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8年1月12日,张炜小说《艾约堡秘史》在京隆重发布。会上,张炜、李敬泽、陈晓明、龚曙光相约对谈。围绕这部孕育30年,审视过去40年,凝视当下巨富群体的作品,开启了这场关注当下指向未来的文学对话。
《艾约堡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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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炜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李敬泽说,“这部作品集中了这个时代的很多精神困境,财富、欲望、良心、渔村,这些价值冲突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陈晓明说,“它呈现的是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精神成长史”;龚曙光说,“张炜用一部长篇开启了中国人如何面对富足的苦难这一时代话题,是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富的清算,一个农民以坚守对失败的决战,一位学者以渔歌对流行的抵抗,一个白领以爱情对欲念的反叛”;张炜说,“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有些东西你不相信,我就想把敏感的东西调出来,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正义可以有,尊严可以讲。”
李敬泽
三十年孕育一部作品赴这场十年老友之约
龚曙光:《艾约堡秘史》我是责编之一,这个责编的位置是我争来的,我原本没有资格为这样一个著名作家当责编,因为特殊机缘让我当了责编。我认识张炜的时候,20多岁,还是一名研究生,在一次《古船》的讨论会上,做了一个很短的发言,由此他认定我这辈子是他的朋友。当年,我还搞文学评论,但到今天为止没有为张炜写过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为他叫过一次好,这就是朋友。所以,我想我为他当责编,是因为我们二三十年的友情。
龚曙光
张炜:曙光,他在大概十年前要求我写一个超过《古船》的作品,碰到他这么一个才华四溢的人,我就不敢写了,我一直没有交稿。我写长篇没有一个少于15年的酝酿。这样的长篇出来以后,它是有重量的。仅仅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思考,这个作品肯定是写不好的。
那么,我就把1988年开始思考的东西,冒险写出来。1988年的时候,我在外边走碰巧遇到了一个老板,我一看这不是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文艺青年吗?那时候,我们彻夜谈文学,他说他家里写了好多稿子,大概七八百万字,一个都没发表,在当年来讲我非常惊讶。我这次看到这么大一个老板,我立刻想到我们当年彻夜未眠地谈文学,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老板,是文学中人,我问他写的那些作品怎么办?以后还写不写?他说,“那好办啊,我有的是钱啊,我以后还要写一点,我把我过去写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书封包起来。”那个文学雄心,我真是觉得这个人对我是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超出了一般化的老板的抱负。
对于这个暴富阶层,我写起来很难。要写更大的巨富我一直做这方面的准备。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并接触了一些所谓财经方面的人,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爱情乃至于家庭和睦等细节,这是很复杂的情况。
张炜
用一部长篇抵近生活最前沿,对当下社会正面强攻
李敬泽:现在,中国一年有很多小说,但如果从一个文学的角度、一个批评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有一个复杂的相对性尺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会看一个长篇对这个时代经验的把握,一个作家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勇气乃至有没有力气,探讨这个时代一些根本的、重大的、核心的、精神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翻一翻2017年中国的长篇小说,到底有几部是以这样的雄心和力气做这件事?我是觉得很少。
然而《艾约堡秘史》就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正面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做了有力表达的作品。张炜毫无疑问是大作家。什么叫大作家?不是说写书写得多,也不是说得奖多,大作家是有大气魄、大胸襟,能够站在一个高点上,有足够的勇气同时也有足够的气力,去对这个时代做出讲述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其实不多。
腰封一向是声名狼藉的东西,但是《艾约堡秘史》的腰封写得不错,它真正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根本观点性的精神,一边是财富、一边是欲望、一边是良心,一边是小小的渔村。渔村它代表着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代表着我们生命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那个大自然。所有的这些价值冲突,其实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在今天发生,也都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去思考、去面对、去做出困难抉择。
