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雷群明专栏】韬奋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出版事业模范”。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林”尚在酝酿期间，就把做好有关宣传韬奋思想和韬奋精神图书的出版工作放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它尚未正式成立时，就开始了《韬奋与出版》一书的组织准备工作。
我去医院看望沈粹缜的合影
1980年底，我所在的上海市出版局理论研究室已被内部明确，整个划到即将成立的学林出版社，而我在学林社成立前所接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一本有关韬奋与出版的书。1981年的2月12日，出版局副局长吉少甫和刘培康以及原生活书店老同志方学武等找我开会。吉少甫说：周恩来同志说韬奋是出版事业模范，但是，韬奋的事迹还不大为人所知，韬奋纪念馆陈列的韬奋事迹比较多的是政治历史，对出版方面的贡献说得不多。1982年，国家将要设一个韬奋奖，因此，希望在那时出版一本反映韬奋与出版的书，以扩大韬奋的影响。局里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学林出版社，而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并负责部分写作工作。会上，吉少甫同志对这本书的大体内容作了提示，希望以韬奋的生平历史为线索，综合叙述韬奋的出版思想并且总结生活书店的经验。方学武同志对此书的规模和出版时间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全书在15万字左右，8个月时间完成初稿，1年后出书，并提出了几个编写人员的候选名单。刘培康同志提出要成立顾问小组和编写组，要求编写组的同志在熟悉已有书面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访问在世的生活书店老同志和一些对韬奋有所了解的同志，然后再进入写作。
方学武
编写组人员，曾经提出了五六位候选人，最后确定由我和原生活书店老同志、《世界知识》退休编辑钱小柏负责。13日下午，召开了编写会，除吉少甫、钱小柏和我以外，又邀请了韬奋女儿邹嘉骊，韬奋纪念馆的副馆长袁信之及工作人员曹克昌，原生活书店的老同志严长衍、毕青和拟任学林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柳肇瑞。大家对这本书的出版目的、读者对象、基本内容、编写方法、全书特点、成稿时间、出版经费等，都一一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吉少甫同志明确不设顾问组，但是表示，要由出版局、韬奋纪念馆和上海版协共同负责，把此书出好。
接下来，主要是我和钱小柏的任务。我们两人先作了大体分工，然后各自按照分工先收集资料，除了公开出版的三卷本《韬奋文集》，还去韬奋纪念馆和以前的上海文献资料出版社借阅了有关的内部资料。在阅读的同时，一是摘录有关材料以备写作时应用，二是提出问题和线索，为访问生活书店老同志时作准备，三是拟订具体的写作提纲。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我们把找得到的韬奋作品和有关书面材料都过了一遍，于5月份拟定了比较详细的编写计划。计划打印了几十份寄给北京和上海的有关领导和老同志，北京一共寄去了26份，除了请他们提出意见外，还说明了我们将登门拜访的意思。6月初，方学武又两次找我和钱小柏，与邹嘉骊、袁信之等一起商量落实去北京访问的具体事宜，从找人的先后次序到访问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方学武都考虑得很仔细，还十分认真地给我们开了一份包括胡愈之在内的访问对象名单，共有20多人。韬奋夫人沈粹缜怕胡愈之不肯见我们，还特地要邹嘉骊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带去，作为我们的“特别通行证”。以后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沈粹缜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我和钱小柏两人于6月11日到达北京，12日开始访问，到7月5日结束，先后访问了胡愈之、徐伯昕、胡耐秋、张仲实、胡绳、吴全衡、许觉民、范用、王仿子、朱光暄、程浩飞、丁洁如、邵公文、薛迪畅、李文、甘伯林（遽园）、王泰雷、郑森禹、张明养、吴大锟、顾一凡、莫志恒、黄宝珣、赵晓恩、曹辛之、陈其襄、孙明心、周保昌、钱俊瑞、沈静芷等30多人，录了十几盘磁带，不同意录音的则作了笔记。这些老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是都对韬奋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尽其所有地将他们所知道的韬奋的情况一一相告，而且对我们编写这样一本书表示热情欢迎，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同志身体不太好，一次不能多谈，就主动约我们分几次谈。曾任生活书店秘书处主任的张锡荣与韬奋的接触比较多，了解的情况也特别多，因为身体不太好，当时正在杭州疗养，经过联系，方学武亲自陪我们于11月15日到20日去杭州访问了他。他抱病每天同我们谈约2个小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生动材料。这些，对于我们写作《韬奋与出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韬奋与出版》作者钱小柏（右）与笔者及方学武（中）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韬奋与出版》初稿写出来了，出版社又不惜工本地打印出来，分别寄给我们访问过的老同志和一些出版界的前辈征求意见。