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6月15日，“出版的品格和传统”陈昕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身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前总裁，陈昕38年的出版业工作经历，让他成为中国出版业40年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高擎火把的人》《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出版经济学研究》三部著作汇集了他从业38年间对出版工作的思考和认识、探索和实践，为新形势下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6月15日，“出版的品格和传统”陈昕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期刊学会会长石峰，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等20余位出版业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就陈昕所著的《高擎火把的人》《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出版经济学研究》三部著作展开讨论。
邬书林高度评价陈昕说：“对陈昕同志出版工作的评价，可以看看上海人民出版社，看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留下的那些书目。一部出版史就是一个重要出版人出版重要出版著作的历史。一个社好不好，一个社的工作怎么样，看看留下了什么书，陈昕同志出版了许多拿得出手的好书，应该受到我们尊重。”石峰说陈昕是“真正做出版的人，是真正的出版家”，有思想，有理论，身上有一种精神。
做高擎火把的人——一脉相承的出版传统
2015年8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前总裁陈昕正式宣布退休，他在向大家辞别时说，出版是他的终身职业，他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2017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高擎火把的人》《书之重，评之轻》《出版经济学研究》在内的四卷本陈昕作品，汇集了他从业38年的演讲、书评、理论文章。他说的“另一种方式”，即是梳理自己对出版工作的思考和认识、探索和实践，为新形势下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陈昕自1977年8月参加出版工作，进入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端地——上海出版行业工作。20世纪的上海出版业，曾崛起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世界书局等众多影响中国文化史的老店，创造了一系列的书业传奇。这段出版史上的“辉煌一页”得益于王元化、夏征农、罗竹风、马飞海、宋原放等老一辈出版家的卓越学识、胆略、智慧，也奠定了上海出版界的传统和作风。
陈昕坦言，老一辈上海出版人，如赵家璧、胡道静、巢峰等善于谋划大项目、精于编辑业务的传统和做法，让他终身受益。从事出版工作38年，对编辑工作“情有独钟”的陈昕无论在何种岗位上，每年编辑和审读的书稿都在二十种左右。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称陈昕为“最具内涵的书评作家”，因为陈昕在阅读每一部书稿时都会认真撰写审读意见，一般都要写上好几千字，这些意见会改写成书评发表，除此之外，他还研究书评的写作规律，力求达到书评的最高境界。
在老出版人的言传身教与厚重传统的熏陶下，陈昕很早就明白了出版和出版人的价值，他将出版喻为“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而出版人正是“高擎火把的人”，所以他极为重视出版的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作用，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追求。
赶上“大时代”，见证出版业的风云巨变
退休后，陈昕拟定了十卷本的出版计划，其中六卷本是整理出版以往的著述，四卷本是新著。此次出版的四卷本记录了他38年出版工作的思考和认识，以及他对出版业改革和发展所做的探索和实践。这四卷本近百万的文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大潮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和反映了40年来，出版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座谈会上，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也认为，这三部书是陈昕从事出版业40年努力探索成果的精华，是出版生涯的三部曲，也是我国新闻出版改革的篇章。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谈到了中国出版业的变迁：过去近40年中，中国面临着重要的转型，转型期充满挑战与艰辛，出版人要在夹缝中做好政治担当、文化担当、学术追求。上海是中国出版重镇，以陈昕为代表的上海出版人，用实践回答了转型期出版人应做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留下的书目，就是对出版史最好的诠释与注解。
邬书林还指出，90年代出版业曾遭遇三大挑战：市场经济、WTO和新技术，中国出版业对这三个挑战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陈昕的三本书，就生动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从80年代的书价改革、出版社体制改革，到90年代的中盘建设、书城建设、连锁书店经营、集团组建，到新世纪的政企分开、政企改制、现代物流建设、增长方式转变、数字化转型，陈昕都是积极的响应者、呼吁者和实践者。他说，“时代让我成了一个改革的弄潮儿，这是何等幸运。”陈昕还说，他赶上了一个“做出版”的大时代，这40年是中国历史上做出版的“黄金时代”，“与前辈出版人相比，我们跳出了无休止运动的旋涡，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出版。”所谓时势造英雄，时代给了出版人机遇，同时也摆出了挑战。“变化”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如何应对时代抛出的难题，出版人必须亲身探索实践，才有望获得最有效的应对之道。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十分怀念人人爱读书的“大时代”，陈昕的三部作品正是从出版的视角对大时代进行投影，内容、结构、数据三大元素渗透全书，反映了陈昕作为一个出版经济学家治学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一位勇于创新的出版家
陈昕是一个值得业界敬佩的学者型的领导，学者型的编辑。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还田说到，“你主持了很多好书，你给上海世纪集团打下了好底子，底子就是书，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进一步的显现。”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卫国认为，“上海市新闻出版陈昕同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改革发展高擎火把，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际探索，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社长汪家明认为，陈昕在出版经济学上的建树固然得益于他的专业背景和实践优势，但他对出版界的热爱也是原因之一，除了理论建树，他更是个实践者。
在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看来，一个好的出版人，应当集责任、抱负、能力和商业运作于一身。而陈昕除了是一个有理想的出版人，他还懂得出版规律，也遵循和重视这个规律。他研究中国出版的渊源，同时也了解国际发达出版业的状况。作为最早提出集团化概念的出版人，他以切身实践去推动出版行业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岩评价他：“陈昕同志是出版改革的探索者，推动者，执行者。陈先生关注出版的新技术，新发展，未来趋势，提升出版的流程水平，倡导出版业不断提升进步，影响力非常之大，对出版界变革和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建读物出版社社长王英利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行业共同深思的问题，即我们的出版规模在扩大，出书品种在增多，但从业人士感受到的受尊重感却在下降。因此像陈昕这样讲求职业尊严的出版家令人尊重。
不可多得的出版经济学家
一直以来，业界对陈昕的评价，除了敬重他是位出版家，还一致尊崇他的出版经济学家的身份。石峰在发言中就表示，陈昕是真正懂出版经济的人，他坚持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同时对于出版经济是真正懂的，他是学经济的，做经济编辑出身，他在书里对于出版整个链条各个环节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说，陈昕作为经济学家踏入编辑出版这个领域，不断成为编辑大家的过程，始终按照权威经济学家标准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陈昕给我印象很深，出版的经济思想，让我很受教育，看到陈昕同志的著作，我觉得讲得好极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这样评价陈昕。拥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陈昕，同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促成了他在出版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肖启明说，陈昕用经济学分析图书定价，用公式、图表对图书做商品属性和市场特征的分析。对出版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也走在前面，是出版界的骄傲。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也在负责一份学刊《中国出版史研究》，他以自己对这份学刊的编辑经历为例，深感有深度、关照现实问题，关注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出版好文章一稿难求。当他在阅读陈昕作品时，则深信这正是他希望约请的稿件，因此当场向陈昕进行约稿。