张炜:就像敬泽说的,写当下太难了,并且用纯文学的方式写当下,更难。因为当下有几个表述是很危险的。一是企业家。说到企业家,大家心里都会出现影视、小说、文字中塑造的形象,已经概念化了,所以把当代的企业家写成真正的不是概念化的企业家很难;第二是爱情。爱情不能写,你看我们电视剧、影视包括很多小说,爱多得不得了,围绕企业家和爱情都有现成的一套体系和模式。对于对文学要求非常高的那部分纯文学作家而言,企业家是不碰的,就像不碰武侠一样,爱情也不会写。大量写企业家的爱情,对不起,那是一种自杀行为,太危险了。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和个人经验,写这样一个主题非常困难。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画家,我说,“你是北方画家,咱这儿没有水牛只有黄牛,你怎么画水牛?”他跟我讲,“黄牛不入画。”我想了很久,进入文人画、现代水墨画的都是画水牛的,水牛是大肚子大脚,好画。那么,就像黄牛一样,谁能写当下的企业和爱情,个人表述、概念化的词语,全都要粉碎了,要拿出你自己的表述。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去寻找自己的语言,走入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意义太重了。
龚曙光:敬泽老师对这部书做了很全面的评价。第一是这部作品是对当下社会生活正面强攻的创作,不是当代,而是当下。第二是它对当代生活重要问题进行统揽性回答。
很多人问,“中国当代作家你最喜欢谁?”我非常直截了当地说——张炜。
没有什么隐讳的,这个喜欢有我的考量。从一个读者角度,我认为喜欢比敬重更重要;从一个非职业评论家的角度来讲,我喜欢张炜是因为张炜和很多作家有不一样的写作。
我们谈大作家,首先是说一个编年史式的作家。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一定要是编年史式的作家,但是能够成为一个编年史式的作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大作家很基础的特征禀赋和气质。
在这100年的时间中,张炜在每一个时间段都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作品,其实他的跨度已经跨过了100年,所以在中国近当代100年的历史中,张炜以他不同文体的作品进行了编年史式的讲述。《艾约堡秘史》这本书把社会学意义的编年抵近当下生活的最前沿,这是很多作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陈晓明:我读这部作品感受的那种精神上的冲击和挑战是非常直接的,《艾约堡秘史》写出了同代人的感受,我们看主人公淳于宝册,基本上是跟张炜接近的同龄人,跟我们年龄也接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脱贫致富了,奔小康了,也说明我们国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确实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精神和心理的某种状况,因为生活的变化、落差非常大。大家想想,十年前你的生活和今天你的生活,变化非常之大。所以今天这部作品里,张炜不断在追问,淳于宝册在什么都有了之后,他的精神、他的内在、他的心里还存留着什么东西?
陈晓明
时代嘈杂、纠结中,依然有颗荒野精灵少年的心
李敬泽:小说塑造的淳于宝册这个人物形象非常有意思,集中了这个时代的很多精神困境,恐怕也只有张炜有力量做这个事。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后这个人会被这些矛盾、境遇甚至这个时代所谓的现实感压得动弹不得,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写现实的作品最后就是一声叹息。但现在,我们看到,淳于宝册依然是有内在和外在行动力的,不仅是面对内在的精神困境,同时在经过艰苦过程后,他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我觉得这是特别可贵的。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会不会有淳于宝册这样的人,但这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就写了这样一个,而且整部小说让人如此信服,这就叫艺术和小说高于生活。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张炜的很多小说中都会出现一个荒野上的少年。在这个小说里,那个荒野般的少年依然藏在宝册身上。他经历了那么多,这个时代的嘈杂、纠结都在他的心里,但在根子上他依然有精灵般少年的勇气、善良,那样巨大的浪漫主义动力,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
这部小说对当下文学是有意义的。在这个时代,文学如何站立在这个时代的面前?如何站立在这个时代的高处?我觉得张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和范例,所以我也特别佩服张炜。
龚曙光:就像敬泽老师所说,张炜的小说中始终奔跑着一个阳光少年,那是张炜心中的一道光。所以张炜的小说中,既有少年的放歌,也有老迈的忏悔,过去的忏悔和今天宝册的忏悔是有差别的,宝册是由贫困变得富足,由失败变为成功后,对于自己一生的忏悔,带有很强的社会性。
