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雷群明专栏】中国古代有孟母三迁的佳话，说的是孟母为了儿子亲近好人而不断搬迁，给儿子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学林社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办公条件，十几年间，也经历了“三迁”，最后才搬到了现在办公的出版大楼。说起来，其中也颇多故事，可以说是尝够了甜酸苦辣终于苦尽甘来。
在出版局时的学林社
前面说过，“学林”刚成立的时候，主要是由局资料室和局理论研究室的人组成，这两个组室的人原本都在局里办公，又由副局长兼了“学林”的社长，仿佛与局里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学林社最初的办公场所就在绍兴路5号出版局新大楼的4层和3层的一部分，大约100多平方米。
由于刚开始的时候，学林社的员工不足20人，每年出的书也不多，所以尽管比较拥挤，也还混得下去。到了1986年，学林社的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37人，随着出书的增加，书稿档案、纸型等也日益增多，办公场地不够成了大问题。8月份，社里在复兴中路595号的区儿童图书馆租了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厅，把办公室除财务以外的人员都搬了过去，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这个单位说是上级不允许，就终止了出租。结果，办公室搬出去的这一摊只得于1987年7月又搬了回来。这就使本来已经够挤的办公室显得更挤。
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学林社借鉴了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办法，让编辑试行不坐班的制度，每周除了轮流值班以外，只要来社两个半天，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办公。此事，开始引起一些议论，甚至有的非编辑人员也要求不坐班，但是，因为编辑不坐班，的确解决问题，不但办公室拥挤的问题暂时得到缓解，而且所编图书数量和质量也都较以前好，加上局里也没有反对，无形中，这就成了学林社的一种“规矩”。在以后办公条件改善的情况下，编辑不坐班的“制度”仍然得以继续执行下去。
谁知“屋漏更遭连夜雨”，没多久，这种局面亦不能维持了。大概是1986年，市里决定，上海市出版局将要改成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人员编制有较大的增加，他们办公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打起了我们的主意，要学林社从局里“迁”出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局里也确实动了不少脑筋，想帮我们解决办公房的问题。先是打算让我们去延安东路的照相器材厂。那是一个三层楼的大厂房，好像有好几千平方米，局里确定，如果我们去，可以给我们其中的一部分。1986年9月，在参加“学林”组织出版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新书发布会后，局长袁是德还亲自同我社领导一起坐车去厂房查看。我们看后，觉得问题很多，一是厂房很大，我们只占用一部分，显得不伦不类；二是地段虽好，但缩在主要街道的里面，出入并不方便；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估算下来，装修费用起码得100多万，我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此议只好作罢。
后来，局里又提出一个三家换的办法：让古籍出版社搬到延安东路的照相器材厂，因为他们人多，整个厂房都给他们；待古籍出版社搬迁后，学林社搬到古籍社所在的瑞金二路272号，那里多出的房子则让版协和老干部活动室用；学林社的房子则交给局里。1987年9月24日上午，局长袁是德、局办公室主任郁椿德、古籍社社长魏同贤以及我和柳肇瑞，在古籍社初步谈定此方案，拟定上报费用为280万元。之后，我们三方又在局里具体讨论落实方案，并基本达成一致协议，而且确定由我草拟协议书。但是，当我把草成的协议书交给局里时，古籍社却变卦，不肯搬了，一下子弄得我们没有着落。
