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云——我国高校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作者：李立云 2017年09月28日来源：韬奋出版人才论坛征文参评办公室

李立云中国书籍出版社语言文化编辑部主任

[摘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培养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已成为高校的重要职责。本文分析了我国数字出版人才的需求定位、高校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并借鉴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经验，探讨了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应以规划为导向调整人才定位、以专业为核心改革实践课程、以实用为本位创新教学方法、以能力为重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联合为方式强化实训培养，以期有助于数字出版学科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 高校；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

数字出版是指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出版和发行方式。[1]数字出版产业已成为拉动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出版人才是新闻出版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一直是研究重点。在中国知网上以“数字出版”“高校”“人才培养”作为关键词检索学术论文，结果显示共有记录102条。这些论文主要研究数字出版市场人才需求、高校的数字出版教育现状、国外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经验等。比如，张新新以政产学研一体化为视角，探索了“十三五”时期的数字出版人才政策与实践研究[2]；陈丹、周红研究了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启示[3]；张富梅的《英国出版高等教育现状及启示》通过比较中国出版教育的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归纳出英国出版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及可取之处[4]。但论文多数停留在宏观论述上，造成对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足，对外国高校的数字出版教育模式总结不足。

本文拟从我国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现状出发，分析人才的需求定位、高校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借鉴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教育经验，探寻适合时代需求的人才培养策略，以期对高校数字出版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一、需求定位

知识素养。一是掌握精深的专业领域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清楚专业领域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二是掌握扎实的编辑出版学知识，熟悉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出版法规及版权贸易规则，了解出版业发展动态。三是具备广博的交叉学科知识，积累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社科知识。四是熟练运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了解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知识，包括办公自动化处理、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等知识[5]；五是熟谙数字出版规律，掌握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业态的核心技术、商业运作模式等[6]。

能力素养。一是文字功底及思想文化素养，具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二是新媒体运用能力，掌握跨媒体运营管理所要求的知识与技能。三是产品策划能力，具备对信息的发现与整合能力，能科学调研、评估业界需求。四是产业融合能力。善于实现技术、内容、渠道、平台资源的一体化发展。五是市场运作能力。能对数字内容进行经营、管理，具有全方位的营销、公关能力。六是对外交流能力。能够了解国际规则，关注国际动态。

职业素养。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政治敏感性强，始终保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判断力。第二，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把出版作为终身事业，持续更新知识结构与业务技能。第三，要有较强的抗挫折能力，拥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健康的情感，吃苦耐劳，具有开拓精神。第四，要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培养客户体验技能和素养，尊崇用户至上的原则；第五，要有团队协作精神，组织、协调好出版行业上下游各个链条的关系。

二、突出问题

1. 学科体系不明确，培养机制滞后

首先，学科定位模糊。我国的数字出版专业教育既缺乏顶层设计也缺乏培养机制[7]，教育管理部门对其专业性质、本质特征研究不足。另外，我国高等教育出版专业教育体制不完善，没有独立的学科体系，而是实行单学位制模式，出版及周边专业都是挂靠在新闻学位或者传播学位下。大多数高校是在编辑出版专业中添加数字媒体技术的相关课程，但还没有真正将数字媒体技术充分融入到课程设置当中。这造成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定位、核心课程没有统一的标准，受一级学科的影响颇大。

其次，培养模式滞后。人才培养模式的滞后性是造成就业困境的根本原因。第一，教育转型不够。数字出版教育没有基于产业需求，从“大出版”的视角出发，重点培养数字内容创意与表达、数字出版技术应用、数字内容经营与推广人才。第二，教育与需求脱节。高校教育基本上遵循多层次、多方向的通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滞后于数字技术的更新速度，而且考核方式单一，更倾向于培养短期就可见效的就业技能，却不注重培养创新思维。

最后，培养质量不高。美国著名出版家J. P. 德索尔提出：所有出版业中的编辑人员都应当取得硕士学位。[8]但我国仅有数所高校开设了数字出版教育方向。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总量偏小，硕士、博士的培养数量更小，对数字内容创意与表达、技术应用、策划出版、跨媒体营销重视不足，对业界急需的既精通数字出版物的制作、信息化运作模式的高层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更是不足。