百道网CEO程三国曾经是书业媒体“中国图书商报”的创办人，他在会议中表示非常幸运，他在主持商报前十年的工作中，陈昕是商报新思想的引擎，他的很多重要文章都在商报首发，都引起了行业的大讨论。陈昕在文化和商业，理论与实践，改革与发展，个人与写作上，做到了“四结合”，在全世界的范围搜索，也是屈指可数的担当得起“出版经济学家”称谓的人。
如今我们处在被信息技术浪潮席卷的时代，各行各业都经历了信息化的洗礼，新态势下的出版行业变得愈发重要，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出版行业需要更多像陈昕一样严肃的出版人，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工具，使出版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教育、科研融为一体。像得到、《罗辑思维》、网络文学IP化一样，紧跟时代脚步，高擎火把，传播知识，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知识和信息的解决方案。
附：出版的品格和传统——陈昕著作集出版座谈会会议实录
王为松：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编辑协会一起联合主办，也得到百道网的支持，召开出版的品格和传统——陈昕著作集出版座谈会。我先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他们是：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期刊学会会长石峰；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还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卫国；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岩；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肖启明；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党建读物出版社社长王英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社长汪家明；中信出版集团总经理施宏俊；金城出版社总编辑潘涛；百道网CEO程三国；大道行思（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三联书店副总编郑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出版（信息）处处长姜复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王为松
还有新闻出版媒体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陈昕同志，陈总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社长，也是我们世纪出版集团的创社总裁。今天正好是他的三本新书出版，我想这三本书既是陈总个人工作经历的记载，同时也记录了当代中国出版的历程。今天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既是对陈昕同志出版思想的梳理，同时我们也希望听到各位领导，专家对我们今后如何做好出版工作的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各位专家，先请陈昕同志介绍本书写作的大致情况。
陈昕：各位出版界的同仁，大家好！十分高兴今天在这里为我的几本小书举办这样隆重而又正式的出版座谈会。首先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编辑协会为这次会议做的精心安排，还要感谢各位老领导和出版界的同行前来参加会议。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前总裁 陈昕
我是从1977年8月份开始参加出版工作到2015年的8月份退休，整整在出版领域工作了38年，正好是38年的时间。2015年1月4日，我在市委宣布我退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领导领导岗位的会上，向大家辞别时说过：“出版是我终身的职业，退休以后，我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我喜爱的方式继续为我热爱的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因为这是我生命的价值。”这种方式就是读书和写作，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书。
今天要讨论的三本书，就是我退休以后写作出版计划的一部分。退休后，我拟定了十卷本的出版计划，其中六卷本是整理出版以往的著述，四卷本是新著。这已出版的四卷本的内容除了《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与发展》和《认识并实践我们新的历史性课题》外，都写于过去的工作岁月，而且不少还曾经发表过或出版过。当然这次结集出版又作了书评整理和文字上的订正。《出版经济学研究》是我近三十年从事出版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书之重，评之轻》选了25篇我各个时期撰写的书评，他们大都是在审读意见的基础上写成的；《高擎火把的人》分“出版的品格和传统”“出版的改革与发展”两个部分，大体上反映了我的出版思想和理念。
这四卷本记录了我38年出版工作的一些思考和认识，也记录了这38年来我对出版业改革和发展所作的一些探索和实践。这四卷本近百万的文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大潮的产物，但它并不足以完整地展现和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出版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还打上了个人深深的印记，难免会有一些不足和片面之处。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位，进行严肃和认真的批评和指正。
谢谢大家！
邬书林：关于陈昕这几本书和他近40年出版工作的评价，我已经在序言中把我想讲的都说了，陈昕作为我的老朋友，我觉得给陈昕同志写序是值得的，认真做出版的人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现在社会上有一个不大好的趋势，不大尊重出版物，觉得出版物哪一天可能就死亡了，如果我们出版人自己也抱着这种态度就麻烦了。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邬书林
为什么给陈昕同志写序，过去近40年中，我们国家面临着重要的转型，这个转型期是伟大的，也是充满艰辛，充满波折的，在这个时期工作起来的人是很困难的。出版工作常常就在这个夹缝当中要把文化担当做好，把学术追求做好，把政治责任，文化责任，都做好，出版工作者是值得社会尊重的。陈昕同志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作为中国的出版重镇，在这一方面他做了重要的探索，而且用实践回答了这一段转型期，一个严肃的出版人所做的事情。对陈昕同志出版工作的评价，可以看看上海人民出版社，看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留下的那些书目。一部出版史就是一个重要出版人出版重要出版著作的历史。一个社好不好，一个社的工作怎么样，看看留下了什么书，陈昕同志出版了许多拿得出手的好书，应该受到我们尊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现在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陈昕同志的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些文章不是无病呻吟，往往是中国出版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绕不过去的难题，他的所思所想所为。我认为在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开始阶段，大家的共识达成了。等到了后来，包括我们这样的人，接受的知识，接受的传统，90年代新的大潮来的时候，我认为陈昕同志这本书里面，尤其是90年代之后陈昕同志担当了领导职责，90年代我们面临着三个很大的挑战，第一是市场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第二是90年代开始，我们应对WTO，出版业绝大部分人是一片恐慌，第三个更大的挑战是新技术，90年代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都在预言出版要死亡，世界最有影响的XX集团，说再过几年还能保持这么一个状况吗？他讲了之后，第二天的股票下降7%。这三个挑战，我们经过中国出版业一线工作者的努力，我以为中国出版业对这三个挑战给出了一份极为漂亮的答卷。我们出版业从改革开放初1.4万种到现在的47万种，我们的出版业从世界上，我们参加国际书展，中国加入WTO之后，担心我们会一塌糊涂，现在中国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和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陈昕同志这几本书生动的记录了这一段历史，今天我到这个会场我是很感动的，许多重要出版社的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来了，为什么呢？