仔细，每个镜头的释放我都会很注意。这是因为看了那么多电影，对连贯的视觉形象当中的某一些细节很敏感吧。电影都是一个一个镜头加起来的，你不能忽略掉某些镜头。比如说在故事片中出现一个森林里趴在树上的野生小动物，或者虚镜头，它肯定不是与导演意图无关的。不要认为镜头是随意的，它每个镜头都有意义，要把每个镜头都抓住，联系起来才能够构成对一部电影的理解。
好电影让头脑的边界被打开
南都：你关注电影中的技术细节吗？比如光是如何打的。在普通人心目中，电影只有技术细节是有意义、可以分析的。因为它是实在的。
崔卫平：我丈夫就是搞摄影的，有时他会帮我分析这个。但我觉得不管什么技术细节，导演是要让普通观众明白他的意图的嘛，对不对？我没有必要关心电视机的构造原理。我们看电影是看见主体，我们跟着他们走，而他们想尽办法要迷惑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引起恰当反应。作为观众，我就响应导演的意图，把自己全部交给他了。电影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要把握住一部电影的语法结构，并不是任意、轻松的事情，还要不断地接近文本，无限地贴近文本本身。对电影的理解不是完全主观的。
南都：《迷人的谎言》从电影开始，谈了许多社会问题。对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如何从电影之中发现社会问题？
崔卫平：我觉得要分开来说，这本书里有一些谈到的是社会的问题，还有一些是精神的问题。我很看重人的内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进入或者了解人的内部世界有不一样的方案或者途径。有一种看法说人是永恒的，但是我还是蛮看重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这本书其实讲的还是人性，因为人性的可能性、可塑性太大了。比如说书中还从两部片子谈到了希特勒前期的社会心理嘛。
我不希望脱离历史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爱姆是凶手》，特别有意思。还有《蓝天使》、《凯利嘉利博士》。我从这些电影看出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就有一种心理倒退的现象。我不是完全信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但是我认为人性的东西是有一些历史条件的因素。比如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会出于一种集体绝望而心理倒退，停留于不成熟，感到对自身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很容易屈从自己。他并非屈服于社会，而是他自己。
南都：屈从于自己的无力感。
崔卫平：对，屈从于自己的无力感，屈从于自己的混乱、病态，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丧失一些界限了。崇尚自我矮化、弱智、反智，这时人就变得特别容易被主宰了。当人处在一种空心状态时，很容易被外面来的东西浇灌和塑形。这时出现一个希特勒，说我给你们希望，给你们力量，人们很快就会跟着走。
南都：当你看到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时，你会有什么感受？
崔卫平：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不理解，世界晦涩得我难以理解。如果一部电影可以给我展示它对世界的洞察，我就觉得头脑的边界被一下打开了，这让我非常开心。我希望每天我的心灵的边界都在不断移动、扩张。
以往我常做社会批评，这次不一样，谈的是人的内部世界，但我在探索人的内部世界还强调社会立场条件。书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极权主义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很多篇章都涉及到极权主义的。
但我也希望我能突破自己，我的主要文章都是去年写的嘛。我去年很早就发现看不同民族的电影，是特别有意思的。后来我数了一下，这本书里写到了除了英语以外的12个小语种，比如日语、丹麦语、法语、德语、泰语、西班牙语……我在寻找不同的民族所理解他们民族的生活。他们有不一样的民族服装，不一样的语言，当然很多人的处境困境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处理这种差异性，也会让我很兴奋。
南都：为什么会兴奋？
崔卫平：处理陌生的东西对我很兴奋，一方面我说是我自己的关于极权主义思想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就是处理陌生的东西。其中有一篇写的是泰国的阿彼察邦，他去年还来中国了，很有才华的一个泰国导演，可能跟贾樟柯差不多大，来北京都是贾樟柯接待他的。这篇文章需要两个星期来写，在这个期间我要不停地看泰语电影，最后觉得都听得懂。其实我不懂，但是这个陌生的语言，会让我觉得我也去了那个地方，我也会理解那个地方的人，真的，我觉得这个比旅游还管用。旅游只是在看表面，对不对？