在财富激增时代,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类人,而是我们的民族在有钱之后该怎么行走?该怎么坚守?所以宝册的忏悔,是巨富、是一类有钱人的忏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忏悔。因为清末以降,中国人就没有富足,那么再次富足之后,中国人如何面对富足?如何把富足作为一个正能量而推进民族的演进?这个主题太重大,今天张炜为我们开了头,这个主题从《艾约堡秘史》开始,文学开始正面面对,但一定不会在《艾约堡秘史》终止,这是中国文学必将面对的一个主题,也是张炜未来还要面对的主题,假如他还要为中国社会的演进编年,假如他还要为我们民族的心灵史续写新篇章的话,他还要面对这个主题。
李敬泽:2018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40年,在新时期文学里,张炜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可以说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型作家。经典型的作家一定程度容易把自己供起来,有的人可能不能够打着赤脚,像一个孩子一样直接扑到生活的泥泞里去,扑到世界说不清的地方去。我觉得张炜不是这样,张炜的心里依然还有那个荒野少年,他也还依然是那个少年,是那个不怕失败的少年。
实际上,写一个2018、2017、2016年的故事是非常冒险的,以张炜的能力,写1945年或者1938年肯定是没有问题,出错的概率失败的概率几乎没有。但平心而论,任何一个作家,面对庞大的现实,谁也不能说有胜算,很可能失败,很可能你搬不动它,这个时候,我是非常佩服张炜的,他依然有力气、有少年般的冒险精神去面对这个东西。
龚曙光:少年之心这也是我对张炜这么多年的认同。当时,我是说张炜写了《古船》之后,还能写什么?还能不能写?这个问题取决于两个东西:第一是敬泽老师刚才说的力气。我认为张炜是写作特别投入的人,所谓用生命写作就是讲的张炜这样的人。30岁写完《古船》,他就像一个产妇,像刚刚生完孩子坐月子的人,气息很弱,就这么一个人还能不能生二胎?第二是勇气,我们看刚开始文学创作的人到处是勇气,但是对于一个有了名声和地位的人来讲,勇气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后来张炜写《你在高原》,甚至现在正面写当下生活,这是需要勇气的。
由贫困的苦难写到富足的苦难为几代人谱写心灵史
陈晓明:《艾约堡秘史》的立脚点是爱情,这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爱情是不容易写的,他其实在思考欲望和爱情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欲望当然也包括对财富的欲望。如果很不厚道地说,张炜兄过去可能比较缺乏女性经验,所以他写的女性都太柏拉图了,太抽象了,男女的爱情都非常具有精神气质,但读到后来的《独药师》还有《艾约堡秘史》,我觉得女性的体温越来越可触摸,越来越有质感。其实,罗素年轻的时候也非常保守,60岁以后他的思想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就是非常自由。所以,张炜在文学的表现上,他的想象更加自由地表达出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他写的女性形象活灵活现。
小说一开篇第一页的描写就让人惊叹,这是一个非常成熟老到大作家的手笔,敢把一个女性如此惊艳地写出来。他说蛹儿参观自己的身体,“打量自背部而下的曲线。臀部过于突出了,因为韧带与皮脂股骨肌之类的组合,生生造就了一种致命的弧度和隆起,它收敛又炫耀,于沉默中显现出活力四射的挑衅的品质。可以毫无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令无数人滋生愤怒的部位。”
我想,他这么来表现实际上是想表达淳于宝册在欲望和爱情之间,他究竟最后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其实,在这里爱情是某种象征,就是对他的一种精神。在淳于宝册什么都拥有了之后,在他的心灵里,他希望有一种纯粹的洁净的东西。今天,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层,即使是新新人类,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可能是最为困扰棘手的东西。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炜是从这里找到一个线,找到一个点,究竟你要把你的精神立在哪里?究竟还存留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点是这部作品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龚曙光:从张炜的前期小说来讲,爱情描写得比较拘谨,近年来的作品,爱情的描写日益摇曳多姿。在读过的张炜小说中,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爱情,虽然篇幅不多,但是是张炜小说中最为摇曳多姿的作品,我也认为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爱情描写最为摇曳多姿的作品之一。
而且这部作品,从小说动力学的角度来讲,是牵引着淳于宝册精神前行的一束幻光,如果没有这一束幻光,宝册关于财富的自我反省和心灵追溯没有依托。小说中的女性欧驼兰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束光、一阵风、一种不着边际的爱情,在小说中整个牵引着淳于宝册精神的前行。