我们跟陈昕一样，感觉出版是值得我们奉献，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情。陈昕同志最让我感动的是始终怀着敬畏在做出版，始终认为出版工作是值得为之一生奋斗的。不仅仅是陈昕，我过去工作30多年中，遇到过若干出版人，认真做出版的人，往往都怀着对出版的敬畏，出版的担当，出版的追求。下面是我今天最想讲的话，我前面说的，全世界都对出版不太重视，认为出版要完了。我以为所有世界上的出版人，面对这么一个新的态势，怎么能在新的环境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敬畏也好，担当也好，责任也好，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这个阶段退下来之后，没有陈昕同志那么安静，我去年飞了35万公里，今年可能要超过35万公里，反复介绍的就是世界要应对这个事情。我认为今天是个严肃的会，我愿意讲一讲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新世纪来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还有新技术的挑战，如果说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挑战还有很多办法的话，对新的技术革命，革命性的进步，我以为到了整个出版界要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我前几天发现美国出现了一个新词，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后面加了一个“社会信息化”，他们用社会信息化来概括这一轮信息技术进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所谓社会信息化，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性的进步，计算机速度的加快，工具的增多，使整个社会迅速的可以用数据信息来解析，过去人口普查完了，一般要四年消化，现在人口普查完了，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可以适时的提供所有新的数据分析。我感觉全世界都在关心出版人的生存，我们集团的实践证明，出版是社会上离不开的环节，信息技术进步了，条件更好了，要求我们出版人把出版水平提高，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来做新时期的出版。所以，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会，要有一个立意，怎么在新的环境下把出版工作做得更漂亮？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已经交出了很好的答卷，我们中国传统出版和新技术引领下的出版，方方面面都是齐头并进的，这是世界上出版史上的奇迹。中国少儿出版在过去15年中，以14%的速度，涨了十多年，形成了200多亿的市场规模。出版并没有死亡，出版在不停的进步，这个进步根本原因是相当多的出版人正在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我这个阶段在各个出版集团介绍方面的情况，我们不要一般的炒大数据，云计算，现在世界上做得好的出版，借助于信息技术，借助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出版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教育，科研，深深的融为一体，出版工作如果不跟上这个态势，那是危险的。前两年我得知《罗辑思维》，通过各个平台来介绍知识和信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中国出版人，不是传统出版人，是新技术条件下催生的这批人已经跟上了这个时代。看看淘宝，看看阿里巴巴，看看中文在线，看看《罗辑思维》做的事情，看看现在网络小说做的事情，出版业变了。我们除了要把出版工作按照传统方法做好之外，这是我们的根本，同时要看到世界变了。《罗辑思维》创造了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一个经济学家，还不是顶尖级的，薛教授在《罗辑思维》每天讲10分钟，三个月卖了13万份，每份年费为200元，收入2600万，50%给了薛教授，就是1300万人民币，相当于200万美金，全世界人能找到一个经济学家拿版费这么高吗？去年我在开国际会议，我给他们讲中国网络小说做的贡献，现在最热门的电视剧几乎都是网络小说，更可怕的是唐家三少，版税收入1.5亿，5000万以上的5个人，100万以上的240个人。出版业在悄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人做了最重要的贡献。人家是把我们的理念用好了之后，借助于平台数据，如果自己不跟上这个态势就危险了。
最近有几个很感动的情况，就是卫计委在认真解剖人民卫生出版社做的事情，卫计委部长带着30多个司长去人民卫生出版社考察，看看推动出版和科研，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融合。我们出版本质在于传播知识，传播信息，高擎火把，围绕着知识和智慧，借助于新的形态，怎么把出版做得更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新的努力。世界上现在做的好的出版社，可以看看他们的网站，观念变了，不是简单的出一本书了，是要为人类的社会进步提供知识解决方案，而出版的本质，他们在年报当中，董事会出席的第一句话就是出版完成了新的战略转型，从传统意义上的出书出刊，转向了为全社会的进步提供知识和信息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40年当中，中国出版人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贡献，我希望更多的出版人，怀着对出版的敬畏，出版的担当，对知识和文化的追求。我们中华民族曾经为世界出版做过两大贡献——纸张和印刷，在这个基础上，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我对出版的前途充满希望。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而出版恰恰是提供知识和信息的，如果说在过去作者把文章写好了，把文稿给我们，我们加工成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就完成了，现在信息技术在进步，可以使我们更精准的用出版人专业的技能，使知识做得更加精准，更好的来推动社会进步，这方面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中国。面对我们近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13亿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文盲率是38%，建国初期的时候文盲率是84%，现在理论上下降到4%，如果我们出版工作者很好的用知识来武装13亿人，13亿人用好的知识解决方案去从事科研，教育，生产，这个国家会迸发更强的力量，希望我们出版人通过自己的工作，书写更好的篇章，有更多的陈昕这样严肃的人！
于友先：感谢出版社把陈昕同志的三本书给出版了，再有是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编辑协会举办这次研讨会，就像刚才书林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我收到了这三本书，我认真的看了看，我先亮明态度，我认为陈昕同志在中国出版界是个出版家，是个热爱出版的出版家，十分热爱出版的出版家。借用书林的话，认真做出版的出版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陈昕同志是懂得出版理论的出版家，而且是有理论体系的出版家，特别是对出版经济理论有研究的出版家。第三点，在我当署长的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批好书，为中国出版业做出成绩，这应该肯定。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于友先
我的观点亮明了，我把准备的稿子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虽然在不同岗位上工作，但是都共同经历了这个发展历程和阶段，所以我对这三本书感到很亲切。这三部书是陈昕同志从事出版业40年努力探索成果的精华，是出版生涯的三部曲，也是我国新闻出版改革的篇章。在我任署长任内，我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图书，不少图书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项，是读者最喜欢的出版社，陈昕同志三部佳作，是对陈昕同志多年来工作的肯定，努力打造我国出版业中有影响力品牌化出版社的例证，更是对出版业的贡献，我由衷祝贺陈昕同志的出版，借此机会讲三点感受。
第一，《高擎火把的人》形象地表达出版人的责任，《高擎火把的人》是国内和世界各地发表的60余篇学术演讲，因为是演讲，思想不受拘束，口语化的表达，“高擎火把”形象说明了出版人的责任，我感觉陈昕同志出版《高擎火把的人》主要表述出版人的两大责任，一曰照亮现实，即他认为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的建构。二曰照亮历史，即他认为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这两大责任实际就是一个“照亮”，就是“火把”，出版不发光者，就没有完成出版的责任。显然，陈昕同志把出版人与人类追求精神文化的层面很好的联系起来。
作为“高擎火把”的出版人，他认为要有开启推动文化建设的抱负和危机意识。出版人，更多是文化人，光有经济头脑，没有文化的追求和抱负是做不了的。一个出版人不懂市场运作的话，也是有缺陷的。好的出版人，应该是集文化的责任、抱负、能力和商业运作智慧于一身。我们的编辑应该像我们前辈那样成为新一代文化大厦的建设者，要追随时代的脚步，最后凝结为“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陈昕书中谈到了出版转型，既充满信心，也表示了担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业的衰退，是从出版社不做出版开始的。”出版业进入资本的时代，不能为上市而上市，而是要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为多出好书和出版发展服务，不可做资本的附庸。从这个层面可以说，出版业衰退是从出版社不做出版开始的，从出版社不把钱花在请作者喝酒，而是花在请地产商喝酒开始的。
