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龙桃 浙江文艺出版社 审校中心主任
一、问题的缘起：编校实务继续教育在语言评改和知识性问题处理方面已是短板
尽管出版行业要进行的继续教育内容很多，但是关于语言评改和知识性问题处理这一出版从业者核心本领问题的继续教育工作在目前显得尤为紧要。从目前出版行业存在的语言评改唯工具书是从、迷信专家经验、规范观念落后等突出问题，以及不断发生的知识性差错问题来看，编校实务继续教育在这两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可为空间。
1.理念认识有待更新
有些人看不起书稿加工工作，看不懂案头工作的重要性，看不到咬文嚼字的含金量，认为书稿加工就是改改错别字和病句，没有认识到出版语言评改的专业性和知识性问题处理的繁难性，导致不重视从业者在这两方面的继续教育。一些从事继续教育的专家靠文件、会议获取更多知识而建立的专业、权威优势，在互联网时代迅速瓦解，这种基于信息不平等、不对称的授受关系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的权威和专业是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观念构建。
2.授课人员有待优化
从事编校实务继续教育的人往往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在这方面表现较突出的人，对他们的遴选可能更多的是囿于对其工作资历、职称、职位等的既有认识，忽视了对授课者掌握前沿问题的考察，导致有的学员因接受了认识过于陈旧、讲解过于随意和缺乏指导性的继续教育而产生工作偏差。
3.授课内容有待更新
做好编校实务有三大层次，一是基本问题要掌握到位，二是疑杂问题要了解清楚，三是申辩工作要有理有据。第一层次问题是目前继续教育的规定动作，有标准和规定依循，问题不大。第二层次问题是短板，有的专家对现成答案以外的一些疑杂问题了解不多，认识不到位，虽偶有涉及，但还未深入和成体系，造成很多学员感觉课程不解渴、干货不多。第三层次问题是目前紧需的，因为围绕编校计错问题的申辩越来越成为出版行业的一个紧要问题，继续教育要加强这一课程设计。知识性问题也是目前行业的短板，教训很多，危害很大，虽原因复杂，但出版从业者处理知识性问题既是职责所系，也是核心本领之一，继续教育也要加强这一课程设计。
二、问题的分析：优化编校实务继续教育供给是顺应行业形势的必然之举
1.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图书“制版分离”的改革，2017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出版“要坚持内容第一，彰显主流思想价值，突出抓好原创出版，切实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优秀出版物”，这是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出版业的供给侧改革突出地表现在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出版产品，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出版产品在内容质量上更好，因为出版者首要的责任担当还是内容品质。目前，出版供给端低估需求端的水平和心理预期的现象和行为还不少，频发的知识性问题和编校差错就是其一，这也是出版业继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着力点。
2.高原高峰论的必需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当前文艺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这一论断出版行业同样适用。每年我国出版数十万品种的图书，多种项目遴选机制也培育和发掘了一批好作品、好项目，但高峰式的精品传世之作确实少见。我们在攀高峰的过程中要解决基础性问题，保证我们的精品力作语言规范，内容真实可靠，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3.出版工匠精神的培育之需
出版工作是最能充分体现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书稿加工工作需要从业者在时间与质量上做出自觉的平衡，需要从业者真正认同“板凳要坐十年冷”“为人作嫁”的职业属性，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条件下自觉地葆有精益求精的出版价值品格和求真求实的出版能力毅力。当前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出版企业相比，最突出的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国有出版单位拥有一支功底过硬的语言评改者和知识性问题处理者。国有出版人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练好基本功，传承好作风，进一步在能力上提档升级，在产业发展上拥有更大权重，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有话可说、有力可出。
