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出版史上的疑点
书后的故事

2017年12月28日   作者:俞晓群

【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我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文人办报、办出版的,大半为文化进步。他们秉七寸之笔论衡时政,曾发生无数光、热、影响,但罕见能长期维持或建立规模。因为知识分子对经营大都一窍不通,生存维艰,更遑论发展了。王韬在香港经营书报十二年,回到上海又经营多年,经营必然得法。

回顾中国百年出版史,通常观点:中国新出版第一人,必称张元济;中国新出版第一家,必提商务印书馆。

何谓“新出版”?此语出自沈雁冰的一句话。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张元济是新出版的辟草莱者”。汪家熔站在史家立场上,将此语做细致考证与分析,指出最早实践“新出版”者是王韬。他从一八七三年编译出版《普法战纪》,是第一本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著作;接着他又出版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这些出版活动堪称中国“新出版”的开创之举。此后几十年间,新出版从形式到内容逐渐完善丰富。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一九〇二年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又为“新出版”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关于王韬(一八二八——一八九七),胡适称之为近代译书事业“一个重要的先锋”;汪家熔称之为真正的“新出版第一人”。以往出版史对王韬研究不够,其实他早在一八四八年受聘于教会出版社墨海印书馆,在那里工作十三年,主要为宗教读物文字润色、加工。一八七三年他在香港集资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出版《韬园文录外编》等;一八八四年他回到上海,翌年成立韬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也用美华印书馆的铅字印书。两地前后可以考察到的书目有六十种,诸如《板桥杂记》《吴门画舫录》《雪鸿小记》《秦淮画舫》《白门新柳记》和《竹西花事小录》等。

研究王韬,汪家熔感叹:“我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文人办报、办出版的,大半为文化进步。他们秉七寸之笔论衡时政,曾发生无数光、热、影响,但罕见能长期维持或建立规模。因为知识分子对经营大都一窍不通,生存维艰,更遑论发展了。王韬在香港经营书报十二年,回到上海又经营多年,经营必然得法。”

以上王韬故事提示我们,一是百年商务印书馆不会凭空产生,其前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需要我们正视和客观评价。二是对于历史人物不可凭空拔高,当然谁是第一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一段历史演化过程,我们更需要真实性的再现。

当然,有时弄清一段历史很难,即使没有时事政治的干扰也未必能做得准确。依然以汪家熔研究为例,他在《研究出版史个案必须见书》中写道:“出版史是写书的历史,千万不能离开书来写。”比如通常观点认为,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诞生时,它的创业者只是几个“梦想发财、文化低的工人”;一九〇二年当张元济加入之后,才开始出版一些优秀著作。所以许多名著初版并不在商务印书馆,像《天演论》《茶花女遗事》等,都是后来经由张元济等人之手,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按照这样的观念推断,汪先生在撰写《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大事记》时,经过版本对照,认为马建忠《马氏文通》在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时间是一九〇四年。但根据该书的使用情况判断,此书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出版,一九〇三年还被清廷将文法列为课程。因此汪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也像《天演论》《茶花女遗事》一样,刚问世时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由张元济等转过来。但汪先生写道:“不久在一个图书馆的线装书目录里找到真正的初版,竟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于一八九八年!”为此汪先生连声感叹,声言低估了当时的总经理夏瑞芳,“这才对夏瑞芳钦佩不已。”不过直到《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大事记》,才将此记载改正过来。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百道学习

随时随地 百道学习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前,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