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大辞海》:跨越十七年的“编舟记”

2018年02月13日   作者:李雪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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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上个月,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上海共有四种图书摘得图书奖,其中就包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辞海》(全38卷) 。百道网为此采访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回顾了《大辞海》背后几代辞书人的艰辛努力,分享了这一鸿篇巨制的出版和管理经验。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 秦志华

《大辞海(全3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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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夏征农,陈至立 主编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上个月,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上海共有四种图书摘得图书奖,其中就包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辞海》(全38卷) 。《大辞海》项目酝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8年形成编纂方案, 2002年正式启动,自2003年起各分卷陆续出版,2015年38卷42册全部出齐,历时17年。百道网为此采访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回顾了《大辞海》背后几代辞书人的艰辛努力,分享了这一鸿篇巨制的出版和管理经验。

据秦志华介绍,在1998年夏征农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大辞海》编纂方案中,设想了两种出版形式,一种是彩图本十大卷,一种是普及本八大卷,总规模是《辞海》的两倍以上。到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时,发现随着新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原来的学科框架不能反映最新的学术体系,因此,常务副主编巢峰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了论证,决定改为按学科分类编排的36卷分册。2005年根据已经出版的几个分卷的市场反映,以及各学术领域的研究发展情况,编委会再次论证,对学科进行了微调,最终形成了38个分卷。

在学科框架方面,《大辞海》的学科体系基本是以《辞海》为基础的。在内容方面,《大辞海》各个分卷中相当多的条目脱胎于《辞海》,并根据《大辞海》的体例要求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传承之外亦有创新。《大辞海》以增收《辞海》尚未涉及的新学科和各学科的新词新义为重点,生命、信息、能源、材料、环境等五大新兴学科均单列为卷。各个分卷具备专科辞典的性质,收词更加系统全面,释文更加详细完整,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现状,以及世界各国的知识和信息。38卷本《大辞海》可以说是我国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语言文字等学科名词、术语、概念等各方面知识的集大成者,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工具书的空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2016年12月29日,在《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出版8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评价《辞海》和《大辞海》“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项目时间跨度如此之长,任务如此之巨,期间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秦志华提到,刚立项的时候正好是社里转企改制的关键阶段,不少编辑习惯于案头工作,一时难以适应市场主体的变化;再加上项目出版周期长、投入资金多、人力大,先期出版的《大辞海》几个分卷码洋成本率竟高达80%以上,出版社在资金上很快就出现了缺口。从作者方来说,不少作者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工具书的编纂又无法纳入科研考核体系,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编纂进度。尤其到了2005年,上海辞书社又启动了“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出版工作,牵涉社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大辞海》的出版进度受到了较大影响。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几届领导班子和广大员工一起,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2009年之前推出了《大辞海》15个分卷。

这里也不得不提国家在《大辞海》项目上给予的支持。2005年1月,上海辞书社申请了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专项资金;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拨付《大辞海》项目启动资金;2009年8月,《大辞海》正式纳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管理,项目经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大辞海》出版之后,上海辞书社还于2016年底推出了《大辞海》在线数据库,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更多的读者能够从PC端、手机端查阅《大辞海》,大大提高使用效率。

《大辞海》三十八卷,卷卷都凝聚了作者和编辑的心血与劳动。秦志华说,《大辞海》的作者队伍来源广泛,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总数达两千多人,来自全国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如《军事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全军几十个单位的力量编纂,《宗教卷》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和五大宗教全国性协会编纂,《民族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负责编纂,《法学卷》由华东政法大学负责编纂,等等。“这对保证《大辞海》较高的编纂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就《大辞海》项目来说,很多专家、学者和编辑都是无私奉献者。他们中不少人都是《辞海》的老作者,与出版社有着深厚的友谊,有些作者甚至从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直到白发苍苍,几十年来,都在从事《辞海》的工作。比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刘君德先生,从年轻时作为作者撰写词条,后来又分别担任历史地理分科主编、中国地理分科主编,与《辞海》的感情十分深厚。当出版社出面邀请他们编纂《大辞海》时,两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编纂过程中,他们有意识地吸纳新的学者加入,以培养既能够胜任《大辞海》工作,又能够从事《辞海》修订工作的新人,保证编纂队伍后继有人。

从社方来说,有些作者虽然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但在撰写词条方面却是新手,因此编辑团队做了大量工作,与作者讨论收词原则,讲解编纂体例,指导编写条目,组织专家论证,编印内部刊物,通报编纂情况,交流编纂心得,总结编纂经验等。秦志华说,“在编辑队伍上,上海辞书社始终坚持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在工作中由老编辑向年轻编辑传授经验,带领年轻编辑与作者进行讨论、沟通。出版社还制订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编辑培训课程,邀请社内外辞书学、编辑学方面的专家授课,大大提高了编辑的业务能力。” 

回顾编纂出版《大辞海》的整个过程,秦志华总结了几点经验分享给同仁:

一是要做好总体设计。最初的方案设计可能不够科学合理,需要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改,但是启动之初的总体设计一定要抓好。在编纂《大辞海》之前,上海辞书社制定了编纂方案、总体框架、编纂体例,并不断完善,保证了编纂工作按照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有序地进行。

二是要有完善的工作流程。上海辞书社制定了《〈大辞海〉工作流程》,对各项工作流程进行了规范,包括条目收词、专家论证、作者撰稿、主编审定、社内三审、专家通读、专项检查、专题送审、审读把关、开印申请、样书检查等。通过以上流程的制定和执行,既理顺了各环节的关系,又保证了图书的质量。

三是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在严格履行送审制度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的同时,辞书社还制定了专家论证制度、进度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编辑考核制度等,从各个方面对《大辞海》的质量提供了保障;制定《〈大辞海〉进度管理办法》,对进度和流程进行协调管理;制定《〈大辞海〉质量管理办法》,从词目确定、词条撰写、编校、印制等各环节进行质量管控;此外,还制定了《大辞海》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关于〈大辞海〉出版项目的廉政制度》,明确项目廉政责任人,出版社纪委全程监督。

虽然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在新时代也有很多发展机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时代方向。从工具书出版角度讲,既要着重总结传统学科的新理论新成果,更要关注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进一步夯实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专科工具书方面的出版优势。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不是孤立的门类,是扎根于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要尽快形成工具书在线编纂新模式,革新流程,提高效率;在产品形态方面,既要有梯度,也要有迭代,加大纸质工具书与互联网产品融合开发力度。

而在新的一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重点推进《辞海》(第七版)和《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纂出版。这两个项目都是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其中,《辞海》(第七版)预计于201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面世,目前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编纂过程中;《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共计25卷,今年也将开始陆续出版。

其他重点产品包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出版物,涵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马克思年谱》《马克思恩格斯箴言》《重读资本论》等,既有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结,也有我国青年学者的学术原创成果。

秦志华透露,在专科工具书之外,今年还将有一批简牍文献集中出版,“一带一路”历史语言文献出版方面也将形成一定规模,还有《顾廷龙全集》《上海通史》等大型学术著作和几套中型学术丛书也都在计划之中。它们的出版将进一步增强上海辞书社的文献学术出版板块。

此外,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仍将持续,《辞海》网络版今年要上线测试,《大辞海》网络版要正式发布,《晚清中小学教科书汇编》《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新出土简帛文献汇编(一期)》数据库要完成建设。还有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小辞海学生工具书系列等工具书APP将在今年上线。秦志华指出,围绕《辞海》协同编纂平台、数字资源管理平台、数字内容发布平台等建设,出版社在制度、流程、队伍、运营等方面勇于改革,不断创新。

(本文编辑 晨瑾)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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