在继续教育供给中做好语言评改和知识性问题处理这一工作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培育出版工匠精神显得尤为必须。
三、问题的解决：编校实务继续教育要讲清楚六个问题
优化编校实务继续教育的供给，核心指向是要真正管用、有效，要解决编校实践的疑惑，提高从业人员解决问题的理论认知度和具体操作能力。具体讲，要着力讲清楚两大方面的六个具体问题。
1.要在继续教育中做好树立平和有致语言评改观的工作
从目前编辑的纠结[[1]阮光页.论编辑的“编界”与质检的“罚点”——兼“华东师大版质检补充办法”解读[J].编辑学刊，2016，（1）.]]、质检的偏误[[2]许龙桃.我国图书编校质量检查工作评议与规范[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56—68.]和各环节的分歧来看，平和有致的语言评改观的树立亟待加强。
第一，要讲清楚工具书的局限性和动态性
出版界在语言评改环节存在大量的“唯工具书是从”的现象。在编校实务继续教育中，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现汉》局限性客观存在，篇幅有限。《现汉》“中型词典”的篇幅决定了它的收词量，没收的词不一定是不规范的不能用的词。另外，《现汉》的释义存在瑕疵，差错也在所难免，不可迷信，要借助多种工具书综合判断。
（2）动态性是《现汉》的生命力。词类标注和修订，新词语、新义项的增收，主副条的调整，都是《现汉》根据学理和现实语用不断改进的表现，也是其强大生命力的表征。《现汉》里现在没有的、仅有的，并不代表永远不会有，不代表是唯一的和排他的。
第二，要讲清楚语言规范本身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1）要讲清楚“社论”和《讲话》的言之过早和及时修正。新中国对语言规范的标志性的文本是1951年《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及陆续刊载的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它们在当时起到了正面、有效的语言规范效果，但是 “社论”所批的对象有不少是批而不倒的，说明当时对一些语言应用的评议失之于严、言之过早。《讲话》中的问题在其再版时已经删掉了，正如两位先生所说：“这本书的缺点有‘过’和‘不及’两方面。‘过’是说这里边有些论断过于拘泥，对读者施加不必要的限制。”[[3]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2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再版前言第1页.]有的被批评的对象已经广泛通用了，而且得到了语言学家的深入研究和合理解释，但出版界对此的了解显得非常不够，同时对于以《暂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为主要标准的语法体系的更新认识也不够，要把这些问题讲透。
（2）要讲清楚语言规范化理论的进步和革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规范也是服务，要从指令性的规范过渡到服务性的规范；规范要从规则本位走向语用本位；要研究“可能规范”，分析批而不倒的语言现象；规范也是动态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规范；等等。编校实务继续教育要保持与语言规范化研究成果的同频共振，这样才能有正确的理论武器指导实践。
第三，要讲清楚“改必有效”与“无罪推定”的高效性和科学性
（1）要树立不作非此即彼判断的观念。恩格斯说：“‘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8.]语言的中间状态并非带着“原罪”，对新的语言变体，不应做“非此即彼”的两极判断，而是要观察它，描写它，分析它的道理，不应该对其武断地进行判错。这类问题主要表现在异形词、引文用字等上。
（2）要树立理性与习性结合的原则。“古人讲：‘辞，达而已矣。’如果一种说法能够表达人们的思想而又不会产生歧义或误解，那么即使有时不合乎所谓逻辑的要求，也应该算是正确的。”[[5]吕冀平.汉语语法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有时出版工作者喜欢“究理”，这虽正确，但过犹不及，“理”是有局限性的。表达过程中的“习性”有的并非于理无据，而是我们对这些“习性”背后的“理性”和“修辞”认识不足。我们在评改语言时既要注意理性依据，又要分析表达者的习性考量，这主要体现在逻辑与修辞、叠架形式、术语等问题的评判上。
