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找书
书香故人来

2017年11月21日   作者: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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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二〇一四年,我的著作《那一张旧书单》出版,书名取自书中第一篇长文的名字。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一些名家开列的书单,第一个是“皇帝的书单”,讲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他找寻“新书”的故事。所谓新书,主要是指一些译介海外政治文化的著作。

没想到后来,这段故事竟然引出一位大出版家,并且与一个百年出版企业联系起来。他就是张元济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先生生于一八六七年,一八九二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间,他作为六品官身兼数职: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张先生回忆,当时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领袖。

光绪帝喜欢看新书,戊戌年间,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此事都由张先生经手办理。黄遵宪做一部《日本国志》,光绪帝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张先生取来送进去。那时找新书不易,张元济或将私藏及朋友的书拿出来进呈皇帝,每次送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一八九八年六月,戊戌变法开始之际,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举荐五位“通达时务人才”,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和张元济。其中对张先生评语:“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上此折三日后,光绪帝同日分别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以往皇帝只召见四品以上官员,康、张均为六品,算是破例。后来张先生上两条革新奏折。

当年九月变法失败,张先生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这算是轻判,据陈叔通先生文章《回忆商务印书馆》记载,张先生曾对陈先生说,当时维新分子确实有生命危险,许多人被下狱、砍头。有一天慈禧太后下旨,革职一位与张先生官阶相仿的京官,处分为“革职永不叙用”。光绪帝在一旁插言:“那么张元济也应当革职永不叙用。”皇上此言,显然有保全张元济之意。

张先生回忆,当时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追梁启超,有人说王修植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禄所以派他去追赶,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当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修植虽然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启超逃亡日本。

据载在张元济先生八十一岁时,他卧病在床。顾廷龙、蔡尚思和方行前去拜见,请他鉴定谭嗣同先生的一份手稿。张先生一面鉴定,一面用手在颈间比划,表示谭氏是维新失败后被戮就义,忽然又气急难言,老泪纵横,可见当时精神刺激之深重。

其实除徐致靖推荐之外,据言张元济先生经常为光绪帝找新书,署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也让皇帝知道此人。那么光绪帝召见张元济时说了什么呢?张先生回忆,许多内容已经忘记,有两件事情值得记忆:一是谈到翻译新书,光绪帝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再一是当时张先生参与创办西学堂暨通艺学堂,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位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通艺”二个字是严复所取。光绪帝知道此事,问到学堂情形,张先生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光绪帝,他勉励张先生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

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先生见到李鸿章,他对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一八九八年十月,张先生去上海谋生,李鸿章写信给盛宣怀,请他安排张先生到南洋公学主理译书,其间曾印刷严复译亚丹·斯密《原富》等书。翌年张先生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九〇二年张先生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加盟商务印书馆,组建编译所。

以上由光绪帝找书到戊戌变法兴衰,再到张元济先生受到处罚,最终加盟商务印书馆,发誓“一生不入公门”,这段故事似乎有了了结,其实不然。

据叶晓青文章《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记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见到一份“呈进书籍档”,数件合成一件,应该是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购书单的记录。第一份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由内务府奏事处交出,光绪帝朱笔所列四十种书目,包括政治官报局刊印图书五种,商务印书馆新印图书三十五种。两天后,内务府进呈其中的二十七部,同时对未能进呈的其他书目陈述原因,多为品种不齐或尚未出版。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七日)内务府又补进五种:“《日本宪政略论》四部,每部一册;《政治一般》四部,每部二册;《欧洲财政史》四部,每部一册;《日俄战纪》四部,每部一册;《战法学》四部,每部三册”。

同年正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回复,他从《政治一般》一书中,抄下一份长长的目录,交给内务府,要他们查明出自何书,并索要这本书。这份目录的内容如:“第一编古代史。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大国民,第三章低格里幼发拉的河边诸国之兴亡,第四章希腊国民概论,第五章希腊人移住及斯巴达勃兴,……”

接着光绪帝写道:“此系《政治一般》书内之目录,与原书所叙者不合,当系何种历史之目?应将此种历史向商务印书分馆问明。购取四部呈递。再,近来商务印书分馆又有新印各书,一并购呈,每种四部。《瀛寰全志》附图一册,《万国史纲》《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下册》《高等学堂中国》《西洋历史教科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 进阶全集》《和文汉译读本》。”

两天后,内务府将除《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和《欧洲新政史》之外的其他书籍进呈,并禀告商务印书馆方面的答复:上述光绪帝从《政治一般》中抄写的目录,“据云系《西洋历史》目录,误订在《政治一般》书内。”

另外,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内务部还在按光绪帝上述指示,陆续进呈图书,总数超过五十种,最后一本是商务印书馆《自治论》。半年后光绪帝病逝。

从一八九七年前后张元济先生为光绪帝找书,到一九〇二年张先生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加盟商务印书馆,再到一九〇八年光绪帝最后的书单,其中许多书出自商务印书馆,期间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及经理。君臣之间这一段“找书”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唏嘘不已。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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