第二，书评是我们出版业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文体，在作者、读者和出版商之间，构建信息交流的渠道。但是目前有些书评却成为片面宣传、哗众取宠的工具，书评作者以人情为重，脱离实际，也不乏夸大溢美之词。
陈昕同志的书评针对图书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凸显所评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书评多为自己编辑或策划的图书缩写，有感而发，不是无病呻吟。这本书评选的25篇文章大多数是经济学著作，大部分是他亲自担任编辑。他作为编辑，读每一部书稿都认真撰写审读意见，一般都要写上几千字，除了介绍书稿成稿过程外，还详细的评价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值得改进的地方，并谈一些自己的思考和意见。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书评，理论意义可想而知。再者，陈昕书评具有独特风格，夹叙夹议，亲切自然，仿佛讲出版故事。一般先叙述与作者的相识过程，友谊交往，图书选题的萌发、出版过程，不令感到此书是空穴来风。然后提炼图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陈昕同志常常有所发现，画龙点睛。
再有，陈昕的书评具有独特的风格，清新自然，看他的书评就像看故事一样，突出出版过程。最难能可贵的是，陈昕书评在说实话，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一般人写书评只说优点，不说缺点，而陈昕的书评在肯定优点、价值的同时，也客观的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出版经济学研究》构建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对这本书非常看重，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现在中国出版界对出版经济理论认真研究的为数不多，研究出成果的也为数不多。
陈昕同志在出版业几十年当中，除了做出版管理工作之外，还反映了他的研究特色。他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出版，并且把眼光盯着发达国家出版行业最前沿的情况和发展大趋势，来思考建构中国的出版经济学体系。书中分析现状，提出了许多观点，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出版业的变革正在集团化建立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些新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如何对待当前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以及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就成为我们业内普遍关心的事情。出版产业研究就提到日程上来，出版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视作经营性行为，并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加以运作。出版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为出版活动和产品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政府将出版机构归入了事业范畴，把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视作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商品。
陈昕在《出版经济学研究》一书中，用独到的方法解答了出版产业的重要内容。首先，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把经济学中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集中度，外部性，规模经济以及供求分析等概念和理论，图书商品和图书出版产业的基本特征，做了深入的描述。再有一点，他提出了若干观点和相关问题，加以验证，三是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历程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四是运用抽象演绎法从数字技术的一般特性、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产业融合的主要影响等出发，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路径进行理论推演，分析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正是其用扎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积极探索了中国产业的发展路径，其理论标志了当代中国出版产业研究的高度。
另外，陈昕通过突出定价制度研究出版经济学。对中国图书定价制度历史演变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图书价格市场化后最初实行的仍然是固定价格制度，并且是以超过整体消费品上涨的速度在不断提高。陈昕同志从竞争策略、竞争模式、竞争结果这三个方面，对中国图书价值虚高的生存环境、内在原因特别是制度因素作出了分析，并且提出了政策性建议。陈昕建议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政府的功能进行调整，厘清政府与出版的关系，改变政府行政行为对出版业的过度干预。他还建议对出版物价格按公共产品属性，较强的出版物与一般的出版物区分，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进行自由定价，以消除市场的失衡。
陈昕在书中提出了用边际成本的理论，来论证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并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必要性。在数字网络环境下，边际成本趋于零，是向数字化模式转变的条件，数字出版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传统出版的边际成本仍大于零，导致传统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为数字出版所替代。出版人在实践中已经感觉到未来出版业发展的网络化，数字化趋势，但是在理论上，还未能很好的加以证明。陈昕在书中对传统出版业有很好的建议，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现实。陈昕的理论建树，能够继续影响业内，让更多的读者受到教育。
这三本书我认真看了，我认为将来出版界在实践中可以进一步探索。谢谢！
石峰：我今天听了书林讲的很受启发。我们出版工作，确实产生了很有建树的出版人，他们的思想缺乏总结，研究和探讨。我曾经组织过编辑思想的研讨会，也确实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我认为期刊出版工作的贡献值得研究，对于整个期刊界做好期刊工作是有作用的，我非常赞成开这样一个会。我今天是来向陈昕同志学习的，学习他在出版工作中的精神，这样的一种态度，以及他所做出的贡献。
陈昕同志，我跟他认识很早，在国家出版局认识。他也很忙，期刊出版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些接触和交流，但是总体交流不多。我跟别人讲过，我说陈昕同志是真正做出版的人，是真正的出版家，我跟其他人都讲过。有几个人是我很佩服的，有思想，有理论，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期刊学会会长 石峰
陈昕从出版家的角度，真正理解出版的真谛，《高擎火把的人》序言里面谈到出版是人类告别黑暗和愚昧的火把。把出版作为终身的职业，对于出版是出于内心的热爱，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我们改革开放以后，陈昕是从整个出版工作这么走过来的，出版环境的变化，也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陈昕同志之所以能够把握得比较好，很重要的是他对出版工作的认识，比较全面的阐述，讲得非常好，我也非常赞成。陈昕同志身上反映出来对出版工作的态度，那种精神，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外，陈昕同志在出版工作当中，真正坚持出版的文化，这一点做得非常高。包括出版的选题，构想，从文化建设方面，在出版社当社长，还有在集团当总裁，当董事长，他对整个文化建设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有一段时间，陈昕同志是有压力的，这些年能够坚持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放到那个环境中去思考和观察问题，我是非常敬佩陈昕同志的。实践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同时，陈昕又是真正懂出版经济的人，他坚持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同时对于出版经济是真正懂的，他是学经济的，做经济编辑出身，他在书里对于出版整个链条各个环节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世纪集团在坚持正确出版取向的同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值得肯定。
