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康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讲师
游赛赛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学生
书香三千年，中国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体量巨大，毋庸赘述。但从出版教育的维度来看待中国出版，则会发现新的问题——在“出版”这个词汇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舶来品色彩的情况下，出版教育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我国相对于完整、专业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校教育始于1985年，在三十余年时间里，我国依托于高职高专、本科大学等，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科、本科、研究生层面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从事文案编辑、市场策划、发行、营销等相关工作，虽然我国尚未成立专门的以“出版学”或其他相关名称命名的一级学科点来统领各二级学科，但出版人员的教育体系可以说已经初步建立【1】。
我们还必须应该正视的情况是，我国出版业从业人员数量庞大，已经建立的出版专业教育体系虽然源源不断向行业输送人才，但每年度培养的毕业生数量相对于行业需求杯水车薪，在存在人员缺口的情况下，以及我国出版专业教育始于1985年的特殊情况，出版业中多数从业人员不是正规编辑出版专业出身，也少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出版专业教育，大量从业人员来源于其它专业输送。在出版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新入职人员由老员工“传、帮、带”，辅助以专业讲座和集中入职培训等短期课程，直接上岗，是“在做出版中学出版”，边做边学，边学边做，这种人员培养方式下员工具体的业务能力可能很高，但与专业相关的理论水平往往不够【2】。而业界人员较强的实操能力和对行业的感知能力往往又领先于出版学界，也在客观上导致“出版无学”的学界自嘲。
信息化和数字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信息爆炸”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各个行业都在飞速发展，出版行业也不能例外，“终身学习”也成为每个人必须具备的意识。出版行业属于文化产业，不管从内容角度还是技术角度，现代出版业中，传统的书报刊出版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等则飞速发展，即使从业者接受过系统的出版专业教育，但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现实，原本的知识结构也在受到冲击。同时。出版业中大量非专业出身的从业者，在知识结构上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对从业者技能进行提升，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是进行继续教育进行提升。因此，有必要对出版从业人员如何开展继续教育进行探析。
一．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主体
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首先必须明确需要进行继续教育的从业人员主体。
出版业是内容生产行业，出版社、期刊社等出版单位的部门设置，首推与内容生产直接相关的编辑部门，较大的出版社的编辑部门还会根据具体的出版方向进行更为细致的编辑室的序列划分，编辑部是出版单位第一大部门。此外，出版社与市场对接的策划部，与印厂对接的出版部，适应数字出版形势设立的数字出版部，与新华书店对接的发行部等，各部门都很重要，共同构建了出版单位的平稳运行。
但对出版人员进行继续教育，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需要接受继续教育的首推内容生产相关部门，以编辑部人员为代表，一线的编辑人员必须能够对行业、社会、读者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有敏锐感知，才能保证在内容生产上避免脱节。
此外，对出版人员进行继续教育，与技术发展相关的部门仅次于内容生产部门，发行领域的新变化、印刷行业的新发展，这些也需要相关从业人员迅速跟进，出版社设置数字出版部门等举措也是对行业科技动态的反应，在出版业内从事出版技术相关工作，技术人员所占的比重在出版行业中也越来越多，科技上的发展日新月异，与出版业相关的技术，出版从业人员必须掌握。
还必须注意到，出版从业人员中还包含为数不少的管理部门和辅助部门，以财务结算、法律服务为代表的辅助部门相对来说，继续教育要求较低，更多是通用性的业务能力，但对出版业管理部门来说，能否紧跟国家方针政策、捕捉社会行业热点、积极引导部门发展，这些需要出版管理人员对出版业在政策、方针学习之外，也更多地理解出版业的特质，对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领域
在明确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主体之后，需要明确的是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领域，借用“因材施教”的教育学原理，行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更需要“对症下药”，出版从业人员中的各类型主体，需要对应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继续教育领域。
相对于以编辑部人员为代表内容生产相关部门，进行继续教育，更多应该是在专业技能领域方面。知识飞速发展，迅速迭代。但各领域知识中的基础知识等都是相对固定的。我国出版部门的设置，往往都是服务或者针对于某一具体的部门或者领域，虽然客观上造成了出版业中的行业壁垒和条块分割，不利于出版社的做大做强，但也形成了各个出版社在各自领域深耕的特色。因此，对出版业内容部门人员进行专业教育，相对来说最为简单，更多是对以编辑为代表的内容生产人员进行数字化的业务技能培训，更好地适应以现代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进行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更好适应现代社会无纸化办公、数字化编辑的趋势。编辑人员在内容领域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应用数字化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的“编辑六艺”，从这点上来看，编辑部门人员的继续教育更多是信息化、数字化培训和应用，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对内容进行数字化加工或者是为数字化加工预留接口的能力，方便进行数字出版产品开发，相对来说难度最低。
对出版业中的技术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是难度最大的领域。我国出版业长期稳定于纸质出版物，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数字出版洗礼，使得传统出版出现了巨大变局，这不仅仅表现与数字出版产值已经超过传统出版，更表现与数字出版所代表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信息收集、内容加工、产品推送方式，在内容上的变化尚属有限，社会、读者对现代出版的期望更多体现在形式上【3】。在数字出版环境下，对出版内容的深加工更依赖于技术人员对内容的认知和对技术的运用，这一点不同以往，对技术人员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他们能够在出版技术、视觉艺术、内容挖掘等方面取得均衡，因此，对技术人员进行继续教育，该领域难度最大。
对出版业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需要厘清管理人员的职责，出版单位中的管理人员首先是分层级。我国出版单位，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小，人数从十几人、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但现在广泛建立的出版集团，出版管理人员成为了层级不同的存在，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出版业管理人员只能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用来指对具体出版单位进行管理和对出版业务负责的人员。对他们进行专业教育，需要开展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对出版业发展态势的把握。
三．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途径
由于不可能像在校学生一样进行长时间的连续全日制教育，继续教育才成为从业人员进行能力提升的首选，但一定要注重继续教育的途径选择，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进行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可以采取多种途径。
