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认为，科斯表面上对法与经济学表示冷淡的原因是由于他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厌恶。而我认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科斯对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更具体地说，就是他认为，解释真实世界中经济系统运行是重要的。尽管长期供职于法学院，但科斯是而且他也自视为是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位法学家。』
《罗纳德·科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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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斯蒂文·G.米德玛 著
译者：罗君丽 朱翔宇 程晨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斯蒂文·G.米德玛著的《罗纳德·科斯传(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教授的学术性传记。
罗纳德·科斯（1910—2013），1932年获伦敦经济学院商科学士学位，先后受聘于邓迪经济和商业学院、利物浦大学及伦敦经济学院。1951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迁居美国，先后任职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同时任《法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巨大贡献，科斯教授于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教授开创了对当代学术界影响巨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术流派，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还包括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
由于在制度分析方面的深刻见解，科斯教授的相关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引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之后，就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及政策制定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由科斯教授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分析范式在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科斯教授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经济学学者，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价道：“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
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Medema)，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教授，2009—2010年曾担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经济学史。
精彩书摘｜现实、法律和经济制度科斯工作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呼吁经济学家要研究制度的发展、运行以及对经济结构和绩效的影响。长期以来，主流理论都是假设经济制度不存在，或视为给定，全然不顾它们在现实中对经济绩效所发挥的直接导向作用。科斯觉得（主流经济学）对制度的忽视，尤其是对法律的忽视，是相当令人费解的。因为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就是作为法和经济学”而滥觞于斯密《法学讲义》中对市场与定价体系的研究。然而，正如科斯所说，自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已然变为对一个日益分散化的系统的研究，而对制度影响的考虑日渐减少。结果就造成了经济学的发展“就总体而言，在今天已变得极端抽象……与法律或其他任何制度的联系几乎都看不见了”。然而，正如科斯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讲中所说：“经济学家在讨论交易过程时，若不考虑交易的制度背景，那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制度背景影响了生产的动机和交易的成本”，尤其是法律和法律–经济关系对生产动机和交易成本的影响。法律–经济关系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在社会中，经济是法律的函数，法律也是经济的函数，它们同时相互影响，产生特定的经济现实。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甚至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的分析都是将权利结构在决定经济产出方面的重要性置于显要地位。这些分析对拓展主流法与经济学的边界——使其关注点从对反垄断和法人团体扩展至诸如财产、合约及侵权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那些影响深远的著作，科斯所编辑的《法与经济学期刊》和他所领导的芝加哥大学的法与经济学研究项目，都大大提升了法与经济学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影响力。鉴于此，科斯被美国法与经济学学会全体会议授予现代法与经济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乔治·普利斯特曾将科斯称作法与经济学的“奠基性创始人”（founding founder），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所发挥的作用：“（该文）对传统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说明……倘若没有经济学，就绝不可能充分理解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理查德·波斯纳认为科斯对法与经济学的贡献是“重要的和根本性的”，他说，科斯的这一贡献得益于他具备“展示简单经济模型之力量的才能，而一个被清晰描述的简单经济模型是法学家能够接受的”。抛开上述这些对科斯的高度赞赏，还有一个围绕法和经济学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法与经济学对法学院的影响力要比对经济学界更大。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增长率来看，目前法学期刊对法与经济学文献的引用都要远远超过经济学期刊对法与经济学文献的引用。至于对科斯本人的著作，施瓦布的记录表明，自1972年以来，“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被法学期刊引用的次数要超过经济学期刊，尽管在这一时期，经济学论文的发表数量是法学论文发表数量的1.5倍还多。