辛广伟：首先，先感谢编辑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把这个会议安排在北京，我本来以为在上海，结果昨天知道这个会在北京，我无论如何要赶过来。陈昕同志在我们中国出版界，乃至于整个国际出版界，地位，作用，影响，刚刚几位老领导，包括在座的出版人，大家心里都有数，我就不说了。今天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出版的品格和传统”，我觉得用前面五个字也可以，就是“出版的品格”。
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辛广伟
出版的品格是怎么来的？我自己写了一个话：源于出版人的品格。我们今天的出版业要继续发展，或者说做得更好，就必须有更多的像陈昕这样的让我们可以敬仰，可以向往的出版家，他是怎么炼成的？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有理想的出版人，这个名字非常好，“高擎火把的人”，从进入这个行业就给行业价值做出了判断。这样的一个认知至少是我们出版人都认可的，他从走到这个行业开始就有这样的理想，我看他2008年获奖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论述。做一般的编辑也很简单，想作为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出版人，或者说出版家，如果缺少这样的要素就很难有成就。他表现在两点，第一是对出版本质的整体认知，第二是从进入出版界之后不久就对自己的目标有很明确的判断。我知道他老是在研究，在资料室里30年，进行钻研。他很快确定了奋斗目标，是有理想的出版人。第二，他懂得出版规律，他遵循和重视出版规律。如果单单有一个理想，很多人都可以有理想，但是有理想能不能干好？首先得按照规律去办事。出版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需要认真把握的。他进入这个行业，他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写的文章也不一定都是深思熟虑的，但是肯定需要去分析，需要去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那个时候在上海，研究中国出版怎么来的，或者说当代出版怎么来的，他有自己的观察，包括后来讲到在法兰克福，他对国际发达出版业有一个把握。第三，他很清楚，他知道这个出版要在中国做，他知道怎么能够结合，他能够重视和遵循出版规律。第四，他是有创造力的出版人，实际上就是创新。回过头来讲，今天讲集团化，已经不是新鲜的事了。他是最早提出集团化的，在大陆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理论，以及目标，据我所知，陈昕同志是最早的。从出版业的角度来讲，也带有开天辟地性质的，是非常难得的。还有一点，他是有定力的出版人，刚刚几位老领导也都讲到了，出版确实需要有定力。如果从一个行业来说，出一本书太简单了，现在像人民社，现在来的都是博士，特别是一些大学，现在都有补贴。这是不是出版？也是，但是一本书的质量，一本书的产生，以及它之后的影响，就没有人考虑了。我们出版做的是内容产业，传统出版，新出版，融合出版，数字出版，核心还是内容，没有内容，再花里胡哨也没有用。这个阅读，如果是很重要的阅读，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内容是谁来的？不还是我们出版人做的吗？他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理解的。我个人是不相信出版会消亡的，只要内容产业存在，人需要思考，只不过是用什么方式呈现，用什么方式去接收。在这一点上，陈昕也是有自己的思考和坚持。当然，他可以列出很多，包括刚才老署长讲到的，他本身就是出版者兼学者，出版者不一定都是学者，如果是作者兼学者，显然就更好，多了一份对作者的感知，多了一份对版权的非法律的理解，就是知识创造价值。我跟人民社的同志讲，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作者永远是第一位的，谁来实施？需要去操作，即使有好的创意，我都是通过这些作者实施的。
郝振省：收到陈昕同志的书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很厚重，很敬仰，油然而生敬重和崇敬。我之前有一个提案，是如何充分发挥资深出版人、出版家的作用。对于资深的出版家来说，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追求，对我们业界来说，也是一个财富和一种感召。今天的出版座谈会，领导满座，学者满座，高朋满座，几位领导谈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对陈昕同志的学术成就，文化成就，思想成就，出版成就，做了比较充分，比较客观的评价。我想从编辑学会培养学者型编辑，培养专家型编辑，从编辑名家的角度，谈点想法。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郝振省
在这几年编辑学会的工作实践中，何为编辑名家和大家呢？我形成了这么几条初步的标准。第一，在业务成长过程中，能否策划出有影响的选题，直接和间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二，在编辑之后能否写出有思想，有文采的审读报告或者书评文章？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关联度的。第三，除了熟悉编辑业务，是编辑专家之外，对所在的学科领域有否重要的著书问世，能否和业界的顶级专家对话并探讨深层次问题。编辑学会的年会就是培养编辑名家，打造出版精品，创造工匠精神，做学者型编辑。今年是提高编辑素质，增强文化自信，一直围绕编辑名家，编辑大家来做文章。所以我想至少有这三条来衡量陈昕同志，他绝对称得上编辑名家和编辑大家。经他手策划，有很多有价值有影响的图书，在30多年编辑策划组织工作中，有数千种之多。当代的经济学著作中，从上世纪，特别是当代经济学丛书，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出版了数百种，见证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他发现并策划出版的《中国震撼》，《中国超越》，特别是《中国震撼》，是陈昕同志发现作者，进行了精心策划，把编辑的智慧和作者的心血融合起来。这一套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角度进行了诠释，观点和案例，包括数据，产生了较强的说服力和广泛影响力。一个大的编辑名家，能不能策划出来和时代合拍的，真正有那种逻辑说服力和震撼力的作品，我觉得这是编辑名家的第一个要点。陈昕同志可以称为是最具内涵的书评作家，我们面前摆着的这本书评，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明证。他的书评某种意义上和他所推出的著作有同等的价值。他自己说他已经养成了刻板的工作习惯，阅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的撰写审读意见，绝不马虎。一般的审读意见都要写上好几千字，会将审稿的意见，审读的意见，改写成书评进行发表，尽到一个编辑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研究书评的写作规律，梳理好书评思想和文才的关系，梳理好聚焦与升华的关系，争取达到书评的最高境界，超越著作原有的深度和高度。我们一直在发起审读报告的评选，我对一些重要作品写综述的时候，我想偷个懒，那么重要的书评上“此稿不错，建议出版”。审读报告是一个编辑成长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名编辑一个重要的佐证。中国编辑学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陈昕同志应该成为我们培养名编辑的导师。
第三，陈昕同志本身是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有经济学深厚学养的大编辑，作为经济学家踏入编辑出版这个领域，不断成为编辑大家的过程，始终按照权威经济学家标准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把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樊纲等等，把这些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与他们进行深度的对话和讨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作者。他自己也成为出版领域的经济学家，关于出版业滞胀问题的研究，关于图书价值的研究，关于出版市场的研究，包括数字转型问题的研究，都在我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编辑做到极致，就是大家，我觉得陈昕同志就是这样的名家和大家，我希望陈昕同志在学术生涯中把这方面的实践和理论专门整理成册。继续为我国编辑人才的培养成长出谋划策，贡献智慧。
最后，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大出版家做好服务工作，再次向陈昕同志致敬，向陈昕同志学习，并祝愿今天的座谈会获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李岩：陈昕同志是出版改革的探索者，推动者，执行者。有一次书展，在那么忙的情况下，陈先生参观精品书的陈列，对上海世纪的图书如数家珍，我们非常感动。包括对于出版改革的发展，包括对诞生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这两家是中国最著名的，最早的出版企业，诞生于上海。他们重要纪念日的时候，陈先生在年初就写了文章。我们一百年的时候，总结文化特征，品格，出版个性，我们看到陈先生的文章，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我个人觉得在出版人中，个人主编和责编的图书，不计其数，作为出版的老总，掌门人，我们一路走过来经常看到陈先生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李岩（中）
我表达四点敬意：
