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美)托尼·朱特著，杜先菊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版，25.00元。
《战后欧洲史》，(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88.00元。
我至今仍然不能忘怀《战后欧洲史》带来的思想震撼，我为作者的睿智和广阔的视野所折服，并从此记住托尼·朱特这个了不起的思想者。我不喜欢称朱特为学者，盖因很多学者除了去思考现实的国家课题和对策研究，是不会愿意去动脑子思索他所研究的对象意义何在。
托尼·朱特，被誉为战后最为著名和颇受争议的欧洲问题专家。1948年，托尼出生于英国伦敦东区一个犹太移民的家庭，名字是为了纪念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年幼堂兄。他的父亲，一位具有广博知识和左翼思想的立陶宛裔拉比后代，成为托尼年幼时候的启蒙导师，让他在13岁的时候就迷上被左翼文人奉为经典的《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他先后毕业于剑桥国王学院和巴黎高师，在六十年代是激进的学生运动骨干，也曾响应以色列的号召投身抵抗埃及人的入侵，但这并没有阻碍他日后对犹太祖国内政外交的强烈指责。八十年代他进入欧美大学从事欧洲问题研究，身前为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雷马克研究所的创始所长，著作等身，文章和评论经常出现于欧美的主流思想刊物，是公众和知识精英视域中追寻普世价值和批判立场的“纽约知识分子”。2008年，朱特被诊断患有罕见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但仍坚持笔耕不缀。2009年10月，他颈部以下瘫痪，但依旧坚持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包括《沉疴遍地》在内的三部著作(另两本为《记忆小屋》和《思虑二十世纪》)。朱特的妻子詹妮弗·霍曼斯在《纽约书评》上透露，直到生命之灯枯竭前的一个月，他仍然在奋力为这个世界留下他的足迹，为了他两个年幼的孩子，也为了阅读其著作的公众，为了那些他所牵挂的世界留下些什么。
对于托尼·朱特而言，阐释观念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作为一个思想者和行动者，他更关注普通人的幸福、哀恸与忧伤。百年以来欧洲人追寻进步、遭遇毁灭、挣扎并重塑、走出阴霾乃至痛苦转型的艰难历程，在朱特的笔下得到别样的升华，并进而转变为一种恒久的欧洲精神遗产，供后人凭吊。
《沉疴遍地》可以被看做是朱特临终三部曲中最具倡议特质的、对当下欧洲再度遭遇危机和挑战的一次思想感召。正如开篇所谈的，“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这种谬误的错误在于公众把追求物质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这句话在当下欧洲热闹的左右翼相争中称得上是万能金句，各派都能借用一下。但朱特并非要具体的政治力量为目前的欧洲困境负责，他犀利的思想批判首先体现在对于知识界反思的绵软无力，若思想界无忏悔，则批评他者无意义。
托尼·朱特着重批评的是知识分子的行动力，和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隔阂和迷茫。这种状况一方面源自社会本身的问题，即战后一代人在享受福利国家的各项社会保障的同时，丢弃了福利理念所要求的捍卫欧洲道德责任感的使命感，原本激进的街头学生和大资本家企业主联合起来，抨击官僚政府的低效和无能。这种现实中形成的后果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上左派和右派所玩弄的概念合流，最后成为解释现实问题的苍白无力和陷入逻辑迷宫无法自拔的智性自恋。当西方左翼更多地把后现代主义、殖民化理论套用在第三世界国家、落后地区等所谓需要拯救的世界时，他们反而对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理念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当标新立异成为知识分子赖以博名的工具时，他们对于普通的公共政策的认识程度就下降到可悲的地步。这样一来，等于拱手把公众如何管理自我的话语权让给代表利益集团的政策专家和思想库。这种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作用的名利场化，是朱特所着力痛斥和扼腕的。
简要而言，朱特给欧洲开出的药方是重新思考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这里的国家并不是中国读者所惯常认为有高效行动的政党和强大官僚机构协同运作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福祉承担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行动共同体。朱特为此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追溯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对福利国家的憧憬。
在朱特看来，欧洲的知识群体为改善社会阶级矛盾和提高整体文化生活水准做出了无以伦比的努力和贡献，这一过程在经历残酷的大战后继续推进，终于得以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年代，和一战时英国《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的福利制度确立后得以实现。在朱特看来，这是作为道德和尊严象征的欧洲对于忍受战争和困苦并作出极大牺牲的民众的一种承诺。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理念的兴起绝不是简单地解决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福利国家即是对欧洲文明进程出现倒行逆施后的一种自我调节，也是国家与社会达成妥协的进步举措，战后欧洲二十年经济奇迹的出现，与福利制度维护社会公平与抚平创伤，功不可没。尽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福利国家从鼎盛走向衰败，并被保守派讥讽为“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可言”(撒切尔夫人语)，朱特依然捍卫福利理念作为维持整个社会善举、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体现方式。福利国家的困境和缺点，是政治胆怯而不是经济混乱造成的结果。福利国家意味着保护弱势的大多数不受强大的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依然不会过时。朱特所担忧的，是卸去公共服务伦理的国家政体，反而将获得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变得过于强大，乃至危险。这一点，欧洲历史上所曾出现的各类极权主义思潮，也是朱特所始终警惕的。
有人批评朱特的观点幼稚和不切实际，正如目前全世界对欧洲陷入财政破产境地那般感到惴惴不安，但是，奥朗德的当选难道真的会带动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向左转么？至少我觉得不会。尽管朱特在《沉疴遍地》中的叙述情绪是消沉和灰暗的，但他依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思索和探询来换取未来欧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否则，濒临死亡的朱特是不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口述这些在功利政客眼中近似神话的政治愿景。
朱特代表了一种业已颓废、却在大西洋彼岸悄然生根发芽的传统的欧洲知识分子传统：他们不以智识上的优越感来取悦精英，而是直面民众，投身民主，担负道德责任感，并始终保持自我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审视当下和未来。在全书末尾，他从欧洲遭遇危机和社会平等严重不公中找寻到新生代的醒悟和崛起的可能，期盼他们能够通过知识行动起来，并冲击现实政治的沉疴所在。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如何改变世界，朱特在全书末尾的这句夫子自道，最终使得他和欧洲历史上的诸位伟大思想者一样，具备了不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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