按照宋原放的意见，其中有几节还刊登在《出版史料》1983年的创刊号上，以便更广泛地听取意见。征求意见稿也寄给了当时担任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子野同志，我附了一封信，除了请他对稿件提出意见外，还希望他能够为本书作序（原来宋原放的意见是请陈翰伯写序，但是陈在肯定此书的同时，却不同意作序）。王子野看了征求意见稿后，不仅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而且，还认真地为本书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序言。在序言中，他除了肯定韬奋办出版的基本思想及其对当前的现实意义外，还郑重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思想。他说：
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有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有的位置。
《韬奋与出版》出版于1983年6月，但王子野的序言却是写于半年多以前的1982年11月。他在这里虽然没有对出版学的内容提出具体的构想，但是，就要求在中国建立出版学的意见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有力的第一声呐喊。当我们面对今天出版学、编辑学已经在中国渐成气候的令人欢欣鼓舞的现实时，更会感到他的第一声呐喊的可贵！
《韬奋与出版》
《韬奋与出版》于1983年6月出版了平装和软精装2种版本，共印了1.4万册，并且于1989年获得了首届全国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奖。我想，这个荣誉的获得，与王子野同志的推荐肯定是分不开的。这本书署名的是钱小柏和我两个人，实际上是包括韬奋夫人沈粹缜、生活书店和上海市出版局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在内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它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它作为学林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本书，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韬奋与出版》奖杯
奖状
《韬奋与出版》之后，“学林”于1984年又出版了邹嘉骊编的《忆韬奋》（邓颖超同志题写书名）。该书精选了从韬奋逝世到1983年40年间党和政府、国内外著名人士追忆和纪念韬奋的主要文献、文章，还比较完整地收集了韬奋逝世后的挽联、题词和诗歌，并附录了截至1983年的“韬奋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堪称当时最为完整的韬奋研究资料。1985年，“学林”继续出版了邹嘉骊编著的《韬奋著译系年目录》（胡愈之同志题写书名），它比较详细地按照时间先后记录了韬奋的全部著译3400多篇的目录及出处，给韬奋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这两本书加上《韬奋与出版》，可以说，已经把除了韬奋自己的著作之外的韬奋有关基本资料囊括无遗了。
《忆韬奋》
邓颖超题的书名
《韬奋著译系年目录》
2000年，鉴于当时不少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韬奋比较陌生的实际情况，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韬奋全集》又因部头太大难以普及，“学林”又与中国韬奋基金会联合组织出版了由邹嘉骊主编的“走近韬奋丛书”。这是一套篇幅适中、内容相对完整、能较全面体现韬奋精神的丛书，一共8本，其中《韬奋自述》、《韬奋新闻出版文选》、《韬奋谈人生》、《韬奋谈爱情、婚姻、家庭》、《韬奋政论选》、《韬奋书话》、《译余闲谈》，都是韬奋的原作；《众说韬奋》是纪念和回忆韬奋文章的精选，其中有党中央的唁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老一辈领导人和江泽民等领导人的题词，胡愈之、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章。这套丛书基本上反映了韬奋思想的全貌而总字数不超过百万，比较适合一般读者学习使用。
走近韬奋丛书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林”还重印了韬奋的名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并与韬奋纪念馆紧密合作，先后出版了3辑《邹韬奋研究》（这是目前全国惟一的研究韬奋的丛刊）和《店务通讯排印本》（据生活书店的内部油印刊物《店务通讯》原文排印）、《韬奋论新闻出版》（雷群明编著，是迄今摘录汇集韬奋有关新闻出版的言论最新最全的一本书）等书，继续从新的视角为韬奋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为把韬奋思想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作出了新贡献。
《韬奋论新闻出版》
为新闻出版自身建设出力
王子野同志在《韬奋与出版》序言的最后还曾说过：
学林出版社成立之始，就把出版有关出版方面的的史料和研究著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值得高兴和祝贺的。《韬奋与出版》一书的编写出版，是这项工作的开端，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坚持不懈，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
