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杰 外研社 韩语部主任
根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新出政发〔2010〕10号）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接受继续教育不得少于72学时，其中面授培训不少于24学时。按照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业务面授学时要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5年、2016年在北京举办了面向全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邀请业内领导、知名专家和有丰富出版实践经验的教师授课，针对出版业的现状、新媒体发展趋势，以专题讲座形式授课， 2015和2016年具体课程分别是：
从讲师的身份职业来看，主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知名专家学者和党政优秀领导干部，结构合理，专兼职比例适当，契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第17条的规定。2015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占50%，知名专家学者占33%，党政优秀领导干部占17%。2016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大幅下降，占37.5%；知名专家学者和党政优秀领导干部都有上升，分别占37.5%和25%。讲师中，有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学校兼职教授，有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兼官员，都把其归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具体见下图：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是讲师的主力，因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身处其中，更加了解出版业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其中的产业领导者是开拓者和先导，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认识更加深刻。
知名专家学者从2015年的33%上升到了2016年的37.5%，说明传统出版业在转向多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教育科研的理论研究和指导，需要产、学、研各界密切配合，才有可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党政优秀领导干部占比从2015年的17%上升到了2016年的25%，他们既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也是行业的研究者和决策层。讲座特点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认识全面深刻。因为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国家已经意识到并日益重视这一点。
从内容上来看，2015年培训包括了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中国出版的国际化、编辑的语言规范、外语编辑的素养、教材的编写理念、阅读市场战略和案例分析。有以下特点：
1．突出了编辑人员的基本功训练，重视语言规范和职业素养。符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关于继续教育“以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技能训练和职业道德等为内容的教育活动”的定义。
2．关注时代发展热点，强调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和技术对出版的影响，符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第二条“继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注重更新知识，注重培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数出版字、国际贸易、现代市场开拓经营的能力”的基本原则。
3．可操作性强，结合实践性强的具体案例分析，践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第二条“注重提升岗位胜任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基本原则。
4．凸显外研社作为教育出版社的特点，即注重外语编辑的职业素养和外语教材编写理念，彰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第一条“以人为本，按需施教”的原则。
2016年培训包括中国出版的国际化、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对版权的营销、选题策划研究和文化创意选题的策划、出版文化的理性研究和二战以后世界文化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2016年和2015年培训内容相比，有以下异同点：
1．都突出编辑的核心能力，2015年选择的是语言规范和外语编辑的素养；2016年侧重了选题策划能力和如何提高编辑的素养，尤其是文化创意选题的策划能力的培养。对编辑的职业要求包括具有敏锐的政治把控能力、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编校能力、有深度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沟通能力等。其中最核心的能力是选题策划能力，因为“策划是图书出版的第一步，选题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图书的成败。”[高建红，翻译出版中编辑应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出版参考》，2016年8月]选题策划能力也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编辑的能力和素养始终是核心竞争力，必须重视。
2．都关注出版发展的热点问题，强调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和走出去战略，而且2016年更加细化，重视版权经营。《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称，“对外版权输出增速加快，数字出版物出口占出版物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2016年，全国共输出版权11133种，较2015年增长6.3%，提高4.6个百分点；其中，输出出版物版权9811种，增长10.7%，提高9.2个百分点，且较引进出版物版权增长速度高出3.2个百分点；电子出版物版权贸易实现大幅顺差，净输出1047种，增长192.5%，输出品种数量为引进品种数量的5.8倍。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11010.8万美元，增长5.0%，其中数字出版物出口3055.3万美元，增长29.1%，占全部出口金额的27.7%，提高5.1个百分点。”
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在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树立中国形象上有着重要作用，是彰显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下，未来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将不断推进出版产品在内容、版权、品牌和合作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提升，对中国出版业来说，这是抓住历史机遇来促进出版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都重视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2015年谈的是技术对出版的影响，2016年则明确提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问题。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阅读用户攀上10亿级的水平，数字出版的潜力和市场空间越来越大，必须关注增长强劲的数字出版。2016年中国数字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5720.9亿元，增长29.9%，对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67.9%，增长速度与增长贡献在新闻出版各产业类别中继续位居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而“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推动我国由新闻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关键五年，也是新闻出版业全面完成转型升级、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重要五年。2016年数字出版首次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以新技术为支撑，成为出版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转引自http://m.bookdao.com/Article.aspx?t=0&id=399635]