2. 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科融合不足

首先，专业课程设置不足。第一，课程体系结构不完善。目前很多高校数字出版教育缺乏科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主干课程和核心课程结构不清；课程设置衔接不紧密，造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基础知识不扎实、难以深化贯通。第二，学科融合教学不足。不少学校的课程设置与信息技术、经济管理、营销等学科融合程度较低，部分高校更强调单纯的技术融合，忽略了内容和理念的融合，缺乏在道德、情感等多方面的素质教育和人性教育。

其次，实践课程建设不足。一方面，实践性课程比例较少。基础课和专业课、理论课与实践课的结构不合理，通识教育课程比例较重，而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数字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等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课程偏少。另一方面，重理论轻技术。高校多数提供在校学历教育，但较少举办短期技能强化培训；而且一些院校没有强化数字出版选题策划、编辑及营销能力的培养，以数字出版新技术手段和出版新形态为重点内容的课程明显不到位。

最后，实践项目操作不足。我国高校较少以项目为载体开发实训教学资源；较少鼓励学生通过自管媒体培养数字出版经营和管理能力；校内实验室建设和实习实训平台建设严重滞后，校外数字出版实习基地和实训站的建设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实践学时和学分，对实训过程跟踪不够及时，对实训结果的考核不够严格、规范，也较少将实践成果通过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另外，没有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的高效对接，通过短期培训模式、远程教学等形式进行的职业培训范围不广、力度不够，成效不高。

3. 教学方法不实用，特色培养欠缺

首先，实用能力培养不足。高校教育应以培养数字出版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以数字化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为两翼。[9]不少高校的课程没有紧跟企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没有将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资源，对实用性强的数字化技能的培养重视不够；注重容易实施的传统理论讲授，但教学设计对职业能力训练不足，较少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实际应用能力、创新精神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其次，教学模式创意不足。一方面，较少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高校缺乏在“大出版”“大教育”的理念下树立多媒体协同培养理念，采取前瞻性的变革措施，对媒介融合重点案例的分析法等创新型教学方法重视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较少注重内容策划和创意教学。教学模式开放性不够，没有重视新型的以出版实践为核心的多形式实践教学，对综合性教学、认知性教学和专业调查类教学方式吸收不够。

最后，特色教法实施不足。一方面，理论讲授与实践课程分配不均。很多高校仍然采用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以知识灌输为主，导致学生参加实习项目的机会不多，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对能力的训练不足。另一方面，跨院系联合培养不足。不少高校没有紧密依托本院系的优势，开展与相邻专业课程适当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缺乏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缺乏对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处理信息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4. 师资结构不平衡，激励机制欠缺

首先，师资力量专业性不足。一方面，数字出版教育人才存在总量偏少、结构失衡等问题。高校师资中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从业经验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较少，数字出版教育多数是和传统编辑出版专业共享师资队伍，不少教师是从中文、新闻传播等学科半路出家，专业性不足。[10]另一方面，因人设课现象突出。师资力量不足，只能根据老师教学特长开课，常常使用教师自己推荐的书目或自编的讲义，造成课程横向与纵向逻辑关系混乱。

其次，知识结构存在缺陷。不少高校数字出版师资队伍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多是围绕传统出版教育目标而构建，却不熟悉数字媒介传播、新媒体技术等实务操作技能，兼具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实践经验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复合型师资更少。与此相对的是，实践经验丰富的业界人士又很少愿意主动转型到高校从教；即使外聘教师来自出版一线，但往往不熟悉编辑出版业务理论，也缺少深厚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不能很好地因材施教。

最后，激励机制不够科学。第一，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数字出版教育整体上缺乏科学化、标准化的考核评价标准，高校的考核仍以学术研究为主，教师的实务弱势与人才培养的应用型要求之间存在矛盾。[11]第二，薪酬制度不合理，缺乏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激励机制，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无法与新媒体企业相抗衡。第三，教师的教育能力、职业生涯规划及在职培训等发展滞后，研修培训、学术交流等培训形式不足，个人价得不到充分挖掘和应用。