应该说，“学林”没有辜负王子野同志的期望，我们的确是以此为开端，不断地在努力。除了有关韬奋的图书外，另一个重点就是致力于新闻出版自身建设图书的出版，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以说，在提升编辑出版人地位、扩大编辑出版人影响等方面，“学林”是起到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作用。
说起来，编辑出版事业从孔丘先生算起，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堪称古老，但编辑这一行的不为人所知，比起它的历史来，反差实在太强烈。且不说较之其他行业，大有冷落之感，就是与晚出得多的兄弟行业——新闻行业来比，也天差地远。单拿不少活动和评比来说，出版的地位就明显比新闻低了一大截。譬如，在上海市举行的两年一次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几十个学科分类中新闻占了好几项而出版竟榜上无名；上世纪末，上海社联编上海各社科的百年集，就只有新闻卷而没有出版卷。这种事实不一定表明有关当局的有意歧视，但仅作偶然疏忽观之，也足以证明，编辑、出版界要争取外界的承认、争得自身的地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加强自身建设和宣传的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而作为出版主体之一的编辑，与令人倾倒的“无冕之王”新闻记者相比，更是可怜。编辑历来被要求默默无闻地“为人作嫁”，做“无名英雄”，他们经手编辑出版了成千上万的图书刊物，为无数的知名的、无名的人“树碑立传”，把他们送上作家、教授等等宝座，以至于社会上沸沸扬扬地充斥着许多只写过一两篇作品的“著名作家”，只唱过一两首歌的“著名歌星”，只演过一两部电影或电视剧的“著名演员”等等，而真正认认真真编了一辈子书刊的“著名编辑”，却屈指可数。凡此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我们自己太不重视对自己的宣传介绍了。古人云：“人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正可以用来形容这种窘况。正是鉴于这种种不合理的现实，“学林”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宣传“自己”，在自身建设和宣传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除了出版《编辑学刊》、《杂家》、《出版史料》等刊物外，还特别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积极组织了编辑出版书刊的出版。
一是注意为编辑“树碑立传”。最早的一本是1985年出版的冯英子、徐铸成、顾执中等著的《编辑记者一百人》。该书所收的100名编辑记者中，属于记者的约40人，主要属于编辑的约36人，其他则是二者兼任。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名震遐迩的大名人(虽然并不一定是以“编辑”、“记者”闻名的)，像梁启超、章太炎、邹韬奋、叶圣陶、郑振铎、邵飘萍、邵力子、孙伏园、黎烈文、谢六逸、夏衍、胡愈之、张元济、金灿然、周振甫等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出版界名人等等，可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他们作为新闻出版界的前辈，以自己饱含个性的丰富实践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像对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为真理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勤奋努力、埋头苦干的精神，对读者负责、把读者当作好朋友的精神，“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敢想敢干精神，一专多能、注重效率的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新民晚报》上曾经有一篇书评说，这本作为“史无前例的”第一本为编辑记者立传的书，其开创性的功绩诚不可灭。不过，这本书虽然开了为编辑“树碑立传”的先河，但还是编辑记者并重，甚至有点编辑挟记者以自重的味道。究其原因，就是可以上书的“著名编辑”太少！到了1999年和2003年，“学林”先后出版了由上海市版协与上海编辑学会共同编辑的《我与上海出版》和《上海出版人》二书，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它再没有“挟记者以自重”，而全部写的是上海的出版人和出版事。《我与上海出版》分编坛心曲、作者心语、前辈心忆、书业心迹4辑，共收入100多篇文章，大多数是编辑谈自己编辑生涯中的精彩片段和名著编辑出版的经验，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心语”中许多著名作家如巴金、冯牧、秦牧、刘心武、叶辛、李希凡、蒋孔阳等人对编辑所作的由衷赞扬，像巴金说的：“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冯牧说的：“编辑工作是一种高层次的创造性劳动。”真是很令人感动。历史上从来都是编辑为作者唱赞歌，现在，居然反过来，有作者替编辑说“好话”，这应该算是编辑价值回归的一种表现吧。
《编辑记者一百人》
