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多年来，西北大学出版社潜心笃志，寂寞前行，在诸多出版社望而却步的大部头著作方面默默耕耘，形成了以历史文化和思想学术为特色的出版结构，凭借这一部部工程浩大的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已然在学术出版的高度上奠定了文化传承的品牌价值，体现着出版的责任与担当。 在本文中，百道网专访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请他讲述该社在新世纪一路走来的学术出版路。
马来
本世纪初直面“三农”现实问题，立足乡村选举与治理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从人文、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系统触及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为改革发展探路，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乡村治理“压力型体制”的解体与调整；聚合全国三十余位专家学者耗时八年完成的《关学文库》，对推动关学研究、积累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为返本开新，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立足与借鉴；纵横人类文明与科学发展的《世界毒物全史》，致力于当代无毒害社会建设，被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评价为“中国学者从事的一项有世界意义的事情，其中蕴涵巨大的科学潜力”……多年来，西北大学出版社潜心笃志，寂寞前行，在诸多出版社望而却步的大部头著作方面默默耕耘，形成了以历史文化和思想学术为特色的出版结构，凭借这一部部工程浩大的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已然在学术出版的高度上奠定了文化传承的品牌价值，体现着出版的责任与担当。
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3年，依托母体大学的学术根脉，继承了学术的优良传统。在当前大众阅读习惯改变，传统图书市场增长缓慢，大型出版集团兼并扩张，以及转企改制后治理结构不完善等一系列内外挑战下，大学社的市场不断受到挤压。
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地方大学社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如何保证从业的优雅与从容？马来社长认为，用互联网技术重塑出版流程，创造出新的业态，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但却是个缓慢推进的过程，因此，“依托传统出版，着力构建内容资源仍是首要选择，没有内容资源，永远不会有市场。所以在内容上增强原创和提高创新，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的确，无论是投资大、耗时长的《关学文库》《史记研究集成》等项目，还是引进世界思想学术前沿的《精神译丛》，西北大学出版社均是在这种力戒浮躁之风，打造精品力作的出版逻辑下展开的。
专注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为改革发展服务——《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
百道网：您来到西北大学出版社十多个年头，通过对重点项目的深耕细作确定了出版社的学术和文化品牌，让您印象最深的出版项目是哪个？
马来：2001年我从陕西人民出版社应聘到西北大学出版社作社长，按照学校授权对出版社进行改革。经过几年改革，出版社的情况有些改善，经济状况好转了，开始考虑做一些更有文化建设意义的事情。
在这个世纪的前十年，我们做的一个最大的项目叫做《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贴近现实，为改革发展服务”，从这套书的选题和内容中可见一斑，这套书以及后来的《中国农村百村十年观察》是我们持续多年的出版项目。组织策划并编辑出版本套丛书是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更好地总结自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暨村民自治以来，当代中国农村这场广泛的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完善选举操作和治理的相关技术，深化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努力争取理论创新。
实际上，2000年前后正是中国农村问题最复杂的时候，当时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都在系统观察乡村社会的变化，乡村民主政治也开始成为乡村治理的关注重点。丛书出版了三辑，共十六本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开过多次新书研讨会，全国人大、国家民政部、国务院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政府其它部门的官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大、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者专家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中央党校的研究室主任评价这套书是“聚焦社会现实，极具实践指导意义”。《新华文摘》转载过其中一本书《向农民道歉》五万字的内容，发表过七千字的新书学术研讨发言。
这套书当时的出版遇到不少问题。恰逢世纪之交，“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尖锐的问题，出版社如果把关不力很容易把问题复杂化、尖锐化，所以我们请专家把关，请国家机关党政部门的领导把关，其中包括《给农民让权——直选的回声》、《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亲历红土地上的民主》《杨集实验——两推一选书记镇长》这种比较尖锐醒目的图书。但总体上，这套书直面、记录了中国乡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开展相关研究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也成为当时许多单位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学习参考材料。
其中的《向农民道歉》和当时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甚至影响了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以至后来取消了农业税，乡村治理横亘的“压力型体制”得以解除。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决策》杂志对此书都有相关的批示，湖北江汉平原是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的地方。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要求该省组织工作干部阅读本书，提高组织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为该书写书评，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栗战书为该书写序，认为该书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问题解决结合起来，是三个代表学习实践的典型。所以说，当时出书是有风险的，好在政府的领导、学界的专家帮助支持，图书出版管理部门管理有方，能够顺利出版。
填补文化传承空白，为学术创新发展服务——《关学文库》
百道网：贵社出版的《关学文库》继去年获得“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后，《关学文库·关学文献整理系列》年初又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为什么会有出版“关学文库”的想法？作为一家地方高校出版社，坚持这一项目的动力是什么？