5. 校外支持不充裕，对外交流不够

首先，校外支持不能满足需求。第一，高校获得的校外支持不充裕。出版企业、政府机构向高校赞助的奖学金、助学金、科研经费、学习设备、软件不足；高校承接的企业项目不足，能为学生提供或推荐实践岗位有限。第二，短期培训没有固定体制。针对业界对短期培训的长期和普遍存在的需求，不时有出版单位与高校合作举办培训课程，但课程内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定规模和固定体制。

其次，合作平台实用性不足。实践环节是数字出版教育增强技能的关键阶段。由于高校受到资金、场地等条件限制，校内无法建立技能培养平台，需要通过校外实训基地来完成。但由于联合培养的各主体在思维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差异，高校与出版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的交流不充分，校企联合、校际联合建立的数字出版实习基地、教学实验室等合作平台不多，对学生数字化技能的培养和锻炼重视不够。

最后，中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从整体来看，人才培养没有与国际接轨。我国的数字出版教育理念和水平与美、德、日、韩等国家相差较大。国外大多数高校的数字出版课程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开设了相当比例的实践课程，内容全面具体，深入到出版的具体业务，可操作性强。我国高校与国外相关高校、数字出版企业的交流不够，对国外优秀教学理念的引进欠缺，国内师生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不多。

三、解决策略

1. 以规划为导向，调整人才定位

首先，以政府为主导，明确学科规划。《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专项规划》和《新闻出版业科技“十三五”专项规划》中提出的规划鲜明地体现了政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工作思路：支持高校开办数字出版专业，鼓励出版单位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考核激励机制；建立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数据库；大力建设数字编辑职称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定体系；加强学科教育，开展高端定向培养。

其次，以高校为主体，重建培养机制。第一，纳入高等教育计划。可以通过媒体倡导、提交政协提案等方式，呼吁尽快赋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独立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12]。第二，重建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实行分层培养，加大对高职、本科和研究生等多规格人才的培养，重新构建人才培养的体系。第三，加大人才培养数量。可在政府支持下，充分发挥产学研联合培养的优势，扩大招生数量，尽量满足业界对高层次、复合型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需求。

最后，以定位为基准，提高专业能力。数字出版专业教育应以数字技术的研发和数字内容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传播为目标。一方面，确立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一级学科定位。[13]另一方面，以复合型人才为主要培养方向。应强化“大出版”概念，强调对内容的挖掘以及内容产品传播与营销功能，培养捕捉信息、策划出版、跨媒体营销等能力。例如，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专业以数字内容的集成与表达能力训练为核心，培养数字出版媒介经营管理的能力。[14]

2. 以专业为核心，改革实践课程

首先，改革专业课程设置。第一，构建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根据数字出版人才的专业定位确立相对稳定的核心课程、专业普及课程、自主选择性课程。如北京印刷学院将课程体系分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一课堂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实践教学环节四部分；第二课堂是对社会实践、学科创新和素质教育的有效拓展。第二，探索不同学科的融合教学。例如，北京印刷学院已形成工科与文科、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办学特色。

其次，推动实践课程建设。数字出版的应用性特征决定了要重点培养实践创新能力。英美高校立足于职业需求，充分重视实践型课程建设。例如，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的数字出版系列模块重点是出版行业的市场管理，通过课堂合作项目来锻炼管理技能。我国高校也能以项目课程或任务引领型课程为主体。例如，浙江工商大学增加了书业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网站管理等课程，以新技术手段和出版形态为研究课题，强化选题策划、编辑及营销能力培养。

最后，注重业内实践操作。可以通过项目为载体开发实训教学资源，同时鼓励学生自己管理媒体。南洋理工学院的项目教学贯穿教学全过程，根据课程要求设置不同类型、深度的项目，项目成果又可用于教学，将成果建成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我国高校也应鼓励学生通过管理微信公众号、实行众筹出版等形式培养数字出版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精神；可以孵化一批前沿性的数字出版及相关业务重大项目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3.以实用为本位，创新教学方法