晚出的《上海出版人》则更进一步，可以说是第一本为当代上海出版精英立传的书，其中收入了上海出版界获得韬奋出版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上海出版人”奖和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65位同志的先进事迹和成功经验，大都采取报告文学的写法，很有可读性。当初，《编辑记者一百人》有一个遗憾是没配照片。据编辑者说，原先是想用照片的，但因只收集到20多张，为平衡起见，只好不用了。而这本书为每位传主配发了1～3张工作照和一句本人信奉的格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传主的思想。
1998年，“学林”还出了一本书叫《虹，在风雨后》。介绍一个先当“右派”、后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的医科大学毕业生王贤才，在服刑期间奇迹般地译出了一部权威医学著作——《希氏内科学》,但是出版无门。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了这部“巨译”，他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科技编辑室副主任徐诚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交往。为了将这本书列选并付之出版，徐诚上上下下奔波，几次招致“审查”的恶运，直至外调他乡；而王贤才自己不顾身份可疑、眼睛高度近视、生活极端困难，为了保证质量，毅然买来新的版本重译……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希氏内科学》中译本终于诞生。这段出版史上的佳话，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同志曾以《巨译的诞生》为题写过一本书。后来，作家郭慎娟又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这个艰难诞生的过程。在书中，除了译者，编辑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宣传和表彰。中国的编辑历来被要求默默无闻，为人作嫁，他们很少想到宣传自己，也很少有人愿意宣传他们。《虹，在风雨后》也许是第一本以长篇报告文学形式、由作家撰写的这方面的书吧，因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自身，而且在于它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新思想、新观念；就像名歌星、名作家之类需要“包装”、需要“宣传”、需要“推销”一样，我们的名编辑也可以而且应该广为传扬，让他们的大名与他们所编的名著一起深入人心。而且，我们觉得，总结这些同志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利于今后的出版工作，而且有利于积累历史资料，有利于提高编辑出版人的地位。
《虹，在风雨后》封面
二是重视编辑学术理论著作的出版。有些人之所以看不起编辑，认为“编辑无学”，是因为编辑在那种不合理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写作和发表的机会与阵地。事实证明，只要解除这一精神枷锁，编辑的创造力就会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学林”早期出版的有关新闻出版的学术研究类著作就是一个证明。这些书主要有：
吉少甫主编，曹予庭、杨震方、周元高、顾承甫执笔的《中国出版简史》（1991年出版）。《简史》力图取当时已出的几本《出版史》之所长，既重视轮廓的描述，理论的总结，又注意史实的提供，人物的评议，并且有两个印张的彩色与黑白照片，使读者能一睹中国出版史上的珍贵图书与伟大人物等的风采。
陈昕、杨龙、罗靖等的《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1991年出版）。该书从图书市场入手，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处理，运用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于出版业，理出了我国那十年来图书业发展的轨迹，实事求是地描绘了我国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问题和困难存在的程度及症结所在和解决的办法。可贵的是，作者对中国图书业的分析，不是仅凭皮毛的观察，更不是以什么首长的指示为依据，而是费时数年老老实实地调查研究，不仅对全国的书业作调查，还把中国书业界置于世界范围中进行考察，所以它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是符合国情的，可操作的。
《沪港出版年会论文集》。1988年春，北京、上海、香港的一些出版领导人，为张元济图书馆落成揭幕齐集海盐，就召开沪港出版年会一事达成一致，确定了“研究出版，交流经验，洽谈合作”的宗旨和每届围绕一个主题的原则。经过双方努力，于当年的8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中文图书怎样走向世界”。此后，又于1990年10月、1991年11月、1993年9月和1995年10月在深圳、绍兴、香港、周庄召开了4次年会，沪港两地的出版人围绕“90年代中文出版趋势”、“出版的个性与创意”、“电脑科技与出版”、“中文出版与世界出版”的主题，累计发表了70多篇论文。本书就是5届年会论文的结集。赵斌在序言中认为：“沪港年会的论文所反映出的集体思想轨迹，是这十年中文出版大潮的一个略为超前的映像”，“也是两地出版人出版品格的写照”。全书38.8万字，1998年出版。
有关编辑出版的几本书
《上海50年精品图书500种》和《精品图书的诞生》。1999年，为纪念建国50周年，组织了《上海50年精品图书500种》，精选上海50年来的精品图书500种，以图书封面加简单文字说明的形式彩印精装，于当年出版。同时，还组织了一本《精品图书的诞生》，分精品工程、精品组合、精品创意、精品加工、精品随想5辑，以文字记录了上海精品图书产生的历史和经验。收入论文80多篇，于2000年出版。