第一，陈先生对出版的品质，社会功能，文化使命，是有文化脊梁的人，是有深刻理解的人。如果陈先生不做出版，很可能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教授，包括文化学者。他做了出版，就成为出版领域具有非常深刻理解的人，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第二，陈先生关注出版的新技术，新发展，未来趋势，提升出版的流程水平，倡导出版业不断提升进步，影响力非常之大，对出版界变革和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陈先生倡导出版业文化担当，关注现实，包括刚才提到的，在统一出版这个领域比较早的有所创新，有所作为。
第四，陈先生整个的经历，从上海到香港，又回到上海，他作为出版人，是出版名家的楷模，应该有更多的人写一写陈先生，作为一本传记。陈先生的经历，他为出版所做的工作，他的鼓与呼，使我们局外人对出版有所敬意，而且让业界的人士感到自豪，这一点陈先生是尤其值得我们尊重和充满敬意的。
潘凯雄：从自然人的角度来说，我跟陈总不认识，个人没有过交集，但是作为出版人来说，我对陈昕同志的认识主要是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读他的文章，一个方式是他在台上演讲，我在台下听着。这次看了他三本书，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三本书涉及的内容非常宽，涉及方方面面，如果概括一下，一个是责任和使命，包括品格；另一个是说产业，包括改革和发展。但是始终没有离开出版的本原，或者叫内容，或者叫内容的呈现形态——图书。不管讲出版，还是讲文化，始终没有离开图书这个出版的本原。这个书成了他讨论问题、研究问题、观察问题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我最认同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潘凯雄
现在很奇怪，研究、观察甚至从事出版业的人，编书的出书的都不爱看书，谈问题都不谈书。现在讨论和研究当中，大概有“四脱”，一个是产业和产品脱离，有哪些产品不讲，哪些产品支撑起来这个产业不讲。第二是宏观和微观的脱钩，现在讲宏观很多，讲微观的少。比如每年发布产业报告，讲我们年出版图书多少种，再往下就没了，43万种也好，45万种也好，我就想看下面，比如教育出版有多少，重复出版有多少，没有了，我们只知道有45万种，但是里面的结构没有，就是宏观和微观的脱钩。第三是宏论和实物的脱离。现在宏论的多，谈实物的少。都在讲融合发展，怎么融合？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讲大数据，大数据在哪儿？大数据的价值是什么？没有了。第三是战略和战术的脱离，讲战略的多，战术的没有，都是很宏大的战略，具体落实的战术没有。这样一种带引号的“高大上”的学风，在当下的出版业还是蛮流行的。我特别羡慕文学室的老人，80年代，应该是于署长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个看家的，夹着书稿就走，下个礼拜再来，谈一谈，改一改，从上到下都是围着书转，我特别羡慕那个时代。从大的环境，大的氛围，大的背景来说，当然陈昕同志三本书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是最基础的，最本原的这个点就是，如果出版业淡化掉了，消失掉了，可能出版业真的要死了。我们自己不看书，我们自己不读书，我们自己不选书，那是自取灭亡，新技术的东西肯定是灭不了出版业的。
在陈昕同志的三本著述里面，不管是《高擎火把的人》，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几万字的专论也好，包括小文章也好，其实有三个元素在所有的论述里面都是出现的，一个就是图书，或者叫内容，这是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就是结构，第三个元素就是数据。这三个元素构成了陈昕同志三本书的三要素，这三个元素本身反映了一个治学的基本态度和治学的基本学风。要讨论学问，讨论学术，讨论一个专业，离开了这三个要素是没法讨论的，一定是空洞的，一定是无效的。所以，这三个要素撑在那儿，面对这样的治学，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看法，但是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或者观点上，很难说有对错之分，很难讲有高下之分，但是在学风上，在治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上，一定是有对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认同，也非常肯定陈总的这三本书。通过阅读这三本论述，不管是从自然人也好，还是从出版人也好，既是对陈昕同志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弥补我们作为自然人互不认识的那个缺憾。
王英利：陈昕同志38年献身于出版事业，出版是他终身喜爱的职业，他用他38年的出版生涯，为出版业赢得了职业尊严，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党建读物出版社社长 王英利
陈昕同志38年献身于出版事业，出版是他终身喜爱的职业，他用他38年的出版生涯，为出版业赢得了职业尊严，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出版行业的规模比过去已扩大了很多，但作为出版人的尊重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为什么呢？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下面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这个行业，或者说出版社，你的职责，出版社的功能，每次都讲传承文化，开启民智，具体到这个行业，这个出版社，在这个位置上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职责，承担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要认真的思考。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我们考虑得还不够。包括我们出版社，章程，宗旨，自从注册完了以后，这个宗旨就没有用了，出版社存在的初心就没用了，很多出版社什么书都能出。所以职责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说出版业不能让大众读者认可我们的功能和作用，我们的地位肯定是不高的，受尊重程度也不会高。
第二是影响力的问题，咱们这些年大多数出版社发展得普遍都比较好，规模，品种，人员，都是若干倍的增长。但是地位真的提高了吗？比20年前提高了吗？大的来说，这跟（做）精品有关系，具体来说，还是功能发挥的问题。
第三，行业空心化，现在行业有一种空心化的倾向，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很多行业里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领域很大的专家。现在，作者就是作者，编辑就是编辑，出版社就是出版社，好像我们就是完全为作者服务的，让很多高水平的人，能够写出精品的人，都完全和出版业隔离了，我认为这就是空心化。我们是内容产业，内容是掌握在作者手里的，如果完全和作者隔离，这个空心化对我们是不利的。
第四，重商情结，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任何一位社长，集团领导，肯定都想效益非常好，出版业做出版这个事，做文化这个事，如果说日子很不好过，是做不好的。不管挣多少钱，做多大的规模，最终还是为了做文化，还是为了影响力和社会功能，这是回归。
我们要建立职业尊严，发挥好我们的社会功能，我们肯定要竞争，但是还要互相尊重，多协调。出版业，虽然有竞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一荣倶荣，一损俱损。
沈昌文：我之前就知道陈昕同志，跟在座的各位相比，我跟陈昕同志的交往是比较多的，因为他主持香港三联，上海三联，我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陈昕给我印象很深，让我很受教育，就是出版的经济思想，这一条我做出版的时候没有准备，看到陈昕同志的著作，我觉得讲得好极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 沈昌文
肖启明：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见到老领导，老前辈，还有这么多我的朋友。今天在北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以这么一个形式向领导致敬，体现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传统的尊重，对前辈的尊重，我感到很温馨。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 肖启明
我虽然和陈昕年龄上相差不是太大，一个是50年代，一个是60年代，我1987年入行的时候，陈昕已经是国内经济学家的召集人了。90年代我做出版社社长的时候，大会小会都提大世纪集团，后来广西的（刘书良）介绍陈昕同志，2000年全国书市，在南京的时候一起搞了活动，2011年请了陈昕做新员工的培训，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关注陈昕同志，关注陈昕同志的世纪出版集团。尽管联系很少，但是我内心里面很尊重他。陈昕是从骨子里出来的使命意识，他是一名转业军人，自愿到资料室去学习，跟改革开放几十年同步，做到现在，上海世纪集团成为中国文化人的脊梁，既是集团的使命，也是他自己的使命。第二是视野开拓，思想解放，领导开会的时候每次都谈到世纪集团，每年都有大篇的全局性的文章进行发表。第三，理论联系实际，主要表现在出版经济学方面。刚才沈老也说了，我觉得陈昕最有成就的，最令人赞叹和佩服的，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这块。因为他经济学专业背景，又有丰富的实践，两者的结合成就了陈昕在出版界的地位。像我这样知识结构的人，平时学习不努力，一谈使命，情怀，好像挺顺的，一谈到图书定价这样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一张电影票，好的电影院70、80，一般的电影院40、50，情侣座一百多块，说我们没有用户思维，陈昕是怎么说的？图书定价的经济学分析，用公式，图表，对图书做商品的近来属性，垄断属性，市场特征，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对于出版产业的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也走在前面，也是我们出版界的骄傲。在90年代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就提出了以规模、数量增长为特征的粗放型的增长，向质量效益进行转变。现在20年以后，还是一个最火热的话题，一想到这个，对老领导充满尊敬。当时我们署里面有这么一个判断，有战略的考虑，也得益于专家的学术研究。我向陈昕同志致敬。汪家明：我90年代进图书出版业，80年代初的时候搞期刊，待了这么多年，出版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中国出版一开始就谈这个问题。中间有20、30年，1949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不谈这个问题了，就中断了。真正重新提这个问题，比如探讨出版的商业属性，经济的特点，经济发展的属性，这已经快到90年代了。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社长 汪家明
