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7年是商务印书馆120周年。近日,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历史与文化、出版物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教育等主题展开研讨。
商务印书馆的一百二十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极度衰弱到复兴的历程。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文化教育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百年进程,不仅是一部中国出版业的兴衰史,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启迪,反映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就吸引着学界的长期关注。70年代末,法国汉学家戴仁先生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问世,这是第一部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专著,自此,商务印书馆史研究成为一种热门和趋势,每年都会有一两部甚至多部研究专著出版。目前,商务印书馆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关注的题目也越来越细,并呈现多学科、多视界、多维度的研究特点。
近日,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研讨会汇聚了周振鹤、陈平原、陈万雄、张人凤、袁明、季家珍、王立、黄兴涛、许纪霖、沈国威、周武、吴永贵、范军、张志强、石鸥等来自国内17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高校、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70余人,就商务印书馆企业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教育等主题展开研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商务印书馆历史研究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
研讨会围绕商务印书馆五个方面的成就展开研讨。
第一,创立现代教育制度,开启全民启蒙进程。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端者与推动者。以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为推手,率先建立了一个面向普通百姓的现代教育概念和教科书体系,加速了数千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塾教育的土崩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整理国故、译介西学,参与构建了整个现代汉语知识体系。商务的引进西学,通过报刊杂志与市民阶层接轨,通过大学教育与知识界互动,通过商务出版活动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保证了这个浩大工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西方文学戏剧等等无不涉足。时间上,更是绵延一百余年不曾中断。
第三,追随时代发展的先进方向,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风骨。商务印书馆在社会激烈动荡、内外环境复杂纠结的情势下,顺应时代发展,吸收当时各界精英和有志之士,凝聚成一支有着共同文化理想和奋斗目标,满腔热忱地为国为民的文化人集体。商务人作为一个整体,一百多年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有一种内在的文化风骨,张元济先生是其杰出的代表。
第四,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与时代潮流密切互动。商务印书馆产生于甲午战后戊戌失败不久,是维新运动的产物。商务印书馆始终关注时代发展,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与时代密切互动。在国人沉睡之际,宣传维新、推动启蒙;当国人亟需普及读物时,印行“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新中学文库”等,让知识走进中小学生、普通百姓;大学初立,商务组织出版“大学丛书”,编印百科、专科词典等,推动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当现代化陷入暂时的停顿,商务在困难中坚持移译西学名著,为现代化再次启动提供知识资源和学术支持。
第五,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运用成熟的经营策略,以公司的力量成就了文化的伟业,表现出独特的企业文化魅力。
不论是早期合伙制的初创,还是张元济时期对于商务体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乃至王云五时期科学管理的逐步推行,商务印书馆在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商务的公司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还体现在有效的资本运营、多元化集团化的经营模式、科学细致严格的激励机制、先进的财务管理制度、强大的销售发行网络、超前的市场塑形能力和营销能力、规范的版权管理等方面,并展现出文化理想与企业活动相互支撑、水乳交融的独具魅力的企业文化。
新方法与新视角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商务印书馆史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方法与视角,达到新的研究高度。
著名历史学家周振鹤先生的《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印刷出版活动》,以独家的史料将视角投射到少人问津的商务创办初期的出版活动。
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女士以商务印书馆一本《日用百科全书》为切入点,讨论民国时期知识文化。
语言学家沈国威先生的《<辞源>(1915)与汉语的近代化》,则以精湛的语言学学术功底,为商务印书馆研究贡献了概念史的新坐标;上海历史学家周武先生则以上海档案馆等地档案史料为基础,以抽丝剥茧的功力,第一次还原了张元济先生赴日本遍搜流失的中华珍本古籍的艰辛过程,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一个世不二出的出版大师的工作侧影。
华东师范大学洪九来的《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则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商务普通经理人的日常生活。
商务印书馆张稷的《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从商务印书馆整体史的视角,探讨了商务印书馆的魅力所在,论述建立“商务学”的必要性。她认为商务印书馆在现代文化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代意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多重范本意义;商务作为一个文化平台和经济实体,关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构成了一幅丰富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时空“场”,值得以多学科工具,展开全景式研究,因此有必要设立“商务学”,进一步推动商务印书馆研究。
人民大学黄兴涛的《文化启蒙、教育自觉与学术担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引擎的商务印书馆》,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商务定位、商务的现代文化引擎地位、商务的文化选择及现代品格三个方面论证本次研讨会主题。
(本文编辑: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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