首先，自学应该是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第一途径。出版带有强烈的实践性质，出版从业人员身处其中，日常所见即为出版现象，日常所为即为出版工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日常工作的总结和提炼就会接近于出版学课堂的理论讲授，这点是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因此说，选择系列、成熟的出版教材，学习理论，对照工作进行自学，是出版业人员继续教育的首推途径。
其次，出版单位可以对单位人员进行选拔，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以集中学习的方式开展继续教育。出版单位通常有固定的会议室空间，工作时间也都有一定程度弹性，以集中学习，邀请行业专家、学界学者进行讲座、工作坊、研讨班等形式，也是非常方便的继续教育开展方式。并且采用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方便员工将生产、工作中的困惑与专家、学者充分交流，学以致用。
再次，我国出版业中有很多经验丰富、业绩骄人的出版单位。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行业现状，可以成为其他出版单位学习的对象。需要进行继续教育的出版单位也可以组织员工去较为成熟的出版单位进行参观和调研、座谈，就具体的业务进行交流，也是出版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的方法。
同时，还应该重视另外一条开展继续教育的途径。我国出版业中有各种会议，如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海图书订货会、中国图书博览会等，在报纸、期刊领域也有专门会议，每年度还有数字出版年会、数字出版博览会交替举办，这些会议都是行业盛事，在这些大型行业会议中，还会举办一系列小型的专题会议、研讨会等，在同一会议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能够展现出大量的信息。出版单位在参会进行信息交流外，也能通过这些行业会议使前来参会的从业人员得到很大的提高。
进行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依托学校，我国开展编辑出版教育的大专院校有65所左右，在北京、上海集中外，其他分布于各个省级地区。开办编辑出版专业及相关专业教育的本科院校，都有能力对出版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这些本科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或其他机构，借鉴成熟的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以函授班、周末班等形式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教育，能够在一个学习周期内让从业人员接受最为系统、全面的继续教育【4】。这种方式也是目前广泛采取和接受的方式。
四．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考核方式
对出版从业人员实行继续教育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何判断教育目标是否达成？如何检验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成效，这需要一个具体而客观的考核方式，不同类型的学习方法应该对应不同类型的考核方式。
在前文所罗列的出版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的途径中，由开设有相关专业的大中专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所举办的学习班，考核方式最为明显，需要所开设课程的通过。如果学员有学位上的需求，则继续开展论文写作、论文答辩等方式来加以考核，这种考核方式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方式。
相较于需要较长时期的学校课程教育，由行业、协会所组织的短期研讨班、学习班等继续教育途径，也会在保持听课时长及考核后发放相应学习证书，这类证书中的认证学时也可以计入从业人员年度继续教育学时，这种考核方式也为大家熟知。
但本文所提出的，采用自学方式进行继续教育等方式，采取何种考核方式就存在疑问。除了自学方式，用什么方式考核集中学习，用什么方式考核参观调研。与会议交流使用什么方式考核？这都需要一一甄别。
目前来说，在出版社广泛采取的人员集中培训、学习的继续教育培养方式，往往组织培训的上级部门或者出版单位自身，能够在最后考试通过或者论文答辩合格后，颁发具备行业认可效力的证书。
但如果从业人员通过自学作业方式进行继续教育，以参观调研或者会议交流等方式进行继续教育进行考核则相对棘手。自学的效果是需要在工作中长期体现，调研、座谈、会议交流、观摩等学习方式，缺乏明确的参照，难以直接量化，但如果能够提交符合规格的学习报告并对生产实践提出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能够就具体的问题向上级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这些也正是各种教育、继续教育需要的最终结果。因此，如果能够以提交研究报告、关联生产实践的论文等形式的考核方式确定标准，必将激励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的热情。
五．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开展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是有目的和意义的。
开展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首要是巩固和提升出版人员的业务素质。出版的核心是内容，具体表现为内容的编辑加工手段和传播手段。在保证传播内容思想正确，内容正确的前提下，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高低决定着生产效率。在不断飞速发展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谈继续教育，在出版业就是需要从业人员能够不断地提升和巩固业务素质和能力。
开展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其次是促进出版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出版行业是一个与国家社会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借助出版行业来进行生产和宣传，从而完成内容实现。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因此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在专业技能提升之外，也不可或缺地需要开展一些关于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对出版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开展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还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实力。出版业属于文化产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在现代国家间的文化实力竞争中，我国不占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还没有以最适合的方式得以呈现，出版物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多年来我国始终推行“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出版业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出版从业人员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开展出版业人员继续教育，在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提升、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之外，也必将助力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进行出版从业人员专业教育，意义重大，途径多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基于历年工作实践，连缀成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群策群力，为我国的出版教育、出版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席逢遥.对完善编辑出版人员继续教育的探讨.[J]中国编辑，2014（03）
[2] 韩曙明.出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思考.[J].出版广角，2016（17）
[3] 李文娟.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问题剖析.[J]出版参考，2015（11）
[4] 刘燕飞.新闻出版业继续教育培训模式思考.[J]青年记者，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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