以我自己所见，陈昕可以说是最早，最专业，最持久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也一直身处第一线，身处集团的位置上，能够尝试这个理论问题的人。能够建树出版经济学的成就，这个给我的印象最深。出版经济学，尤其是出版商业的性质怎么来看，怎么发展，这和他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他能做这一点，有一种缘分在里面，他具备了别人很难具备的各种条件，他自己是学经济学的，他在香港，他又当集团的老总，他对经济学一直感兴趣，写了那么多很专业的书，还有很多图表。像他这种情况的很少，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他有这个眼光，有这个地位，有这个位置。当然，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外，他持之以恒，忘我投入的做法，更来源于对新世纪出版界的关心和热心。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对陈昕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来定位，价值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做研究。我和陈昕是多年的朋友，他是特别热情的人，我每次见到他，包括现在也是，总是精神抖擞，眼睛很亮，我闭眼一想就是那么一个人，非常自信。除了理论建树，他还是个实践者，他是个出版人，他的成就是全方面的。我就说我印象最深的，在世纪出版集团的旗下，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出版家，他们肩负重任的时候都是30多岁的小伙子，我特别的佩服，特别羡慕，有这么帮年轻人顶上来。而且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是中国出版的中坚力量，这也是陈昕很重要的贡献之一。顾青：陈昕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中华书局一百年纪念的时候，当时在上海开过一次座谈会，当时正好是我在主持，陈昕先生的发言是极好极好的。在此前，此后，我对陈昕先生的著作，包括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包括这次陈昕先生给我专门签名寄来了三大册，我把原来看的都认真看了一遍，确实是受益匪浅。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定价这本书，至今我没发现有更好的著作超过它。今天大家都有很多发言，我觉得挺好的，很有意义，我想换个角度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中华书局总编辑 顾青
最近两年我在负责编一个刊物，《中国出版史研究》，我今天要约稿了。我要谈几点看法，关于我关注中国出版史的相关问题。第一，我发现我约稿很难，不是因为文章少，也不是因为写的人少，是因为太水太水了。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学术界，因为我们是学术刊物，不是消息类的刊物。我们的学术界，包括高校，写的文章离我们出版业的现实太远，而且关注古代，关注近现代，当代的这些东西，非常少，而且他们对于我们当代的东西普遍比较隔离，比较疏离，而且提不出很好的意见，所以他们的很多文章，包括一些大家，都被我们给退了。还有一点，现在我们在一线工作的这些人，也包括我自己，写的太少，动笔太少，思考很多，报告讲话很多，但是认认真真做学术研究的太少太少。我们有很多学者是有这样能力的，可以做学术研究，陈昕先生当然不用说了，比如彭卫国先生，本身就是很好的学者，但是太少了。回过头来，从我们刊物的角度来说，有一个提法叫厚今薄古，我们希望用学术研究的办法来解决一些我们目前出版业大家关注的，困扰的，能够给我们指导的很多问题。拿出对历史的总结，拿出很好的史料，能够给后人提供一些很好的借鉴。我现在发现关于重大历史问题，重大理论问题，大家没有很好的关注。比如最近要开中国出版大会了，有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建国以来我们的出版业。都在说中国是出版大国，不是出版强国，但如何看待我们的出版业？你说出版大国，你说出版强国，从学术角度，你给几条标准，什么叫大国，什么叫强国？好像都在这么谈，但是认认真真研究的我没有看到很好的文章。刚才谈到上市，对于我们集团化，上市企业，对于我们出版业来说，生死攸关。好，不好，利弊得失，利弊分析，非常好的数据，非常理性的学术研究有几篇？我们去年登了一个上市集团的一些数据分析，还没有非常深入的学术研究，登出来之后马上被转载了，说明大家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深入研究的很少。第二，关于现实问题，普遍的也很疏离，没有很好的研究。我一直想做图书定价的专题，我把相关的文章搜集过了，我们仔细研究，没有一个讲的超过陈昕先生的著作。但是现在有新情况了，有新问题了，我们这个图书定价能不能对我们出版业提出新的方式？如何面对各种不同的渠道？法律上，版权上，包括其他各方面，有没有给我们新的指出一条路，我们在出版一线操作的老总们，我们该怎么操作？什么书该怎么定？理由是什么？能不能理直气壮的对某些还是外行的领导说太贵了。有贵的，有便宜的，就这个问题有没有仔细的研究？没有。我特别想让编辑到上海去，我想好好的探讨，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您再拿出一篇新的关于这个文章，作为我们新刊物的标题文章。第三，我们现在对于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建国以来，中国的出版历史的各种史料，各种研究，也不关注。
我再讲我们的刊物，我们来看陈昕先生，我说的这几条弊病在陈昕先生那里就没有。宏观的理论关注了，具体的现实问题关注了，包括日常的书评，对各种细节，微观的关注。真是个异类，但是这种异类是我们出版人的榜样，同时也应该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榜样。
乔还田：我很有幸参与这个座谈会，参与主办很荣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收到您签名的三卷本，我觉得非常珍贵。您的文章我以前拜读过，这次送来了，我以后还会品读。现在中国编辑学会每年都要办培训班，有的时候我也讲课，你的书会成为我讲课的案例。
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乔还田
我讲两点。第一点，陈昕是一个非常善与组织、主持、编辑出版的人。我本人做过40年的编辑，我最佩服他了。你主持了很多好书，你给上海世纪集团打下了好底子，底子就是书，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进一步的显现。第二，陈昕同志是一个值得业界敬佩的学者型的领导，学者型的编辑。学者型编辑可以跟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且在当下，我们的业界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学者型编辑。从作者来说，现在很浮躁，作者现在好东西太少了，需要编辑来把关。我们需要向陈昕这样的学者型编辑来把关，对书稿进行评价，选择，优化跟推荐。
程三国：我今天特别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主要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特别感谢，20年前我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我没有干过出版业，无知无畏。
百道网CEO 程三国
我很幸运，在操持“中国图书商报”这么一个平台时，有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一起讨论。陈总每次有重要成果发布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包括发布会。陈总是商报新思想的引擎，很多重要文章都在商报首发，都引起了行业的大讨论，那个时候是令人怀念的时代，我有幸跟陈总有这么一个交集。第二句话，有幸见证，出版业需要卓越的出版人，上一个大时代也在上海，民国时期，出了很多大家，那个时候我们无缘见证，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么一个时代，我是见证者，见证了在一个大时代成就自强不息，集大成的人。刚才说到“四脱离”，我觉得是“四结合”，文化和商业，理论与实践，改革与发展，个人与写作，都是贯通的。包括在座的优秀的出版人，我都是见证者，陈总是最卓越的一代，特别是上海文脉传承下来的。第三句话，刚才各位都谈到出版经济学，不是随便挂一个名字的，从我有限的了解中，用系统的专业的出版功底和理论框架研究传统出版业和数字出版业，从宏观到微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我还关注国外，我也是对研究有问题，我收集了国外的著作，研究媒体经济，把这些研究和思想用之于实践，还有很多操盘和探索的人，没有第二个人了。我第一次采访陈总，当时发文章的时候就是用出版经济学家，当时陈总是出版局的副局长。陈总是无愧于大时代，也无愧于这个产业，无愧于上海世纪这个企业的人。