但是，新闻出版局挂牌在即，局里的装修即将进行，无论我们是否有地方去，搬迁却是势在必行。局长袁是德也很着急，几次找我谈，要我们“顾全大局”，先想办法在外面过渡，再慢慢找归宿。他说，他曾想让我们到职大的宿舍，不成；又找过上海科技社社长徐福生，要让“学林”搬到位于该社二楼的“作者招待所”，把作者招待所搬到照相器材厂去。但徐不干，并说：“如果让‘学林’进来，不准进出我社的大门，让他们另开一个楼梯从二楼上下。”袁当时气愤地对我说：“他如果这样坚持，我就撤了他的社长。”不过，后来，此方案亦终究没有付之实施，徐不但社长当得好好的，而且在袁去世以后，还升任为副局长、局长。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找出租房。东奔西走地挑了好几处地方，最后选中了定西路701弄37号的定西中学。这个学校把教学楼四楼的一半及地面上一些零零碎碎的房子共凑起来，号称500平方米租给我们，年租金10万元，水电费用另计。此外，还要给学校老师另外一些“好处费”。可怜当时的学林社全部固定资产不过几万元，所有存书和在制品加起来不过几十万元，对于这笔巨大的开销是否有能力承担，完全没有认真的考虑。
在局里的催促下，学林社从1987月10月15日起，即迁入定西中学办公。这个学校地处长宁区，离少儿社不远，但是对出版社来说，办公条件却极差。社领导、编辑室、财务等主体部分所在的四楼，本是学校加层而成，建筑比较简陋。因一半租给我们，中间临时增设一屏墙，我们只能从东边的楼梯上下，而且隔音效果和光线都甚差。我们的楼下是教室，老师、学生上课时的说话听得清清楚楚，有的房间甚至还可以透过楼板宽宽的缝隙看见学生的脑袋。所以，大家走路、说话、倒水都要特别小心，惟恐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社里的印刷、发行、后勤等部分则被分散在底层零零碎碎的小房间，联系很不方便。大家吃饭在他们的教工食堂搭伙，每人每月要另交搭伙费，吃的倒还不太差。只是洗碗、喝开水常常成为问题，因为人多炉子小，开水的供应总是不足。每当我们提着水瓶去冲水时，水总是没开，如果没有耐心等待，便只好“忍渴”到下班回家。
在定西中学的学林社
那里的特点是“冬冷夏热”。我们4个社领导发扬风格，把朝南的房子让给编辑室和办公室的人，自己住在朝北的一大间，靠着两扇窗放了5张台子，柳肇瑞与曹维劲，我与王须兴分坐东西两边，在我们的台子横头，另放一张台子，坐着社长室秘书孙小平。夏天，两台摇头风扇常常驱不散高温闷热；冬天，为了抵御刺骨的寒风，大家不仅棉衣棉鞋“全副武装”，而且用纸片把窗户缝都粘起来。偏偏我对面的副社长王须兴又有烟瘾，一抽烟，弄得满室的烟味。我这个人最受不了烟味，情愿打开窗户受冻。如果老王在，往往要发生一点争执。最后，常常是他少抽烟，我也少开窗，大家作些让步，得以“共处”下去。
这期间，我们多次找过局领导。袁是德表示，你们让出房子，发扬了风格，局里是感谢的，总是要帮你们解决的。局里也的确曾给过我们一个机会，有一次，曾让我们去冠生园路393号看那里新建成的办公楼，说明是由两家合用，一家只要50万元。社里由老柳带领全体中层干部去看了一下，回来商量时，多数意见是认为太远，太偏僻，不肯去，情愿在定西路“过渡”。那天，我正好有事，没去看，见大家都这样说，也就同意不去。其实，如果有远见的话，当时把房子要下来，即使不搬去，也是一笔财富。后来，这个房子给翻译出版公司（后改上海远东出版社）要了去，最后卖给科教社时，听说作价竟抵了1000万！
刚搬到定西路时，我是社里的副总编辑，大概算“第二把手”，经济上的事我不太清楚，也用不到我负责。谁知道，一年之后，局里实行“社长负责制”时，确定由我来当社长，这副经济重担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我当时非常着急，日夜筹划如何早日脱离这个“苦海”。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在此期间，我们的副社长王须兴在南市区的文化技艺学校兼职副校长，得到一个好消息，说是文庙路120号造了一幢简易的小楼房，文化技艺学校已经买了一半，还有一半正待出售。如果我们愿买，凭着王所在的学校的关系，还可以给我们优惠。