《上海出版战略研讨论文集》。上海出版界针对出版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实际情况，于2000年7月召开了一个出版战略研讨会，围绕“三个面对”（面对新技术革命，面对加入WTO，面对经济全球化）而展开的理论探讨。本书就是这次研讨会论文的精选，共27.5万字，于2000年12月出版。
《策划与管理》。这是2001年和2002年上海出版界分别召开的出版策划和出版管理研讨会的论文合集。共收论文50多篇。24万字，2002年出版。
以前有人认为，上海的出版理论大大落后于出版实践，而且，上海的出版人，不大肯动手写出版理论文章。这些书的出版，至少破除了这种偏见，说明只要有关方面提供机会并创造条件，上海的编辑出版工作者是并不缺乏理论细胞的。
三是应用类的图书还出版了吴添汉的《编辑应用写作》，这本书虽然单薄一些，但却是这方面的“第一本”，具有“开创”之功。
这些图书的出版，对后来许多出版社纷纷出版有关新闻出版的图书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的出版学、编辑学的成长壮大和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这一切，应该说都是与王子野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
此外，“学林”还出版了出版史料、资料类的书，计有郑逸梅的《书报话旧》、《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王子野同志作序，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照片。此书2007年重版时改名为《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朱联保编撰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以及《郑振铎书简》、《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欧阳文彬的《书缘》等；
学林早期出版的几本有关出版的书
有关郑振铎的两本书
法令法规类的书有：刘哲民编的《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1992年出版）、朱明远主编的《简明著作权词典》（1991年出版）、任彦等著的《著作权与著作权法》等；
书话类的书有姜德明的《书廊小品》、何倩的《陋室翻书录》、汪耀华的《读书笔录》、苏浙生的《书之恋》等。
为了让藏书票走进子家万户爱好者手中，“学林”还比较早地出版社出版了《101人藏书票选》，收有藏书票名家梁栋、可扬、李桦、力群、李平凡、阿达、邹克萍等101位作者的优秀藏书票300幅，绝大部分是彩色木刻，也有少量黑白的，各种风格兼收并蓄，犹如一个流动的小型展览会，受到了广大藏书票爱好者的欢迎。
20多年来，编辑学的研究与有关编辑出版的刊物基本上从无到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概多亏了有这么一些成绩，在设立技术职务系列时，才有了编辑这个系列)，不过，如果反过来看看，你仍然会发现：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像“学林”这样致力于编辑出版类图书出版的并不多，而有关编辑出版的杂志不过十几家，有关编辑出版史料的专业杂志则全国仅《出版史料》一家而已。但就是这有限的几家刊物和“学林”所出的有关图书，也并没有引起编辑出版单位和个人的充分重视，作者面与读者面的狭窄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类图书和刊物的作者——尤其是中坚作者差不多就是那么少数的一批人，“新面孔”不多；而这些图书和刊物的订数却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试想，不算内部报刊，全国仅公开的出版社就有500多家，杂志社8000多家，报纸2000多家，如果每个单位仅总编或主编订1份，就超过1万份了，如果扩大到编辑室主任、到编辑，将是一个什么数字?然而现在没有。什么原因?一是不屑看，二是没空看，三是认为看了没用。其实骨子里是看不起编辑出版这一行，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典型体现。几十年前，罗竹风同志在《杂家》一文中为编辑的被轻视地位进行过呼吁，并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几十年后，巢峰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上海有一位出版局的老领导，离任之后对于自己在位时没有抓好编辑出版的自身建设感到后悔莫及，希望新的领导不要重走他的老路。此话足以令人深思。我们现在在位的出版界的大小领导，真正把自身建设当一回事重视并抓紧抓实的不能说没有，但的确不是太多；而不当一回事，忽视、轻视乃至鄙视这项工作的却大有人在，那证据就是：我们现在所办的编辑、出版、读书类图书报刊仍然没有引起他们中许多人的重视，他们不订、不看、甚至不知道有这些图书报刊，也不鼓励和支持下面的同志订阅和关心，使这些图书报刊一直处于人手紧缺、经费紧张的尴尬境地。诚然，我们现在的领导有许多事要忙，有许多硬任务要完成，对于不重视自身建设完全有许多客观原因可推。但是，只要认真回顾一下20多年来出版走过的历史，就会知道，抽空关心、支持一下自身建设，对属于自己的图书报刊一伸援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但愿他们离任后不要再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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