彭卫国：很高兴参加这个会，2015年1月4号我们陈总卸任，一个月零8天我也离开了新闻出版集团，我见到陈总的机会不多了，从昨天下午开始又跟陈总在一起，很开心。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彭卫国
我讲三层意思：第一，代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陈总作品集的出版表示祝贺和敬意！陈昕同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改革发展高擎火把，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际探索，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第二，刚才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都对陈总的理论成就，实践探索，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概括，我的体会就是陈总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工作当中，有的是碰到问题了，就想想陈总那个时候教我们怎么做的。上海在抓精品图书的出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做规划，做计划，这就是陈总教我的。每年到6、7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要布置了，因为以前每到这个时候陈总就说要开会了，要布置了。到11月份的时候，我就说我们需要研讨，看看审议做得怎么样。所以无形当中，很多工作上的事我们就想到陈总，陈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昕：我讲5分钟，表示一下感谢。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就要结束了，听了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仁讲了许多褒奖的话，内心有些不安，做觉得不敢当。所以我把它视作对我长时间从事出版工作的一种鼓励。
作为出版人，我是特别幸运的，而且这种幸运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有幸在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端地上海参加出版工作，上海出版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作风养成了我，老一辈出版家的学识、胆略、智慧浸润了我，他们的言传身教鞭策了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像夏征农、王元化、罗竹风、马飞海、宋原放、巢峰等前辈的谆谆教诲，巢峰同志更是在我出版人生的关键阶段举荐我，帮助我。这些使我很早就明白了出版和出版人的价值。我一直说：“出版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正因为如此，我十分重视出版的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作用，努力把“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追求，一天都不曾动摇和放弃，即使是在出版向市场转型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过丝毫的犹豫。除此之外，老一辈上海出版人，如赵家璧、胡道静、巢峰等，善于谋划大项目、精于编辑业务的传统和做法，也使我终身受益。我偏爱编辑工作，从事出版工作38年，不管在何种岗位上，我每年编辑和从审读的书稿都在二十种左右。
第二，我赶上了一个“做出版”的大时代。最近40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做出版的黄金时代。和前辈出版人相比，我们跳出了无休止运动的旋涡，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出版。就我个人而言，这38年来亲自策划和编辑的图书就高达数千种之多，范围涵盖文史哲经天地生，主持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国文化通志》、《中国通史》、“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一批重大文化项目，还参与主持了《辞海》（第六版）、《汉语大词典》（第二版）、《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第三版）等标志性品牌工程。记得1997年6月在“中国出版——传统与现代化”学术探讨会上，出版界前辈陈原先生听我讲起未来的出版规划时说道：“陈昕同志，作为出版人，你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能做那么多的好书。真是羡慕啊！”是的，无论就学识，就眼界，就胆略，我们都远远不如陈原那一辈出版人，但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使我们究竟有机会出版比我们的前辈更多的好书。这种幸运千载难逢的。
第三，我们还有幸恰逢出版业的巨大变革。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国出版改革大潮，一浪接着一浪，出版业不仅完成了市场化的转型，而且已深深地卷入数字化转型之中，无论是体制、机制，还组织、形式，抑或业态、技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从80年代的书价改革、出版社体制改革，到90年代的中盘建设、书城建设、连锁书店经营、集团组建，到新世纪的政企分开、政企改制、现代物流建设、增长方式转变、数字化转型，我都是积极的响应者、呼吁者和实践者。时代使我成了一个改革的弄潮儿，这是何等的幸运。
第四，我有幸在一个非常良好的出版环境中工作，在我出版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我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中期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同志重视我对书价改革的呼吁。90年代初，新闻出版署顾问王益同志与我就出版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切磋；90年代中期，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同志为我的第一本出版文集撰写书评，予以推荐。90年代末期，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杨牧之同志支持我们在全国率先组建出版集团，并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列入全国出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2003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被列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中宣部改革办主任邬书林知道我们进行转企改制，组建全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邬书林同志更是全程指导了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同志建议我开展中国出版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并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
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对我们的改革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集团组建的初期，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平均每三个月就到我们集团来现场调研一次，现场办公，帮助我们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各类问题。集团转企改制方案批准后，因其中涉及各项扶植优惠政策，市委在转发市各有关部门执行时，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特意关照有关同志将文件送我审阅后才下发，生怕漏掉有利于集团发展的事项。2012年，时任市委主要领导到集团调研，我提出集团的经济要发展，规模要扩大，但不必拘泥于一时的利润过高增长，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内容建设和长远的出版规划的重大项目上。
正是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当然还包括我的团队和同志们的努力和帮助，以及集团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拼搏奋斗，才成就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今天。对此，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最后还要感谢邬书林、林毅夫、汪丁丁、袁志刚、倪为国同志为拙著作序，感谢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资助了拙著的出版。
我讲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编辑：令嘉，木舟。实录文稿与会场照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整理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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