这显然让科斯感到相当困扰。他对这种状况的看法是他对法与经济学发展愿景的直接反映。对科斯来说，法与经济学是有关法律对经济系统影响的研究，与把经济学（这里指微观理论）分析应用于法律是完全不同的。科斯对法与经济学的发展愿景反映在他本人的著作、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如威廉姆森）的著作以及科斯担任《法与经济学期刊》编辑时期该杂志所刊发的许多文章中。但是，目前还有很多法与经济学的文献所反映的并非科斯的愿景，而是将经济学分析应用于法律，例如理查德·波斯纳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最重要例子。
所有这一切都使科斯得出这样的结论：法与经济学“似乎根本就没有处于繁荣状态”，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令人非常悲观。他对法与经济学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进一步反映在他的获奖演讲中。在演讲中，科斯强调最多的是“企业的性质”和交易成本研究进路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发展，而不是“社会成本问题”和法与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很明显，波斯纳为此深感困扰，他不理解科斯为什么会“对他本人为之付出那么多的法与经济学运动缺乏兴趣”。波斯纳认为，科斯表面上对法与经济学表示冷淡的原因是由于他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厌恶。而我认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科斯对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更具体地说，就是他认为，解释真实世界中经济系统运行是重要的。尽管长期供职于法学院，但科斯是而且他也自视为是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位法学家。正因如此，科斯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解释使交易成本降低的法律变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而不是由此推导出侵权法中的有效预防的条件。科斯的经济学遗产，目前主要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尽管他对法学的影响可能要远远大于对经济学的影响，但他清楚地表示，自己希望作为一名推动了经济学分析而非法学分析的基础性进展的学者而被铭记。
科斯工作的优点之一，在于他不仅强调研究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而且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经济制度—尤其是生产的制度性结构，以及决定经济产出的法律和政治系统。同时，他还想考察过去被假设为市场不可能运行成功的情况下市场的可能性。科斯并不是强调经济制度重要性的第一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诸如凡勃伦、康芒斯、熊彼特、米恩斯、加尔布雷斯，甚至包括马歇尔这样的杰出经济学家们都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没有接收他们所发送的这一信息。而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后者被科斯描述为“本应该的经济学”）阵营中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对科斯的信息作出响应，这预示着学界或许开始严肃对待如何理解经济制度所发挥作用的问题了。
科斯对经济制度的强调只是他所给出的更重要信息的一个组件，这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经济理论应该对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有更强大的描述力。那种将经济理论简化为一个由凸集、多维空间和不动点定理所构成世界的做法，已经转移了学者对解释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的注意力。经济理论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提出假设，演绎理论，得出结论，而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一些炫丽的数学装饰。这个架构所缺乏的正是作为理论建构和政策分析起点的任何有关经济系统的严肃研究。
科斯对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在担任《法与经济学期刊》编辑期间，对上述这种研究的鼓励。这份期刊在经济学和法学期刊中的地位，证明了科斯所发挥的向导作用。在科斯担任编辑期间，《法与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变迁对市场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科斯强调，这些研究对理解经济现实、建构理论和政策分析都是必要的。在担任编辑工作19年之后，科斯辞去了这一职务。兰德斯、卡尔顿和伊斯特布鲁克对科斯的卸任是这样评价的：科斯利用《法与经济学期刊》
推动并影响了经济学家和对经济学有强烈兴趣的法学家去研究那些科斯认为重要却被忽视的问题。科斯寻找并鼓励芝加哥大学及其他地方的同行们去考察特定市场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什么要素决定了当事人参与交易与缔结合约的类型以及法律和法律制度在市场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包括他的编辑工作以及他所贡献的一些学术名篇，我们今天才有了一大批对真实市场进行法学和经济学分析感兴趣的学者。
科斯本人认为，《法与经济学期刊》“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示范：对案例和工商行为进行考察，并说明这些案例和工商行为所蕴含的一些意义，而这些意义是人们之前所没有发现的”。通过刊发这类研究，《法与经济学期刊》提高了经济学家的理解力。当有人不同意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时，他们就有义务给出其他的说明。只要他们这么做，而且想做得卓有成效，就必须抛开由定理和引理所得出的论点，而不得不直面经济现实。
科斯对经济学家要对真实世界进行调查的强调，同样反映在他的教学中。本杰明·克莱因这样评价他所上过的科斯的反垄断课程：
