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百岁——书香故人来

2017年11月06日   作者: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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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当你步入老年,当你陷入回忆的情绪之中时,你会发现,往事像一丛乱发,从少年到老年,由青丝如缕,渐渐步入“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境地;时间又像一位无情的理发师,他一手持梳,一手握刀,几经爬梳,几经翻剪,那一头“记忆的乱发”已经黑白掺杂,满地飘落,所剩不多。

 

我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几年,亲历亲见的学者、作家可谓多矣。如果以年龄为纪,我结识的作者中,年龄最大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诞生的老人。我与他们相互接触,那一点记忆,始终在脑海中留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面目日渐模糊,往事日渐凋零,想来颇为感伤。现在说几段他们的故事,聊慰情怀:

其一是“国学丛书”编委会。这套书是一九八九年末,由《光明日报》陶铠、李春林和梁刚建三位先生发起,在辽教社出版。一九九〇年二月组成编辑部,成员有葛兆光、王焱、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俞晓群、刘瑞武和王越男。一九九〇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编委有: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和贾非贤。

这个编委会成员很厉害,当时有“第一编委会”之称。其中有几位“大龄老人”,我们当时能与他们接触,留下一些记忆,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张岱年先生(一九〇九——二〇〇四)。一九九〇年二月我们组建编委会时,曾聘请张先生为主编,他欣然接受。我们还聘请汤一介、庞朴和梁从诫先生为副主编,当时汤先生不在国内,无法确认;庞先生太忙,婉拒副主编一职;梁先生同意出任编委。所以“国学丛书”只有主编,没有副主编。张先生高高的个子,对人和蔼可亲。冯友兰先生曾赞扬张先生:“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还把堂妹冯让兰介绍给张先生相识,终成百年之好。

那些年张岱年先生多次写信给我,谈论书稿和作者的事情,有时见到我发表文章,他也会在信中提到,并且赞扬几句。我在日记中写道:“张先生为人真好,即使到老年,依然一副翩翩君子的风度。他的情绪总是那样平和,说话不紧不慢。只是提到动乱时,他突然激动起来,那时让他去扫大街,他说那才是真正的‘诗书扫地’!”

王世襄先生(一九一四——二〇〇九)。王先生是“一〇后”,至今也过百岁诞辰。我记得那时相见,他胖墩墩的身材,脸上总是堆着笑容。我们聘请他出任编委,他在会上欣然应允,会后却将八百元聘金退回来,他说自己水平不够,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不敢接受聘金。还有一件事情让人遗憾,那是一次编委会散会后,王世襄先生把我叫到一旁,向我介绍他的《明代家具》书稿,拿出一些画册和照片给我看。我不太懂书稿的价值,另外那时我只是一个副总编辑,没有能力接受他的大作,留下遗憾。后来我们通过沈昌文、冯统一先生经常与王先生来往,还在辽教社出版他的小书《北京鸽哨》。

说到冯统一先生,他瘦高的个子,身着对襟蓝色衣衫,脚蹬一双中式布鞋,光着头顶,戴一副金属框眼镜。冯先生极为随和,善讲故事、广交名流,对器物收藏、纳兰性德、武侠都有研究。笔名冯不二、拓拔逢,经常写一些奇奇怪怪的文章。冯先生跟王世襄先生极熟,他说王先生是一位大才之人,“玩儿”都能玩出学问。比如斗蟋蟀、养鸽子,《北京鸽哨》就是冯先生推荐给我们出版的。王先生又是一位美食家,还精于烹饪,他与朋友聚餐时,时常会自己背着一口锅、带着食材参加,因为要想做出好菜,炊具和食材都是很重要的。冯先生还讲道:王世襄先生与启功先生私交很好。一次王先生的儿子出国,临行前想到启功先生家要几件字画什么的东西,好到国外送礼。启功先生说:“你随便拿吧。”王公子就把字画、砚台等拴上绳子往脖子上挂,压得都抬不起头来。启功站在一旁开玩笑说:“小子,当心别勒断你的细脖子。”

其二是吕叔湘先生(一九〇四——一九九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动念出版《吕叔湘全集》。一九九五年,在沈昌文先生帮助下,有幸去吕先生家拜访。一九九八年吕先生去世,终年九十四岁。二〇〇二年《吕叔湘全集》十九卷在辽教社出版。

我在一九九五年的日记中,曾经记下这样一段故事:

二月二十一日:自从去年末,湖北王建辉先生与我谈道:“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应该搞一些大学问家的全集。”我动了心思。今日在京,我向沈昌文先生专门请教编“全集”之事。先谈到钱鐘书先生,沈先生不肯做,一是钱先生的作品与三联、中华等老社渊源太深,沈先生出于多年的情感,不忍心下手;二是他即使想下手,也未必拿得来,以董秀玉等出版高人与钱锺书、杨绛的关系,沈先生也不尽占优势。接着,沈先生列出一大排名单,我从中挑出吕叔湘。闻此言,沈先生面有难色,嘴里却开玩笑说:“你倒识货。”但他还是应下来。二月二十三日:沈先生先去吕叔湘先生家,回话说,吕老同意此事。其实我们清楚,吕老年事已高,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只是同意由沈先生为他主持此事即是。三月十日:我们又去北京,在沈昌文、赵丽雅的引导下,来到吕叔湘先生家,见到吕老及其女吕霞,算是初步确定出版之事。第二天,沈先生代替吕老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在电话中向我宣读一遍。四月十二日:我到北京,与沈昌文、吴彬敲定委托书及合同。八月十一日:我到北京,在沈昌文先生引荐下,在天伦王朝拜见陈原、吕霞,陈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前任老总,而吕老的许多作品版权都在商务,有陈先生出面,自然没有问题。第二天,我们再次到吕叔湘先生家拜访,沈先生在前,我等亦步亦趋。至此,我与沈先生的“师徒之势”已有模样。十一月十四日:在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沈先生一直建议,用《吕叔湘全集》的稿费建立一个基金会,陈原先生做主任;今天得到消息,未达成一致意见,只好作罢。

除“日记”之外,我的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现场记忆:当时进入吕先生家,吕夫人对人极其温和,我们坐好后,稍过一会儿,吕先生的大女儿吕霞,扶着衣着整洁的吕先生从里屋走出来。吕先生身材瘦小,穿着一件蓝色对襟布衫,手中持着一柄手杖。那时的吕先生口齿不很清楚,几次见面,我最深的记忆是吕先生谈三件事情,一是《读书》杂志的错字;二是他几次说:“我的书稿都由沈昌文负责,听他的安排”;三是他几次问沈先生:“你刚从上海回来么?”当时沈先生喏喏连声,不知所云。出来后我问沈先生:“话从何来?”沈先生说:“以前经常去拜见吕先生,我又经常去上海出差,所以总是告诉吕先生,我刚从上海回来。没想到就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及此,本来还想再写几位百岁前辈的故事,如周振甫、陈原先生等,篇幅所限,也是情从中来,却想到那段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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