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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群明:努力为新闻出版事业呐喊(上)
“学林”的有关刊物

2017年06月08日   作者:雷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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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雷群明专栏】学林出版社成立之初,上面给我们规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出版有关新闻出版方面的著作”。据我所知,全国在出版社任务方面明确作这种规定的,好像还没有见过第二家。

《编辑学刊》首任主编倪墨炎

据此要求,上海市出版局从一开始就给“学林”确定了具体的任务,一是得到局长宋原放支持而由副局长吉少甫亲自抓的《韬奋与出版》的写作;二是由局长宋原放抓的3个编辑出版刊物:即创办于1982年12月、由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出版史料》,创办于1986年、由上海市编辑学会主办的《杂家》和《编辑学刊》。三是立即着手组织其他有关新闻出版方面的图书出版。20多年来,学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种新闻出版类的杂志和数十种这方面的图书,特别是早期的书刊,大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对于我国编辑学、出版学的建设,可以说是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在我先来谈谈3个有关新闻出版的刊物。

《出版史料》

《出版史料》于1981年初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时就开始酝酿,次年12月出版了创刊号,为16开,10印张,定价0.60元,第4辑起为1.20元。开始时,它并没有取得刊号,而是用书号出版的(书号为7259·003),第4辑起,改为用刊号(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425号)出版。刊物也没有公布编辑部成员名单,以“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的名义编辑,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实际上是由宋原放挂帅,下面有陈巧孙、曹予庭等做具体工作,后来,还有赵春祥、丘平加入。编辑部在出版局的3楼有一间办公室。当时,也没有确定“刊期”。第2、3、4辑分别于1983年12月、1984年12月、1985年12月出版,等于是年刊。1986年出版了两期,但是也没有宣布是半年刊。1987年起改为季刊,编辑组改为编辑部,由10印张减为8印张,定价仍为1.20元。当年第4期开始署“主编宋原放”。


《出版史料》创刊号

《出版史料》的《稿约》中说:“本刊为史料性刊物,专事搜集、刊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内的出版史料,其中尤以五四运动至1949年这30年间史料为主,适当兼及古代和当代的重要资料。”具体包括有关“出版单位的回忆和研究”、“出版界重要事项的记述和研究”、“出版界著名人士的生平和研究”、“重要书刊的编印实录、版本、编目以及图书评介资料的辑录”、“对各种出版史料所作的补充、订正、考证和专题研究以及出版掌故、珍闻、随笔等”。上海市版协副主席赵家璧在创刊号上写的“代发刊词”《共同努力办好<出版史料>》中说:“出版工作是一个国家文化积累的展现,也是建设我国精神文明的基石,而出版史料更是文化思想工作的历史反映。这里是一个未经深入发掘的地下宝库,出版史料的价值,不仅有关出版业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乎它涉及到近代、现代史,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等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他还指出,出版史料的搜集,决不应该限于上海,“而应遍及全国各地”,并且呼吁“出版史料要大家动手来写”。这一期组织了一批老出版工作者和领导同志的笔谈文章,大家对《出版史料》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叶圣陶说:“出一种关于出版史料的刊物,我想是有意义的。意义不在于为史料而史料,而在于鉴往察来,也就是通常说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出版事业不断发展,日益昌盛。”“所以这个关于出版史料的刊物,对于推进当今的出版事业必然有很多好处。”陈翰伯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出版界是过重大贡献的”,因此,他“完全赞成,而且决心大力支持”《出版史料》的出版。姜椿芳表示,他“过去神往于出版事业,现在就更神往于出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与著述”,“要详尽搜罗和研究”古代、近代以及现当代的出版史料,“为出版事业的继往开来做出贡献”。李俊民、陈虞孙、徐行之等则充分肯定《出版史料》的出版,必将对促进四个现代化和出版工作发展以及培养出版人才等提供条件。

从已出版的几期刊物来看,它的确在积累出版单位、出版大事、出版人和出版物等史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6年6月出版的第5号上,刊登了陈翰伯的一封信,他在肯定前几期的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办好刊物,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指出:“这个刊物当然应该以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为主轴,然而,我想它的报道面也可以再丰富一些,比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神州国光社以及营业时间不长、但是也作出了贡献的那些出版社和书局。这样才能反映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全面貌。文章的体裁也可以多点变化……有些反面史料也无妨选登一些……杂志也是出版事业,这里有很多矿藏还没有开发出来,希望你们多出点题目,多组织写文章。”

刊物编辑接受了陈翰伯的意见,认真征求意见,力图改进,并且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1月,在改为季刊的《改版的话》中曾宣称:“过去专事刊载记述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史料,今后将兼及古代和当代的重要史料”,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更注意了深度和广度的发掘。因此,1988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给刊物题词时称赞它“钩沉发微功德无量”。