他（科斯）复印了大量与重要的反垄断案例有关的记录，他要求我们仔细检查这些记录，并尽力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要对实际发生了什么做出结论时，我们感到一筹莫展，不知道这些有关工商行为实践的描述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因此感到经济理论中是存在某种缺陷的。而且，我还意识到，为了让经济理论变得更加丰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因为科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学任务相当少——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编辑《法与经济学期刊》需要他付出大量精力，所以，科斯并没有如泽尔比所说的那样因口授传统而出名，也不是克莱因所说的那样对学生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科斯确实影响了他周围的人，正如泽尔比所指出的：“与他（科斯）交往的一大好处，就是你能从他身上学到看待事物的不寻常方式。他有这样一种天赋，即能够做出大多数人所想不到的评论。他看待问题的与众不同的方式非常有价值。”张五常说，科斯强调必须理解实际经济系统的运行，这一点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深刻，“从那以后，我便不断地挖掘下去。”
正如本书第六章所讨论的，科斯理念中有关适当的经济学方法（appropriate economic method）的观念与公认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他的（经济学）遗产所适用的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方法论思想被接受和采纳的程度。科斯对真实主义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的强调，代表了他对经济学家通常开展工作方式的重大背离。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并不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多么不妥，这就不禁使我们怀疑科斯的长期影响将会有多广泛。波斯纳和威廉姆森都认为，从整体上来看，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对学科产生的冲击力并不大，部分原因在于科斯没能在某种数学框架内发展这一概念。如果经济学界大部分人都像波斯纳那样，认为科斯的研究方法无非就是抛弃数学，用更多的时间来浏览工商记录、案例研究和日常报纸，然后写上一篇冗长的文章，那科斯的方法论遗产就真的是微不足道了，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将被束之高阁。然而，我们已经充分澄清科斯的观点并非如此。科斯研究方法的关键是认为，数学形式主义只应立足于已经发展完备的概念库，而这个概念库必须构建于对真实世界的调查而非猜测的假设之上。这种对真实世界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数学无法给予的知识和信息，诸如与各种制度安排相关的交易成本，以及经济主体实际上是如何对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变化作出反应。因此，正如科斯的理论贡献所证实和上述这种调查的结果所显示的，合约、业务记录、历史文档、法律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物，都会成为潜在的富有成效的信息来源。
有人认为，科斯的最重要遗产，与其说是他所作的分析本身，倒不如说是关注世界本来样子的研究方法。对此，理查德·泽尔比给出了如下评价：
在我看来，使科斯卓尔不群的是他对研究对象的绝对之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所真正关心的都是以一种很少有人会如此的方式来理解经济系统。我认为，正是这种品质使科斯迥异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这也是科斯那么喜爱马歇尔的一个原因，他认为马歇尔与他一样，都对理解事物的实际运行深感兴趣。
理查德·斯韦德伯格说，“在我看来，科斯的伟大之处根本上在于他把清晰的分析与对经济实际运行方式的真正敏感地融合在了一起”。张五常对此作了更多的强调：
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任何定理，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进路，一种崭新的视角。由此，我们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透视各种经济现象。那些认为科斯的论述是同义反复（tautology）的人，一定忘记了大量的重要科学发现都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同义反复可能只是一个定义，但它可能成为一种观点。科斯所要理解的世界总是真实世界，而且直到他的不期而至，我们中的很多人才知道真实世界是多么有趣。
当然这种评价也可以用于牛顿物理学。然而，如下事实会对张五常的无限热情泼盆冷水：其他人也关注过真实世界，并看到了与科斯所见极为不同的事物。那些相信是科斯打开了真实世界大门的人，最好能记住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的声明：“文化影响（cultural influence）已经为我们设置了有关思维、身体和宇宙的种种初始假设，提出了我们要问的问题，影响了我们要寻求的事实，决定了我们要赋予这些事实的解释，并引导我们对这些解释和结论所作出的反应。”
指望一场使经济学理论更深刻地扎根于现实的学术运动能带来使理论领域内部尤其是政策领域内部逻辑一致的大综合，这并不现实。毕竟，关于经济现实是什么，存在着诸多相互矛盾的看法。有人认为，这反映出新制度经济学——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科斯的研究工作——内部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尽管不能说是科斯为我们展示了世界，但他确实在研究这个世界。他对英国邮政局、英国广播公司、红包贿赂和英国灯塔制度所进行的历史性分析，在“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潜心钻研法律案例，对会计与成本核算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在担任《法与经济学期刊》编辑时，热切鼓励其他人从事类似的研究，这所有一切都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能加强对理论模型基础的理解、并让我们远离“充斥于经济学期刊的那种对假想世界所进行的分析”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美国制度学派只顾研究经济活动而忽视了理论构建，那么，我们还可以说，现代主流理论太注重构建理论而忽视了经济现实。科斯的意思是要将这两种方法的优点加以融合。美国经济学会在1980年授予科斯“杰出会员（distinguished fellow）”称号，表彰他“持之以恒地脚踏经济社会的现实土壤，并通过展示由此而获得的力量来提醒我们，这也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积极应对科斯所提出的这一挑战是会有助于我们提高经济分析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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