我得知这个消息，马上赶去“考察”。原来文庙路的这幢三层的简易办公楼，是当地房管所“利用职权”在不准搭建的临街地方建造，用来出卖、出租赚钱的。剩下待售的一半，是底层和二楼的东面，共312平方米。实事求是地说，这房子真的很差，前面临街，车来人往，热闹异常，后面与居民住房相隔不过两三米，如果不拉窗帘，大家都一览无余。但是，我当时急于摆脱每年10万元房租的负担，看中它的价钱比较便宜，而且，觉得买总比租合算，房子再差，总是自己的财产。
于是，我们讨论，决定咬咬牙把它买下来。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在技艺学校另一位副校长顾延培同志的帮助、支持下，房管所同意按原价（2200元）的9折(1980元)卖给我们。（后他们还主动提出边上另外2层住房共200多平方米，也按此价格卖给我们，我们因为钱不够，没敢答应）。
合同签订以后，筹钱是个大问题。我们自有的几个钱不够，我只能硬着头皮是去找袁是德，请求局里支持贷点款。记得那时，他已经因病住进了瑞金医院。在病床上，他抱歉而诚恳地对我说：他没钱，要我们去找翻译出版公司的贺崇寅，说他们出了一本什么书，收到几百万，可问他们借一点。我按他的指点，真的在一个晚上找到老贺复兴路口的家中，磨了许久嘴皮子，还是无功而返。贺说，他们并没有多少钱，就是真有，单位之间也不可以大笔借款。
袁是德1989年去世后，我们为办公房的事情又多次找过局里，但“人已走”，说话就两样了。副局长赵斌甚至说：“当时你们不走不就行了吗？现在再提要求，局里当然不肯了。”但是，后来的局长总算发善心，答应借给我们30万元，解决了“首付”的大头，剩下的20几万元，房管所答应等产权证办出后一次付清，也给了我们一点喘气的机会。我们1986年底接受的一本自费书《世界工商企业大辞典》，因为他们一次打给我们90万元，当时还有些结余，加上寅吃卯粮地提前用了其他一些自费书的预收款等等，终于在限期内付清了所有的房款。所以，前文所说的副局长赵斌不无嘲讽地说我们文庙路的房子是“卖书号”的钱买的，其实是不确的。本来，我们从局里搬出去时，局里曾答应给予一次性补贴5万元，但前任领导没有交代，我并不知情，以至于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却未派上用处。直到十几年之后，才发现5万元并未支付，补收了事。
我们因为缺钱，文庙路办公房的装修只能因陋就简：用三夹板隔出若干小小的办公室，不铺地板，墙壁仅仅刷些涂料，一共只花了3万多元钱。隔出的房子很小，楼上每间办公室只有10平方多一点，放上两张桌子，两个书架，两张单人沙发，就塞得满满的了，有时来了三四个人，就显得拥挤不堪。为了“节约”，我们还封掉了一个厕所做仓库，另一个厕所则动了手术，另辟一个门，隔出一个马桶作为女厕所，使之变成两个厕所，还利用少量的空间，装了一个很小的淋浴室。为了充分利用空间，还把二楼狭小的走廊上空两边做了两排长长的吊橱，放置书稿档案、纸型等物。有的朋友见了，半是玩笑半是讽刺地说：“你们真是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呀。”
文庙路的学林社
大概是1992年，北京一个拍摄出版社节目的电视组来社里拍实景，对我社的这些“创造”也深为叹服，负责人说：“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艰苦的社。”并且很有兴趣地把它们拍了进去。此片后来好像没有播放。原先是说凡参加者要交5000元“宣传费”，我则说：要等片子出来，看看我们有多少镜头再决定付多少钱。后来没有人来问我们收钱，恐怕这个节目也流产了。节目尽管没有播出，但学林“艰苦奋斗，白手起家”，文庙路的房子却也是一个见证。
文庙路学林社办公房外、内景
这里的办公条件较之定西路好得有限：办公室朝南的房间，只有二楼几间有点阳光，因为南边的邻居距我们的二层楼房子最近的不过二米左右，把下面的阳光都遮去了，底楼虽有南向之名，却是终年不见阳光。加上前是马路，后是密匝匝的居民住宅，夏天，办公室是出奇的闷热，冬天则是十分的寒冷。夏天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送凉，但有时怕吹乱纸张，大家只好不开电风扇，挥汗奋战。后来，财务反映实在受不了，才给他们房间装了一台窗式小空调。由于质量不高，噪声很大，但到了午休时，还是成了大家的享受宝地，许多人挤在里面“神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已又自己规定：35度以上放假，33度以上，半天工作。另外，于冷饮费之外，加吃一次冷饮（冰砖或西瓜、汽水之类）。冬天严寒，由于用电有限制，规定只有朝北的房间可以装电热器，而朝南的房间只能盼望出太阳。后底楼的编辑室、办公室认为朝南有名无实，也争取装上了电热器。到最后，实际上，只剩下南向的社长室这一间没有电热器，如果没有太阳，便只能忍受寒冷的侵袭。鉴于这种种情况，连后来成为局长的徐福生在一次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学林’的房子顶蹩脚了！”
