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我们时代的诗人》——我们时代的诗人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诗歌时代

2017年07月12日   作者: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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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对于一些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不仅是陌生的,甚至还会存在误解。那么事实上,这些诗人的生活、境遇、作品到底是怎样的?时代给予了他们怎样的影响?而他们又如何用诗歌表达自我及生存的命运?中国当代的代表性诗人陈东东在最近出版的《我们时代的诗人》一书中,以诗人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当代著名诗人昌耀、郭路生(食指)、骆一禾和张枣等一代卓绝诗魂的故事,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一个入门指引。近日,百道网采访了本书的作者陈东东老师,请他分享了这本书创作过程中的故事。

《我们时代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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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陈东东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4月

陈东东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以优美、繁丽、新奇的特点,曾被诗人、批评家臧棣誉为“汉语的钻石”。同时,他也是当代诗歌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曾创办和编辑民间诗刊《作品》《倾向》《南方诗志》等,担任民间诗歌奖的评委,组织民间诗会和诗歌节活动。出版有诗文集多种。所以,由他创作的这本《我们时代的诗人》可以说正是“一本由诗坛精英写给普通读者的当代诗歌江湖传奇,也是一个时代精英生活的写真”。昌耀、食指、骆一禾、张枣,以及他们身畔的海子、柏桦、北岛……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坛大咖到底如何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诗歌时代?《我们时代的诗人》中的故事,正是诗人自己的讲述。

百道网:《我们时代的诗人》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陈东东:《我们时代的诗人》里的五篇文章,其中四篇首先发表在《收获》杂志的“明亮的星”专栏。可以说,2015年《收获》杂志开设这么个专栏,便是我这本书的“缘起”。这个专栏名大概出自约翰·济慈的诗句,《收获》杂志希望由诗人来讲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悬于诗歌夜空的那么一些当代诗人,我受邀成为这个专栏的作者。其实,在此之前,早在1998年,我就曾为上海《青年报》写过一篇关于昌耀的短文,并计划在这份报纸上陆续发表对那些我所认定的当代诗人的简要评介。然而接下来关于郭路生(食指)的一篇,在报纸即将开印前被断然抽下,也使得这个计划仅仅到计划为止。过了七八年,这个计划才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以个人专栏的方式推进了一阵子,后来却又原因不明地进行不下去了……那么这个“缘起”应该可以推到更早的时候。为“明亮的星”写稿是对我当初那个计划的重新唤醒,不过,《收获》杂志给出的每篇两万字的篇幅,又让我对以前的计划有了全新的规划。大致说来,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于文革时期,一开始处于“地下”状态,年轻的“地下”诗人们除了写诗,还得为自己的诗歌做许多其他事情,譬如出版油印的“地下”诗歌杂志等等。向人们讲述中国当代诗人及其诗歌的故事,我想,也属于中国当代诗人需要为自己的诗歌去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时代的诗人》要做的正是这么件事情。于是,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包含在我的诗歌写作里。

百道网:您在这本书中以生动的笔调讲述了昌耀、食指、骆一禾和张枣四位诗人的人生故事,您在最初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位诗人来写?

陈东东:因为是为《收获》的专栏而写,所以选择去写这本书里的四个诗人也有杂志编辑的意图,我的愿望是讲述我认为重要杰出有意思的中国当代诗人及其诗歌,书里的这四位当然都达到了“重要杰出有意思”的标准。我首先写的是张枣,第一篇文稿交出以后,就有一部成规模的书稿在我头脑里大概成形了,它并不是现在这本《我们时代的诗人》的样子,现在这本只是把有待完成的那部书稿的其中几篇装订在一起。我希望我已列好提纲,结构布局的那部书稿,会讲述近三十位中国当代诗人及其诗歌的故事。

现在为《收获》杂志“明亮的星”专栏的写作还在继续,这本《我们时代的诗人》是我听从东方出版中心郑纳新博士的建议,先将已经写好的篇章单独编集成册,以后每完成五到六篇,即成一册,待终于写完全部(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再依照设想中的结构布局,去组合编辑修订完善它们。有机会的话,也许,我还会去编一部关于这些诗人的诗选集。

百道网:由于您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并且与书中写到的这些诗人多有交往,那么您认为《我们时代的诗人》这本书与其他批评家或文学史家的作品相比,有什么特点?

陈东东:我尽量去“述”,而不是“论”,我做的事情跟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教授们要去对当代中国诗歌做的事情很不一样。而我自己也在我要讲的这些故事里面(当然我绝不会在其中写一篇关于我自己诗歌的故事),所以我的写法是回忆录式的、自传式的,涉及我跟这些诗人的交往和我对这些诗人的阅读。我希望能将读者带往中国当代诗人写作的现场,尽管这显然不容易做到,但它是我写这部书稿的一个方向。

百道网:这本书中除了对四位诗人精神历程的讲述之外,还包括一篇《大陆的鲁宾逊》,将这一文章收录其中有何深意?

陈东东:《大陆的鲁宾逊》这篇文章最初因2005年我在日本现代诗人会举办的国际诗人交流活动上的演讲而撰写;修改增订后曾用作我与张耳合编的中英文双语当代中国诗选《Another Kind of Natio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别处的集合:24人双语诗选》(Talisman House Publishers,2007,纽约)的序言(此序言亦曾刊发于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诗评论》2008年第2辑,并于2013年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随笔集《只言片语来自写作》);2015年,为用作很可能暂时无望出版的《中国当代24诗人手迹与言谈》一书的引言而再次修改增订;收入《我们时代的诗人》的时候,我又再次修订了它。

我觉得这篇文章跟写那四位诗人的文章相关,它是对中国当代诗人及其诗歌故事的一次综合讲述,鲁滨逊是我对这个故事里的诗人形象的一个概括。因为,就像我在那篇文章里写到的,刚开始时,“当代中国这片大陆上诗人们的情形,更像是被遗弃在荒岛的那个人。被遗弃的原因,既跟鲁宾逊的原型一样——在航行中和船长发生冲突;又跟笛福塑造的那个虚构角色相似——在一次海难后得以幸存……”而这个鲁滨逊“转过身去,背对汪洋,到岸上开辟自己的领地……”。也许再修订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用做我那部有待完成的书稿的序言,所以就先收入了《我们时代的诗人》。

百道网:您觉得这本《我们时代的诗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由于这本书是出版社针对图书馆市场的推荐图书,您认为本书对图书馆市场的意义和亮点是什么?

陈东东:我想这本书的价值跟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特色或所谓亮点,则在于它是一本关于中国当代诗人及其写作的书,是一种审视我自己亦在其中的同时代诗人写作的写作。

我不知道《我们时代的诗人》会对图书馆市场意味着什么。不过显然我希望读者也能在图书馆里找到这本书。图书馆应该多收藏诗集和有关诗人、诗歌的书。

(本文编辑:June)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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