马来：关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流派，由北宋思想家张载创立。由于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有独特旨趣和学术风格的思想流派，史称关学。后世实际上是将张载创立的关学，与周敦颐之濂学、二程之洛学、朱熹之闽学并称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由此中国思想学术进入到理学时代。其中张载开创的关学，提出并论证了理学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对理学奠基发生了重要作用。冯友兰将关学的学术旨趣与精神追求称为“横渠四句”，即大家现在熟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15年的新加坡“习马会”上，两岸领导人时隔六十年相会，马英九先生会见结束提议两岸以“横渠四句”共勉，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引用了这四句，鼓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赵馥洁、陈鼓应先生都说过，关学“横渠四句”应该写进联合国宪章，因为它没有地域国别之见，不分族类，视野在全人类，对当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宗教信仰、文化文明冲突走向和解提供借鉴。可见关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不朽的现实意义 。
关学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其博大的学术胸怀与“天人合一”的学术创造，开放包容、笃实践履、经世致用、崇尚节操的精神追求，在今天无论从全球化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来看，其价值和意义都在不断凸显，能够为我们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中国当下的问题提供智慧。对于西北大学出版社而言，我们的脚下就是巨擘先贤肇学的热土，关学也滋养了这方人文性格，作为文化传承的重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填补关学学术与文化传承的空白，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性，来展示关学八百年“条贯秩然、传承有序”的历史，传承文化，创新学术。
这个项目我们坚持做了八年，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实施的最大出版工程，耗时长，动员力量多。《关学文库》包括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两大系列，共40种47册，2300万字，填补了自南宋学者吕本中提出“关学”概念以来，关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空白。
前三年主要是文献调研、学术摸底，还有诸多的走访调查，掌握编辑出版的可行性，进而搞出策划的整体方案。后五年开始项目实施，一方面是文献整理和校雠勘误工作，我们请了多个专家来把关做这个事情，勘误出校之外，还要作专名词划线，对文献进行深度整理。出版社专门设立了的“关学文库编辑部”，6个常设编辑，领导班子成员也都不同程度的介入了此项工作，我作为社长是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项目运行和整体统筹。另一方面，32位作者组成的学术编撰团队是项目实施的关键，省内以陕西师大、西大、西北政法大学为主，参与者较多，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
作为地方高校出版社，我们认为做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关学文库》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当初我们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时候，申请的是1300万字的规模，国家给批了158万元，在我们开展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新的数据文献，就增加了1000万字，这个也是超出我们的预料。但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也很有必要，文库就是要体现它的全面性、系统性。后来陕西出版局又给了我们140万元资助，出版局非常重视项目的开展。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对项目的统筹规划，编纂指导以及宣传推广，给予了更直接的支持。
增强文化自信，筑学术出版新的里程碑——《史记研究集成》
百道网：在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今年社里还会推出哪些重大项目？现在的进展如何？
马来：《史记研究集成》是我社目前重点推进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争取今年十一月推出项目第一批成果《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这一批成果已经定稿，总共有700多万字，反复修改也有五遍了，汇注汇校汇评中的观点集成、甄别比较、校雠勘误等工作量还很大，仍在打磨中。“十二本纪”之后，后续的工程量还很大，全部出完预计有近3000万字，比《关学文库》规模还大。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套书呢？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说，“史记在中国，史记研究在日本”，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研究史记的作品很多，也有标志性的成果，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被认为是史记研究的里程碑，至今无出其右，这是国际学术界都认可的。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迨至上世纪90年代，一批陕西学人奋起直追，他们想要把史记研究的高度重新建立起来。90年代前期，形成了以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等为核心的陕西老中青三代学人研究整理团体，开始了这项工作，他们开始进入古今中外《史记》研究浩瀚的卷帙里，会通鉴别，辑补整理，汇注汇校汇评，至今已经二十几年了，非常不容易。当年这个队伍里面的专家中年的到了老年，现在有80多岁、90多岁的好几个，还有几个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从2012年我们西北大学出版社就开始接手项目，《史记研究集成》成为了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陕西出版资金资助范围。对内容和质量把关是慎之又慎的事情，开了多次专家审稿会，学术界专家对编纂宗旨、稿件内容等方面提出了删繁和增补的诸多问题，这个项目完成后应该会成为《史记》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继承发扬老一辈学人积极有为的学术传统，打造学术出版的新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尝试与努力。
另外，我们还在做《全唐文笺校整理》，全唐文是清人对唐代文人文章的汇集，是清人搞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但里边有很多问题，张冠李戴的、舛讹错漏的、编年系年错误等问题很多。唐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傅璇琮先生在世时，多次建议我们与唐代文学研究会，对清编全唐文进行系统的笺校和整理，说这是一项文史研究的基础工程。至今项目开展已经六年了，预计全部搞出来也有1500万字。这些重大项目耗时长，投入精力多，像搞基本建设一样，我们希望能够能在“十三五”末完成，对学术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揭示阐释文明互鉴交流的历史，推进全球“一体化”时代的经济政治发展——《丝路历史文明图鉴》
百道网：您常说出版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紧跟时代，当前，我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政策均在不断优化调整中，贵社在这方面有什么项目？