不过，房子蹩脚归蹩脚，学林社总算从贫无立锥之地到有了一点我们自己置起来的“产业”。而且，也的确带来一些好处，如房子比较集中，几十个人全在一层半楼里办公，有什么事，容易喊得应。最重要的是从经济上说，不但摆脱了每年10万多元房租的沉重压力，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管理费，生产成本得以大幅下降。由于经济压力小了，吃饭由斜对门一家私人餐厅“文云餐厅”负责送饭菜上门，实行免费供应，职工也得到了实惠。因此，虽然条件仍很艰苦，但大家觉得看到了希望。
我们的这种“艰苦创业”精神也得到了一些正面的评价。1992年11月，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等人来社里“调研”，见社门口正摆放着对面居民待加工出卖的烂虾，一股鱼腥气袭人。他笑着说：“你们这里像个菜场。你们在这里办社，不容易。”南市区区委书记李伦新同志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也很是同情，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想设法为我们改善条件，把我们留在南市，可惜因不久他就上调市文联而没有结果。
学林社1990年1月从定西中学迁入文庙路，就在这种“蹩脚”的房子里继续“经营”了近6年。在这段时间内，我的第一届3年任期届满，局里经过一年多的迟疑，于1993年6月，宣布了学林社“新”的领导班子，总编辑柳肇瑞和副社长王须兴免去，只留下我和副总编辑曹维劲两人。尽管领导减少了一半，但是，我们两人与社里同志齐心协力，“学林”的事业反而有了比较大的发展，销售收入大幅度增加，跃上了千万元的台阶，还编辑出版了《中国民居》、《金文大字典》、《实用中国养生全书》、“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等大书、名书，为学林赢得了比较好的声誉。
在这段时间里，学林社也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除了给社里职工解决住房困难，实行福利分房开销巨大外，我们还买了几十万元的东方明珠法人股票。到1995年，局里办的“三产”宏图房产公司建造的钦州南路81号出版大楼竣工后，征询学林社是否进去。开始，因为买一层楼需要200多万元，以我们的实力还差一大截，我们颇为犹豫，几次不能拍板。后来，由于宏图公司和局里的大力支持，同意我们文庙路的房子作价160万元置换给他们，我们才下定决心在大楼买了一层（3楼），面积达700多平方米，比文庙路大了一倍。事实证明，我们当初咬牙买下文庙路的房子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出版大楼的房子买下之后，凭着我们手里也有几个钱，装修也比较像模像样，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在当时来说，也算得上档次“高级”了：一律全新的办公桌椅，通天的书橱隔墙，假红木的会议室摆设，全年的空调享受，社领导第一次享受单间的待遇，而且第一次用上了“老板台”......所有这些，不仅令久居陋室的“学林”人眼睛一亮，就是港台和国外的同行也往往刮目相看。记得龙应台到社里来来为她的书《啊，上海男人》签合同时，也曾称赞说：“你们的办公室挺气派呀！”
出版大楼的学林社
1996年11月18日，学林社终于告别了“蹩脚的”文庙路办公楼，搬进了出版大楼，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搬迁。
我在这个“高级的”办公地待了5年，然后因调到韬奋纪念馆而离开。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莫名其妙地总好像感受了“三迁”孟母的快乐！
（本文编辑：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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