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根据统计，十八世纪的畅销书，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十二开本的书，百分之九是八开本的书，百分之十七是四开本的书。其次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书籍的开本不同，其意义也不同。
首先是商业上的考虑，从对开本、四开本、八开本到十二开本，图书的制作成本步步递减。比如同一套书，八开本的书制作成本只是四开本的一半，定价只是四开本定价的三分之一。所以作家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们既想做大开本的书提高声誉，获取更高的版税，又想降低开本、降低成本，多卖书占领市场。
比如一七五六年，大卫·休谟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谈到，他非常渴望能把《随笔和论文集》做成四开本，为此他考虑先出版价格低廉的十二开本，多卖掉一些书，从而积累足够的资金，用于制作四开本。后来休谟的愿望实现了，《随笔和论文集》有四开本红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版本面世。一七七六年三月，詹姆斯·包斯威尔在牛津彭布罗克学院的威廉·亚当斯图书馆中看到此书，他在日记《不祥之年》中记录了当时的惊愕，他认为“一个‘异教徒作家’不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这种‘教养和尊敬’的标志是属于上流社会学术辩论的对手的。”谢尔说，如果是平装十二开本，包斯威尔就不会在意了。
亚历山大·蒙罗的著作《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图中最左边，对开本，1783年出版，使用19世纪装订）；休谟的《随笔和论文集》以几种不同的版式出版（图中最右边，1770年的四卷小8开本版本，它们有时作为12开本销售）
根据统计，十八世纪的畅销书，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十二开本的书，百分之九是八开本的书，百分之十七是四开本的书。
其次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书籍的开本不同，其意义也不同。
其一，对开本。谢尔写道：“对开是一种特大号的、笨重的版式，在这个时代，通常只有参考书或者法律、医学和美术的新颖作品才使用。”比如亚历山大·蒙罗的著作《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就是采用对开本。但进入十八世纪末，对开本不如四开本流行，比如詹姆斯·包斯威尔，他试图把《萨缪尔·约翰逊传》由两卷四开本改装为单册对开本时，他的朋友说：“那还不如把它扔到泰晤士河中去，现在没有人会读对开本的。”
其二，四开本与八开本。十八世纪以四开本出版图书是一种特殊地位的标志，“它是供给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大尺寸的书”，并且它在商业上也有可行性，因此成为爱好虚荣的作者们的追求。而八开本的书，其地位的象征意义就显得就低下很多。比如一七九一年威廉·罗伯逊在出版一部历史著作时，他在给一位书商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不顾四开本著作的尊严，而堕落到八开本著作的行列中去。”当时的历史学著作，以四开本问世的数量几乎是八开本的两倍，因为“有教养的读者对此区别非常敏感”，一位勋爵的妻子甚至说：“我无法想象，八开本的书可以匹配历史学的尊贵。”此外，政治经济学和诗歌（尤其是史诗）这两个门类，四开本的书比较常见。
当然，作者对于开本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卡姆斯勋爵《人类历史纲要》初版时，如果不用四开本印刷，他会认为受到侮辱。但两年之后，他督促尽快推出八开本，因为他担心盗版书出现。
总之，书籍史揭示了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微妙关系。正如谢尔在剖析大卫·休谟成功的秘诀时说：“他是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中，第一个试图用出版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一七七一年七月，休谟曾经对他的书商说：“一个作者只要还活着，就能改进他的作品，这是印刷艺术带来的一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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