4．都结合实践性强的具体案例分析，总结出了出版产业链发展的新的特点，非常值得学习思考。2015年关注的是多媒体时代背景下阅读产品市场的特点，强调了多媒体时代对产品策划和营销的影响；2016年关注的自媒体时代的电商和社会化分销，并进一步总结了媒体融合时代出版业的新的出版流程。对于产品的策划，必须从包括前面提到的作者和产品的版权经营、内容的纸质出版和数字产品结合，以及培训服务、衍生品的开发等多角度全方位深入挖掘，不要只停留在原来的纸质出版上浅尝辄止。在营销上，不仅包括传统的店面、网店、微店，还包括各种平台、社区和移动电商等。
而《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关于阅读的调研也印证了媒体融合时代出版业发展的特点。“数字阅读与纸书阅读此长彼长，‘听书’正在成为新兴阅读方式。2016年我国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略有提高。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提高4.2个百分点；成年国民手机阅读率为66.1%，提高6.1个百分点。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8%，提高0.4个百分点；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5.0%，提高3.9个百分点。国民听书率达到17.0%，‘听书’正成为国民新兴阅读的重要方式之一。”由此可见，媒体融合正在重塑并形成新的产业链，每个编辑必须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不断学习，满足市场和读者的要求，才有可能始终走在前列，引领出版业的发展。
5．2016年增加了对二战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总结，并对出版文化理性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以及对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国日益重视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在政治，以及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软实力。必须发挥好文化的政治功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我国文化对内的凝聚力、对外的影响力。
高科技的不断进步，加速了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在经济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中国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3万亿，占全国GDP74.4万亿的3%，成为支柱性产业，较2015年增长9%，远高于全国6.7%的增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要发挥好文化的经济功能，努力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出版业的逐利性和市场理性则被置放在突出的位置，这些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但明显不足的是，忽视了出版业的文化理性或仅仅停留在文化感性的表层。所谓出版文化理性，是指编辑出版人经过长期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直接影响出版物内容品质的价值追求、能力体系和行为规范。出版业的核心是文化经营或者说是经营文化。出版对于构建民族精神、塑造文明社会的作用至为重要，而这种构建和塑造的实现凭借的其实就是文化理性。”[郝振省，在外研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上的讲座，2016年7月]所以必须时刻牢记出版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出版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承载和传播文化价值，我们传承的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能随波逐流，盲目逐利，要有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用知识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从以上对外研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外研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师资结构合理，教育内容设计完全符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基本原则，对达到“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不断增加、补充、拓展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技能，提高创新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的目的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1．形式单一，缺乏互动和个性化学习。单纯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授课，且由于课程时间安排紧张，缺少互动的环节，没有和讲师面对面直接沟通的机会。涉及到了业界存在的共性问题，但是没能解决个性的问题。
2．讲座资源是“一次性消费”，难以共享。讲师都是业界领袖和代表人物，讲座内容总结的都是出版业发展的规律和共性问题，只有本人亲自参加，才有机会聆听，应该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和更多的人分享。建议新闻出版总署建立一个继续教育平台，把各个机构的继续教育相关资源集中起来，让业内、甚至范围可以扩大到社会上感兴趣所有人，都可以来听、来看，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虽然外研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着各种不足，但是相信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下，通过向业界不断的学习和交流，一定会提高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水平，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为实现出版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崛起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付一静，注册责任编辑人员继续教育问题分析及建议，《出版参考》，2016年10月；
[2]李官，对我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审视，《出版广角》，2015年；
[3]李文娟，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剖析，《出版参考》，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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