马来：我觉得，社会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问题，面对问题，如果能做出来书，就会觉得自己很充实，有价值，出版人要“勇于面对社会问题”，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贡献。
《丝路历史文明图鉴》是我社的重点项目，已经被列为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计划。目前规划8卷的规模，国内3卷，国外5卷，以图片来展现两千年的东西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文明互鉴”提供文化支持。丝绸之路是文化之路、是文明交往之路，两千多年历史中反映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今天的历史遗存和民风民俗中历历在目，文化共识是合作的基础，把这些共同的、融合为一体的文化文明符号系统整理出来，是展望未来、立足当下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也正因此，我们策划设计本大型图鉴。我们去年进行了国内段的实地考察活动，一行8人，驱车从古丝路的起点长安出发，一路向西，沿着河西走廊，到东天山、天山北麓、霍尔果斯，再到南疆，上帕米尔高远到塔什库尔干，然后从古丝绸之路南线返回。这一趟几乎走遍古丝路的北中南三条主线，在广袤的西部追寻丝路的影踪，在行走中阅读历史文明。同时，我们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丝路考古专家也一直在中亚国家进行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多次考察工作，现在还没有结束，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中亚国家的时候还专门看望了考古队。
随着研究的开展和学术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策划思路，包括研究的课题、区域和内容也在逐步完善中。这个项目的投入很大，作者队伍、组织战线、持续时间都很长，需要出版社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译介世界思想学术前沿，促进文明对话与思想学术交流——《精神译丛》以及卡特三部曲
百道网：在强调学术传承之外，西北大学还特别注重引进世界思想学术前沿领域的精品力作，西北大学如何挑选作品？今年有哪些新作品推出？
马来：目前，当代世界思想学术前沿丛书《精神译丛》已出版了十余种，这套译丛以“在汉语的国土上展望世界，致力于当代精神生活的反思、重建与再生产”为宗旨。我们引进了当代世界最重要思想家的作品，尤其选择大陆未曾出版、学界和读者期盼已久的经典，如本雅明、洛维特、巴利巴尔、海德格尔、阿尔都塞的著作，不仅对于人文学科的学术创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一般读者，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文明交往中的民族与地域问题凸显，冲突与对抗不断加深，文明的共识与对话更加迫切，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很重要很及时，命运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精神体系与守则，包括“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原则、人文关怀，在精神体系构建中，必须要了解当代世界著名思想家立足国别历史文化、面向时代的学术创造，这些都是构建一体化精神体系的重要智慧资源。因此译介是一项重要的出版工作。
今年，我们还特别翻译出版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另一部作品《黎明前一小时——我的童年回忆》，这是自《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美国道德危机：我们濒危的价值观》后我社出版的卡特先生的又一精品力作。本书以叙事的形式介绍了卡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乡村的多彩生活，会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美国南部一个农场的生活是如何将卡特塑造成一个政治领袖的。
众所周知，没有卡特和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中美不会实现邦交正常化。卡特曾多次对中国领导人讲，中美建交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38年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视野下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会晤中讲到，“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卡特具有广泛的人类意识与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退休后近二十次访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调解冲突，促进和平、减少贫困与疾病，我们出版该书就是向读者介绍这位中美建交奠基人的童年生活，以及生活对他宗教意识、价值观念和人文情怀的塑造。
《毒物全史》：中国学者从事的一项有世界意义的事情
百道网：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展位上，发现了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世界毒物全史》，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说之前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诸多图书产品都是偏人文学科，为什么会出版这么一套看似更加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大部头图书？
马来：其实，这是一部人文气息浓厚的读本，侧重于毒物这一主题的科学文化史。《世界毒物全史》从1991年开始策划到2016年出版，整整25年。全书共10册，每册10卷，共100卷，500万余字，1918幅图片，680多篇参考文献。本套书每册集中论述毒物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分别为毒物与人类文明史、毒物史话、毒性大案、毒性灾害史、毒理科学史、毒理学分支学科史，毒物利用史、毒物管理史、毒物文化史、毒物史名人传记，虽然各有重点，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展示世界毒物的历史长卷。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古克礼先生对这套书有着高度评价，称这是中国学者从事的一项有世界意义的事情。这套书的主编史志诚从90年代进入毒物界，便一直做相关的研究工作。毒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毕竟不像物理、数学这种古老的学科，它需要有详实的资料和完备的体系支撑。
中国毒理学会自1993年成立，就很重视毒理学史的研究，此次史志诚教授组织了非常专业的编委会，他们都来自医药、环境、畜牧、农林和文博界等专业约30个院校和科研单位。承担各册主编的59位专家，来自医药领域的占22位（37%），环境和畜牧领域的各占11位（各19%）。中国毒理学会的专家担任了16卷的主编。
201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先生的推荐鼓励下，我们西北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世界毒物全史》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希望以此为当代人类生存的食品、生态、生物安全以及无毒害社会的建立提供历史借鉴、文化参照和科学普及。后又经过了两年的整理和修改，2016年8月份《世界毒物全史》全部出版。我们的编辑团队在这套书的出版过程中下了很大功夫，做的过程中完全沉浸其中，这个项目对于编辑的培养和成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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