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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开本的意义
书后的故事

2017年09月20日   作者: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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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根据统计,十八世纪的畅销书,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十二开本的书,百分之九是八开本的书,百分之十七是四开本的书。其次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书籍的开本不同,其意义也不同。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十八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一书中,谈到十八世纪西方人对于书籍开本的认识,其中许多故事很有趣味和意义。近日做特装书,不断触及相关概念,因此重读此书,做一点梳理:

首先是商业上的考虑,从对开本、四开本、八开本到十二开本,图书的制作成本步步递减。比如同一套书,八开本的书制作成本只是四开本的一半,定价只是四开本定价的三分之一。所以作家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们既想做大开本的书提高声誉,获取更高的版税,又想降低开本、降低成本,多卖书占领市场。

比如一七五六年,大卫·休谟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谈到,他非常渴望能把《随笔和论文集》做成四开本,为此他考虑先出版价格低廉的十二开本,多卖掉一些书,从而积累足够的资金,用于制作四开本。后来休谟的愿望实现了,《随笔和论文集》有四开本红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版本面世。一七七六年三月,詹姆斯·包斯威尔在牛津彭布罗克学院的威廉·亚当斯图书馆中看到此书,他在日记《不祥之年》中记录了当时的惊愕,他认为“一个‘异教徒作家’不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这种‘教养和尊敬’的标志是属于上流社会学术辩论的对手的。”谢尔说,如果是平装十二开本,包斯威尔就不会在意了。

亚历山大·蒙罗的著作《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图中最左边,对开本,1783年出版,使用19世纪装订);休谟的《随笔和论文集》以几种不同的版式出版(图中最右边,1770年的四卷小8开本版本,它们有时作为12开本销售)

根据统计,十八世纪的畅销书,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十二开本的书,百分之九是八开本的书,百分之十七是四开本的书。

其次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书籍的开本不同,其意义也不同。

其一,对开本。谢尔写道:“对开是一种特大号的、笨重的版式,在这个时代,通常只有参考书或者法律、医学和美术的新颖作品才使用。”比如亚历山大·蒙罗的著作《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就是采用对开本。但进入十八世纪末,对开本不如四开本流行,比如詹姆斯·包斯威尔,他试图把《萨缪尔·约翰逊传》由两卷四开本改装为单册对开本时,他的朋友说:“那还不如把它扔到泰晤士河中去,现在没有人会读对开本的。”

其二,四开本与八开本。十八世纪以四开本出版图书是一种特殊地位的标志,“它是供给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大尺寸的书”,并且它在商业上也有可行性,因此成为爱好虚荣的作者们的追求。而八开本的书,其地位的象征意义就显得就低下很多。比如一七九一年威廉·罗伯逊在出版一部历史著作时,他在给一位书商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不顾四开本著作的尊严,而堕落到八开本著作的行列中去。”当时的历史学著作,以四开本问世的数量几乎是八开本的两倍,因为“有教养的读者对此区别非常敏感”,一位勋爵的妻子甚至说:“我无法想象,八开本的书可以匹配历史学的尊贵。”此外,政治经济学和诗歌(尤其是史诗)这两个门类,四开本的书比较常见。

当然,作者对于开本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卡姆斯勋爵《人类历史纲要》初版时,如果不用四开本印刷,他会认为受到侮辱。但两年之后,他督促尽快推出八开本,因为他担心盗版书出现。

总之,书籍史揭示了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微妙关系。正如谢尔在剖析大卫·休谟成功的秘诀时说:“他是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中,第一个试图用出版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一七七一年七月,休谟曾经对他的书商说:“一个作者只要还活着,就能改进他的作品,这是印刷艺术带来的一大益处。”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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