首先，紧跟业界发展需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通过学校与企业协作，采用“双证制”、“订单式”、“3+1”、“产学研一体化”等培养模式，职业技能培训与专业理论知识教学交叉进行。[15]这种教育方式以学生直接就业为目标，将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资源。北京印刷学院也根据学生的个人需求来选择不同模块课程的比重；每周安排一组学生系统阐述一个专题，进行专题展示，增强对行业动态的关注度和专业度。

其次，鼓励创新教学方法。数字出版教育应以内容策划和创意为龙头，注重培养数字出版理论、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英美高校授课内容充分关注管理技能的培养，授课方式灵活，比如举办专题研讨会、实施案例教学、独立研究项目等。我国高校也可以运用多种教法，在理论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头脑风暴教学等方法，启发学生并组织讨论；在实践教学中，主要采用模拟教学法和示范教学法，让学生亲自动手参与。

最后，鼓励参与各类竞赛和资格考试。高校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竞赛和资格考试，将学习成绩、社会活动情况和德育情况等列入参评体系，并对表现优异者给予适当激励（如提供奖学金、助学金，提供更多的参与课题或项目的机会、推荐工作岗位等）。例如，浙江工商大学也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家劳动人事部组织的助理网络编辑师资格鉴定考试。

4. 以能力为重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规范人才考核机制。第一，完善人才引入机制。在人才准入条件上，注重工作经验，适当放宽学历限制；积极引进数字媒体技术、网络传播、新媒体等方向的人才。第二，完善考核和奖励机制。建立体现岗位特点的科学考核体系，把考核结果作为聘任、奖惩依据。第三，完善资质评定制度。倡导建立职业资格鉴定机制，实现数字出版职称的推广与应用。可以鼓励教师参加数字出版专业竞赛，加强数字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

其次，推动教师能力重构。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教师的比例目前是1:1，而我国的理论教师远远高出这个比例。[16]我国学界要积极与业界携手合作，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进修和深造制度。可以制订具有本专业特色的进修培训计划，鼓励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院校做访问学者，与业界建立常态交流机制；到对口出版企业进行实践锻炼，学习最新的出版管理经验；通过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等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用性。

最后，建立师资培训平台。要加强数字出版师资培训，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重点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和学科领军人才。英国高校的数字出版教师大部分来自一线，也会定期邀请富有经验的出版商做讲座，承办业内活动。[17]我国高校也可以与科研机构、数字出版企业、实习基地建立合作平台，建立专业人才资源库，吸收企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等参与教研活动，举办讲座、论坛，担任指导教师、举办讲座等。

5. 以联合为方式，强化实训培养

首先，加大产学研合作培养力度。提倡出版企业与科研单位参与教学管理，产学研三方协商制订培养计划，设置专业课程，组织职业资格培训和考试，也可以实行校内导师加校外导师的“双导师”配置，也可以探索“订单式”对口培养模式。例如，北京印刷学院已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深入合作，由“融智库”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和硕士生导师[18]，推出了一批数字出版机构、出版技术商定向委培的优质生源。

其次，加强校内外合作平台建设。一方面，建设融媒实验平台。高校可以与国内外科研、兄弟院校、数字出版企业合作，搭建校外学习平台，增加开放性实验课程，鼓励学生自主进行技术研发和项目设计，使所学理论和技能尽快得到消化和运用。另一方面，加强数字出版实习基地建设。我国高校正在引入出版机构和前沿出版企业建设实习基地，例如，地质出版社联手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共建数字出版基地，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19]

最后，加强中外出版人才培养合作。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要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吸收国外高水平的数字出版教学经验。如今，中外合作培养模式已经比较普遍，如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选派交换生、访问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培养计划、课程讲授、教学管理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学生获得双文凭；国内高校与国外大型出版商、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出版研究中心、韩国出版学会等都有合作。

四、结论

当前，人才匮乏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本文探讨了我国高校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从人才定位、实践课程、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实训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紧跟产业发展，适时进行改革创新，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知识和能力体系，走特色化办学之路。期待通过产学研三方的协同创新，共同提升数字出版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为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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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富梅. 传统出版业数字出版业务体系的建立与实践[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专硕中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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