陈晓明:《艾约堡秘史》他越写越有力量,始终保持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形成了他的叙述方式、语言和风格。我过去认为他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文学中继承苏俄文学传统的作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我们受苏俄文学影响,但最后存留下来的非常有限。我个人对苏俄文学有很多的反思、很多的批评,但对苏俄文学中丰厚的部分,我一直给予非常高度的尊敬,张炜能有创作性的转化,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张炜的写作始终有一面英雄主义的浪漫旗帜,这一点非常可贵,也是中国文学非常欠缺的。其实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学曾经非常充分,但后来因为现实主义的兴起,这部分被压抑下去了。所以,张炜的作品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气质。
龚曙光:从心灵的意义上,张炜说得上是一个中华民族近代生活的心灵史作家。如果说对俄罗斯文学的传承,我认为张炜最重要的传承是对心灵的关注,是心灵史诗一般的创作。不管是他的短中长还是诗歌,他都注重心灵的描写,为一代、几代人谱写心灵史,这一直是张炜的追求。一个作家,能够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编年,从精神的意义上撰写心灵史,这不是每一个大作家都做得到的。
张炜是擅长写苦难历程的人,但这一次张炜写的是富足的苦难,由写贫困的苦难到富足的苦难,这是人类心灵史中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张炜完成自己对于中华民族100年历史中心灵意义上必须要完成或面对的主题,即中国人面对困顿时候的苦难和中国人面对富足时候的苦难。
陈晓明:小说主人公宝册虽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接近风烛残年了,但实际上他把我们半个世纪精神成长的历史呈现出来。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对于你们的民族、你们的父兄,曾经的历史谁还会记得?对于宝册经历的困惑,年轻一代能够接受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很可能就断裂消失了。今天,张炜把宝册的心路历程写出来,放到我们年轻一代的面前,就是怎么去对待我们曾经历经的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
精神气度的高贵导致了文体的高贵
陈晓明:记得2002年,我和张炜坐飞机一起去美国,来去都坐在一起。回来的时候,我说,“张炜兄,你要保重身体,写完《你在高原》十卷本,你再写一部大作品就行了。”张炜说,“我才刚刚开始”。当时他就有这么一个雄心,这句话也激励着我。
他的新作《艾约堡秘史》这个作品确实非常耐读,每一页都非常精彩,张炜的语言在这部作品中也达到了一个非常浑然天成随心所欲的境界,大家注意,这部作品是融合了不同的文体。
龚曙光:我跟张炜数过,这部小说里至少有四种文体。
陈晓明:非常美的语言。如果你不仔细看,就不会发现这是非常大胆的实验。不同的人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写得非常漂亮。小说中出现的那种半文不白的文体非常漂亮。
龚曙光:乡下秀才的文体。
陈晓明:看上去是民间的文体,但恰恰是民间文体保留了语言之秀美,非常了不起,文体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准确。
龚曙光:我现在不搞评论了,那么我可以妄言下一个论断。我一直认为,在当代作家中说到文体高贵就要说到张炜。我一直喜欢张炜就是因为他具有一种精神气度上的高贵,最后导致了一种文体的高贵。张炜是一个文体家,我们经常说中国很多的大作家,会写中篇写不了长篇,能写短篇写不了中篇,但张炜是中、短、长、诗歌等几乎重要的文体都有代表性作品,而且都是写什么像什么、写什么是什么的,张炜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完整的文体系统。所以,张炜兼具社会学意义上的编年史意义,精神意义上的心灵史意义,以及一个作家必须要构建的自己文体体系。我说张炜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倒不敢说他是中国最棒的或者最好的作家,是我最喜欢的。
写完《艾约堡秘史》,张炜又生了一个“儿子”,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儿子”。
张炜:讲到我写得多,其实我是这样的。我非常爱文学,我把文学看得很高。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封闭的,每一个大的作品写完我的身体一放松就完了,我真的就觉得我活不久了,每一次写作都有那样的感觉。但慢慢缓过来,慢慢进入下一个生命流程,我又变得生气勃勃了。现在,我还在写作的热度里,脑子一片浑浊,但三位在座的人有理性的表述,我期待你们从中能读到自己。我觉得这里边的人物,每一个里都能找到我个人。
前年,我在一个学校讲读陶渊明的几个感受。何为风度?何为尊严?这些东西,陶渊明纠缠了一辈子。我们要活得好,还要有尊严,在座的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很难。
再就是,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有些东西你不相信,我就想把敏感的东西调过来,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正义可以有,尊严可以讲。这样一部书在社会层面当然很冒风险,但冒风险最大最大的还是语言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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