（3）要树立平和有致对待语言的观念。出版语言评改对包括字母词、方言词、网络词在内的语言问题要观念辩证、态度平和、具体分析，在不发生理解困难和文体适宜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限制方言词的使用，同时，要抵制低俗网络用语，促进低俗、低效网络语言的淘汰，保留有价值的语料留待时间检验。
在出版语言评改中，我们不做唯工具书、标准、规定是瞻的保守派，不做唯名人、权威是瞻的贵族派，不做“存在即合理”的逍遥派，而应做语言评改的平和派，以“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看待语言、评价语言。
2.要在继续教育中坚持求真求信的知识性问题处理观
第一，要讲清楚知识性问题的普遍性远超想象和危害性远被低估
无论是低幼读物、少儿科普、义务教育教材教辅，还是大众读物、学术著作，甚至名家名作、权威辞书，都存在知识性差错。知识性差错既表现为事实性出入问题，也表现为知识性认识偏差问题。已经发生的知识性差错确实不少，要分门别类，予以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继续教育中把这个问题讲到位，以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图书上的错误知识不仅费纸，而且害人。有人根据图书上的错误食谱进补、错误的安全急救法施救，造成了身体的伤害。有人根据图书上的错误知识来认知事物，导致终生习得错误信息，以讹传讹。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常识性偏误使得网友调侃自己学了“假语文”。
虽然知识性问题导致的市场调节效果不明显，有非常大的滞后性，但一旦问题显露，给出版产品和出版单位造成的名誉损失和口碑影响是无法用金钱和时间衡量的，出版产业所固有的知识精英化亦将受到质疑。
第二，要讲清楚知识性问题的重要性远未被重视
虽然质量检查制度的制定者清醒地认识到知识性问题的重要性，在《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明确列出“知识性差错，每处计2个差错”，总局质检中心在质检公告中会特别指出一些知识性差错， 2017年《关于重申“三审三校”制度要求暨开展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严格把好导向关、知识关、文字关”，但是，知识性差错的处理仍然是编校检工作的短板。我们对难度较大的知识性差错一是能力不足，尽管履行了三审三校也发现不了；二是态度不佳，对“文责自负”理解偏差，疑问求证不足，该查的没查；三是作风不实，明知有问题，碍于难度太大、费时太多，一般人又发现不了，放任自流。
“一个没有敬畏的行当一定会走向衰落，最终从三百六十行里面出局，出版也是一样。”[杨帆：《龚曙光：当今出版业最大挑战，是出版人缺乏对行业的信念与敬畏》，《出版人》杂志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1日。]如果一个出版单位长期发生重大的知识性问题，那么这个单位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基本没有好感可言，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问题，那么出版行业的口碑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要讲清楚知识性问题处理的繁难性和科学性
首先要看到知识性问题处理的繁难性。如“谁也不会像张衡那样一篇《两都赋》就洛阳纸贵”就存在三个知识性问题——《两都赋》作者是班固，指《西都赋》《东都赋》；张衡写的是“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洛阳纸贵源于左思《三都赋》。
其次要注意知识性问题处理的科学性。目前各种技术的成熟使得从业者拥有了优于前辈判断、求证的工具和资料，依据更有保障，速度也更迅捷，但处理知识性问题不是靠一两个网站提供的信息就能确证的，要调动不少的学科知识来反复求证，综合判断。出版工作者要利用好大数据，借助网络数据库，调用足够可信的证据认定和处理相关问题，确保纠偏工作有理有据。
结语
出版行业作为内容传播供给者，核心生命力是白纸黑字及其所传递和代表的真实、正确。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每一个出版从业者对书稿都有一本良心账。现在，出版变成了一件相对容易，甚至随意的事，但人的素养体现在“随意处不随意，轻松时不轻松”，慎独、谨严尤其重要，要时刻自醒，不要因为可以随便说就乱说一通、胡说一气。静得下来、沉得住气既是一个人应有的良好修为，也是一个民族接续有力、不断创造的必要气质。因此，做好图书语言评改的平和有致工作和知识性问题处理的求真求信工作既是一项事关行业品牌力、文化传播力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事关国民精气神、民族真善美的历史性工程。这理应是编校实务继续教育优化供给，服务行业实践的重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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