不要轻易说“这个电影我看懂了”
南都：在书里也写到了，看到泰国洪水的时候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崔卫平：对，就是跟我和那个地方的人有一种关系，比如你看两个礼拜西班牙语是这样的，那个语言我很熟，也是我的另外一种故乡。
我觉得这背后是兴趣的原因。就是在国际化条件下的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民族身份，如何进行民族自我认同。其实当我去接近不同民族的时候，我也是在经历一种我自己民族的自我认同过程。我发现电影中的对方跟我不一样，而且这种不一样，让我拓宽了我的生命的界限。所以这个时候我有两种冲动，一个是我历来的极权主义研究，极权主义对人性的内部所造成的破坏影响，那种虚无主义的问题是我的兴趣。另外就是探索差异，探索不同民族的想象力。后来我找片子的兴趣就是找不同民族的导演，变成了对民族电影的兴趣，这个蛮有意思的。电影学院有一个老教授叫周传基，有一段时间写博客很活跃。他去了美国，说除了好莱坞电影都是民族电影，特别棒。你看，在差异当中去理解事情，真的让人觉得很兴奋。
南都：好莱坞电影是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的，就是钱、力量、性和胜利。
崔卫平：其实好莱坞到了后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也吸收很多独立电影，它也在改变，因为整个社会在改变，它一直都在有变化。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民族电影，就一直很能吸引我。我女儿考大学的前三天，我带她看了三部印度电影，一天一部。虽然电影故事本身也有主人公的波折坎坷，但是他对波折坎坷的理解是特别平静、大气的。每个民族有它的智慧。实际上伴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的蔓延，民族文化的自觉，也成为了很重要东西。
南都：你并不拒绝好莱坞的电影。书中说《蝙蝠侠：黑暗骑士》是你最喜欢的电影。
崔卫平：好莱坞把独立导演们的能量吸取了。好莱坞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水一潭，它其实很有活力的。
南都：你了解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电影吗？
崔卫平：我昨天查资料查到豆瓣去了，结果上面年轻人说的电影我都没看过（笑）。
我觉得中国随便一个普通人藏片比美国教授都多，他们最多一千多部，而我们这里藏个两三千部、五六千部电影都很正常。我写《黑天鹅》的时候看到导演说他受博莱斯影响，我就赶紧找博莱斯的片子，这么偏门的东西，结果全都能找得到。
南都：一个普通观众，如何才能从电影里分析出来东西？
崔卫平：我觉得其实从电影中分析出东西，其实真的是跟观众已有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真的，你像电影学院那些同学学很多镜头什么什么，看片子他们仍然茫然。观众要了解电影背后的东西，它的背景。越揭示越丰富越可以帮助你解读片子。当然还需要观众本身很敏感，我也是慢慢训练出来的。电影给出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的。
南都：你希望读者读这本书之后，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学会一种分析技巧或者是学会一种观赏方式？
崔卫平：对观众来说，不要轻易地说“这个电影我看懂了”。世界是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是深邃的。电影的设定同样是复杂的。电影肯定有好有坏，有些电影有一些可以打开我们视野的东西。观众需要安静地跟着它走。对，我希望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心里面放一条小蛇，然后去听电影的动静。如果观众心里怀着一个大老虎，不停地吼叫，那什么也看不进去。不要自己主观的评价，“这个地方不好，那个不好。”其实许多东西肯定是在观众的理解之外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盗梦空间》我是看了好几遍的。它会带我翻山越岭，带到新的地平线、新的风景、新的高峰和低谷，都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不要轻易说你懂了，我觉得对世界也好，对电影也好，对周围人也好，不要立刻下判断。可能我的心情等待着你去发现吧。安静地面对一部电影，跟它走，不要去主观地给它下判断，不要给它判一个什么刑，五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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