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在“老总一族”中，陈昕先生是少有的几位文化坚守者，或曰颇具特色的坚守者，这些年他喜欢说一句话：“守护出版人的崇高与纯粹”，正是他坚持文化出版与独立人格的体现。
我主持海豚出版社工作八年间，曾经出版两部与陈昕先生相关的著作，一部是二〇一三年，出版陈昕先生随笔集《出版忆往》；另一部是郭泳女士的著作《陈昕出版思想评传》。
《陈昕出版思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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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作者：郭泳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3月
我主持海豚出版社工作八年间，曾经出版两部与陈昕先生相关的著作，一部是二〇一三年，出版陈昕先生随笔集《出版忆往》；另一部是郭泳女士的著作《陈昕出版思想评传》。
这些年为中国出版家出版著作，是海豚出版社的一个努力方向。我们每年争取自筹一些资金，腾出一些精力，为某位当代出版家出版一本精美的个人随笔，以示向这个行业致敬，向这个行业中的精英人物致敬。比如，我们曾出版刘杲先生《我们是中国编辑》，宋木文先生《思念与思考》，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师承集》，钟叔河先生《记得青山那一边》《人之患——为别人作的序》，朱正先生《序和跋》等等。因为是出版社独立操作，不求国家资助，还因为出版社能力有限，所以几年下来，我们出版的人物不是很多。当然也有不肯就范者，比如上海的巢峰先生，他一直是我们敬重的前辈，我曾当面向他老人家组稿，结果未能成功，因为他早已被上海同行们团团围住。
陈昕先生是我们列入的当代人物。因为海豚社的出版风格，以及书籍装帧的特色，得到陈先生的肯定和喜爱，所以我们才能够拿到他的书稿。当然，陈先生与前述诸位前辈有所不同，其一，他较上述那些人物要晚一代；其二，他也是我们列选的人物中，与他同时代的出版人中惟一一位。
回顾近百年，中国出版风起云涌，变化巨大，风云人物，不断出现。二〇〇八年我开始为《中国新闻出版报》写专栏“晓群书人”，两年时间写了十一个人物，有张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叶圣陶、巴金、邹韬奋、吕叔湘、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诸位先生，后来结集出版一本小册子《前辈》。有读者问，就这十一位前辈值得书写么？当然不是。当时的写作原则有两点，一是写逝去的前辈，再一是尽量写我熟悉的前辈，比如读过他写的书，读过他编的书等等。我所遗憾者，陆费逵、姜椿芳等先生资料已准备好，但来北京工作后一时忙乱，未及落笔。再有，专栏开笔时，范用先生还健在；当他在二〇一〇年离世时，我的专栏已经搁笔，也留下一段遗憾。
我夹叙上面一段故事，试图说明，针对时下那么多走红的一代出版人，我仅仅选择出版两部陈昕先生的相关著作，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我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出版陈先生的随笔集《出版忆往》时，我曾听从陈先生指示，为之作序，其中已经谈到我的一些想法，归结起来有三点：
其一是百年以来，上海出版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让我们不能无视，敬重有加。回顾我的出版生涯，当我起步的时候，当我遇到转折点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一定要去上海寻找传承和方法。比如我主编《万象》杂志的时候，比如中国出版改革深化的时候，比如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树帜的时候，我都是来到上海，在这里学习经验，建立理念，找寻资源。尤其是百部“海豚书馆”，他的全部组织者：策划、主编、分系列主编等，几乎都是来自上海。所以我时常会说，有上海的出版历史和底蕴，才有中国出版的今天，任何时候，我们做出版的人都不能轻视上海。多学一学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出版家，多学一学商务、中华、开明、生活等老上海的出版社，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一九五八年，陈翰伯先生在北京启动商务印书馆，他也是首先来到上海追寻历史，寻找资源，然后带着资料回到北京，又办展览，又请上海商务的老员工胡愈之先生讲述历史，从而完成北京商务的奠基工作。而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陈昕先生等一批出版人才，他们在全国出版界的影响、地位和作为，决定我们必须对他的工作与贡献有所重视，有所关注，有所尊重。
其二是集团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始，全国以省划分，产生一大批出版集团，许多省市有几个集团。随之产生出版“老总一族”，其中有出版专家，有跨界而来的社会精英，有文化的坚守者，有市场化的冲昏头脑者。但是他们在每年的官方或媒体评选中，纷纷成为百年出版家、新中国出版家和年度出版家。我作为身处其中的一份子，种种亲见，引发许多思考。
在“老总一族”中，陈昕先生是少有的几位文化坚守者，或曰颇具特色的坚守者，这些年他喜欢说一句话：“守护出版人的崇高与纯粹”，正是他坚持文化出版与独立人格的体现。在出版方向的问题上，在资本运作的问题上，在多元化的问题上，在好书评价的问题上，当许多常识都变成罕见之物的时候，陈先生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实在难得。记得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两次到上海世纪集团学习，一次是我在辽宁出版集团任副总时，我来上海学习，见到陈昕先生，面对业内人士思想认识的混乱，我感到他心情颇为沉重；再一次是二〇〇九年底，我已在北京工作。我随中国外文局参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好书陈列馆，陈昕先生在讲解时激动地说，只有好书才能进来，坏书、格调不高的书，能挣再多的钱也不允许进入这个陈列馆。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挥一下手，表情有些愤怒！我想，当常识也需要愤怒的时候，可见问题的严重，以及坚守者内心的痛苦。
那些年，身居上海的出版业内人士，可能“入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我们许多外观的人始终认为，在那样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有上海出版的百年传统，有陈昕先生等一批出版家不为时势左右，保持文化出版的本质，实为中国出版的幸事。
其三是陈昕先生的才华。让我们听一听几位重要人物的评价：
邬书林先生说，在我的心目中，陈昕同志是那些能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同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厚实的学术功底和精湛的编辑功夫，能认真完成承担的重要出版工程，并努力使之成为当下有影响、立得住的出版精品的出版集团领导人之一。
汪丁丁先生说，陈昕是出版家并且是出版界的经济学家，以往三十年，他保持了对出版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敏感性。因此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和一九九〇年代初中期，由他创立的“上海三联学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代经济学家旷野呐喊的大本营。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由他擘画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声势夺人，……堪称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四部丛刊”。
林毅夫先生说，陈昕先生所著《出版经济学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堪称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俱佳的论著。我相信，作为他数十年出版实践的思想结晶，这部力作必将对中国出版产业的未来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原题：纯粹——书香故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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