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璐 北京印刷学院 学生
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对继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继续教育实践领域不断发展，研究范畴也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特别是终身教育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继续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作用、方法等都有一定的初步认识和实践，继续教育科学研究也有了重大发展。
继续教育是指已经脱离正规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一种高层次的追加教育。继续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教育形态，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继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
第一是“博学广识”。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清理一下出版人的不良心境，像“为人做嫁”的委屈，“攀比学者”的错位等。其实，出版人与学者是不可盲目比较的，他们身分交叉、行为互渗，但作为不同的角色，追求的结果不同。出版家表现为自身学识的宽泛和厚实，他们不专攻什么学科，但在出版的意义上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像张元济，他一生都没有专著问世，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学识和成就，因为他主持辑印了《百纳本二十四史》，首编首印了新式教科书；还出版了《辞源》，严复译《天演论》、《原富》，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说：“我们是读商务的书成长起来的。”当然，张元济的工作还包括收藏版本、开办图书馆、中外访书、整理古籍、资助新学等；他还广交天下名士，理解世事嬗变，这些都说明张元济的“治学”内含更丰富，也是他作为“一代通才”的资本。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无法不言其高明，我们无颜再作委屈的姿态，我们必须努力“博”起来。
第二是“兼容并蓄”。出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化行为，所以“网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网罗人才，以及由人引入的新主张、新观念。当然在不同的情形下，网罗的方式也不同。当年张元济堪称“网罗天下名流”，他的身边聚合了蔡元培、夏瑞芳、高梦旦；他们为了引入新知，也试想网罗胡适，但胡适不理解这项工作，却又引出了王云五。无论如何，这些一定是商务成大事的基础。另外，近些年，有几所大学出版社异军突起，究其原因，是另一种人才的聚合方式。他们大多背靠名牌大学，有着丰厚的人才资源，所以在这类出版社中，高学位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社；加上大学良好的文化环境，他们正在向一些新学科、新热点的出版主流进军，像计算机、经济学、工具书，并且其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此外，还有一种松散的网罗方式，即调动社外的人才力量。时下“社外助编”极为活跃，他们遍布于国内外，创造了许许多多成功的范例。分析起来，他们的趋动力是信任、情感和志向的相投，也有资金和经营环境的铺垫；而且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轻松的，所以其走向更具有时代感。但是这些“高人”大多不愿公开自己的身分，只是在京城冷清的公寓，在纽约喧闹笼罩下的小图书馆，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大厅……默默地工作。
第三是“随机应变”。出版选题确定之后，书的后期操作大同于其他商品，所以要消除禁忌，应时而动。比如，就节奏而言，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若说“快”，这些年，出版的快节奏让人透不过气来，组稿已经改称抢稿，抢名家，抢大家，抢国家，直至抢世界……抢，自然要快抢，兵贵神速，商场如战场。以目前最热的“抢世界”为例，出版者四处观望，一旦听说某书在海外畅销，即抢购版权、抢先翻译。然而，新一代高手已经没有观望的奈心了，他们对中外书势精熟于心，他们看准的目标不仅是成书，还有稿件、胶片，甚至选题创意，于是出现了海内外同步排版、同步出书的现象。再说“慢”，它不是消极，而是另一种积极，它追求的是“十年磨一剑”，它追求的是厚积薄发。这方面的范例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强调出版的纯洁性，像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的宗旨是：静心编书，绝不做“编”之外的事情，于是有了长销不衰的牛津版工具书，以及经典的学术著作群。其次是追求操作的权威性，像商务印书馆，他们做“汉译名著”稳扎稳打，不在乎别人抢译抢出，力求出版“定本”。其三是建立出版的规模性，像目前一些出版社正在按部就班地组织长期的出版工程，功力所至，都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做“快”难，做“慢”更难，它需要更坚强的承受力和耐心，它需要一个人或一些人用美好的生命时光去赌一个未定的结果，十年，二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漫长”本身就蕴含着某种精神的磨难。
第一是“博学广识”。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清理一下出版人的不良心境，像“为人做嫁”的委屈，“攀比学者”的错位等。其实，出版人与学者是不可盲目比较的，他们身分交叉、行为互渗，但作为不同的角色，追求的结果不同。出版家表现为自身学识的宽泛和厚实，他们不专攻什么学科，但在出版的意义上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像张元济，他一生都没有专著问世，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学识和成就，因为他主持辑印了《百纳本二十四史》，首编首印了新式教科书；还出版了《辞源》，严复译《天演论》、《原富》，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说：“我们是读商务的书成长起来的。”当然，张元济的工作还包括收藏版本、开办图书馆、中外访书、整理古籍、资助新学等；他还广交天下名士，理解世事嬗变，这些都说明张元济的“治学”内含更丰富，也是他作为“一代通才”的资本。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无法不言其高明，我们无颜再作委屈的姿态，我们必须努力“博”起来。
第二是“兼容并蓄”。出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化行为，所以“网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网罗人才，以及由人引入的新主张、新观念。当然在不同的情形下，网罗的方式也不同。当年张元济堪称“网罗天下名流”，他的身边聚合了蔡元培、夏瑞芳、高梦旦；他们为了引入新知，也试想网罗胡适，但胡适不理解这项工作，却又引出了王云五。无论如何，这些一定是商务成大事的基础。另外，近些年，有几所大学出版社异军突起，究其原因，是另一种人才的聚合方式。他们大多背靠名牌大学，有着丰厚的人才资源，所以在这类出版社中，高学位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社；加上大学良好的文化环境，他们正在向一些新学科、新热点的出版主流进军，像计算机、经济学、工具书，并且其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此外，还有一种松散的网罗方式，即调动社外的人才力量。时下“社外助编”极为活跃，他们遍布于国内外，创造了许许多多成功的范例。分析起来，他们的趋动力是信任、情感和志向的相投，也有资金和经营环境的铺垫；而且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轻松的，所以其走向更具有时代感。但是这些“高人”大多不愿公开自己的身分，只是在京城冷清的公寓，在纽约喧闹笼罩下的小图书馆，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大厅……默默地工作。
第三是“随机应变”。出版选题确定之后，书的后期操作大同于其他商品，所以要消除禁忌，应时而动。比如，就节奏而言，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若说“快”，这些年，出版的快节奏让人透不过气来，组稿已经改称抢稿，抢名家，抢大家，抢国家，直至抢世界……抢，自然要快抢，兵贵神速，商场如战场。以目前最热的“抢世界”为例，出版者四处观望，一旦听说某书在海外畅销，即抢购版权、抢先翻译。然而，新一代高手已经没有观望的奈心了，他们对中外书势精熟于心，他们看准的目标不仅是成书，还有稿件、胶片，甚至选题创意，于是出现了海内外同步排版、同步出书的现象。再说“慢”，它不是消极，而是另一种积极，它追求的是“十年磨一剑”，它追求的是厚积薄发。这方面的范例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强调出版的纯洁性，像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的宗旨是：静心编书，绝不做“编”之外的事情，于是有了长销不衰的牛津版工具书，以及经典的学术著作群。其次是追求操作的权威性，像商务印书馆，他们做“汉译名著”稳扎稳打，不在乎别人抢译抢出，力求出版“定本”。其三是建立出版的规模性，像目前一些出版社正在按部就班地组织长期的出版工程，功力所至，都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做“快”难，做“慢”更难，它需要更坚强的承受力和耐心，它需要一个人或一些人用美好的生命时光去赌一个未定的结果，十年，二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漫长”本身就蕴含着某种精神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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