王子野题词

但是,由于刊物销路一直不大,办刊经费发生困难,开始由出版局补贴一部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大概是宋原放的意见,刊物于1988年移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几期,后来又转到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去出版,直到1993年第二辑出版至总32辑时,宣布停刊,当时说是把《出版史料》的任务交由《编辑学刊》来承担,事实上,由于两个刊物性质的不同,《编辑学刊》没有也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由学林开始的《出版史料》到此已告一段落。

《杂家》

1985年上半年,当时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宋原放倡议成立上海市编辑学会,这在全国属于创举。经过他的努力,学会终于得以在1985年6月成立。也许由于是现任局长挂帅的缘故,这个“民间组织”的声势还不小,仅会员就有一千多人,差不多身在编辑岗位的同志都成为会员。会长即由宋兼任,另外还有好几位副会长,学会下面设了几个委员会和秘书处,秘书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黄行发担任,我和倪墨炎均被委以“副秘书长”的头衔,分别负责学会新创办的两个刊物——《杂家》和《编辑学刊》。另外还有一个不定期出版的《出版史料》。它们的发行量都不大,但是,在全国少有编辑出版类杂志的当时,至少是在出版圈子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局长宋原放1986年3月17日曾对我说,他在北京开会时,看到我们送去的这三个刊物,很是满意,说是在那里“引起了轰动”。

我当时只是学林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而且做编辑的时间并不长,又从未编过刊物,怎么会被领导看中并委以如此“重任”呢?原来,1984年,市委宣传部曾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局里考察、甄选干部“苗子”,据说,我也是被看中的人之一。让我主编刊物,也许就是“压担子”的培养措施之一。说来也巧,原来在《朝霞》当过支部书记的欧阳文斌同志当时也在学林社,她虽不是社领导,但资格老,大家都敬她三分。那时,她自己请创作假在写长篇小说,还鼓动“学林”的编辑搞“第二职业”,为书店业余编一个文艺性的刊物,要我来“牵头”。我们为此已开过几次会,并且由我拟定了一个办法和第一期的目录。后来,因为局领导明确要我编《杂家》,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刊物也就此夭折。

主编《杂家》,除了一个刊物名称和满腔热情,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无场地,无人员,无经费,加上我无经验,而且,社领导的意思是社里的编辑任务一样要完成,困难可想而知。当时,心里真是一点底也没有。但是,局领导如此信任和放手,我居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985初开始,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先是留心各种有关的刊物,注意它们的特点和不足,学习人家的长处,于3月份起草了《杂家》编辑设想,7月底完成了《杂家》的具体实施计划,约3千字,对刊物的宗旨、方针、读者对象、主要栏目等设计了一个初步的蓝图。上海市委宣传部于1985年8月22日批复出版局的报告中确认:“《杂家》是使编辑了解社会,社会了解编辑的知识性刊物,其读者不仅限于编辑,还应包括社会上中级知识分子”。得到批示后,我们即于8月底开始了正式运作。10月份,创刊号发稿。


《杂家》创刊号

没有办刊人员,我们就走业余办刊的路子。我在社外请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郝铭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张志国任副主编,请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陶雪华为编委,负责美术和版式设计,本社的曹维劲为编委(1987年增加陈达凯为编委),另外,还请了上海的丘峰、北京的陈子伶为特约编委,主要帮我们组稿。大家凭着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热爱,毫不计较地投入了工作。

编辑部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加之因为各人都有本职工作,大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组稿和编辑工作。办法是:每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负责几个专栏,确保一定的字数,并轮流负责一期的执行编委(陶雪华除外)。每期出版前后,开一两次编委会,到时大家把自己组织并编辑加工好的稿子拿来,交换意见,再交给执行编委加工定稿,最后由我审定签发,交给陶雪华去做版式设计和美化的工作。印刷、发行工作则只能请学林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兼顾,他们基本上也是义务劳动。每次交稿的编委会,同时确定下一期的组稿方向和大体内容。

为了壮大声势,确保高质量的稿源,我们约请了50位新闻出版界的名人和作家做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有5位不肯答应,实为45人),其中有韦君宜、从维熙、全一毛、刘再复、江曾培、任大霖、朱大可、朱悦、吴泰昌、吴德铎、陆谷苇、肖关鸿、陈虞孙、林放、郑逸梅、罗竹风、房延军、居延安、林东海、姜德明、赵兰英、骆玉明、饶忠华、顾晓鸣、夏中义、黄霖、曹正文、董秀玉、褚钰泉、鲍昌等同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都是当时新闻出版界和作家中的精英,他们的出场,很是给《杂家》争了面子。(1987年第一期开始,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本刊特约撰稿人”的名字不再刊列,特约编委也取消了。)

办刊经费没有着落,我们6人工资由所在单位发,大家完全以事业为重,都自愿义务劳动,除了设计封面和版式的陶雪华略有报酬,其他人写文章拿稿费,没有分文“劳务费”。由于《杂家》挂在学林出版社,局里明确生产费用先由社里垫付,亏损向局里申请补贴。社领导让我打个报告,我绞尽脑汁,尽量节省,预计每期亏4000元,要求每年补贴2.4万元,但是,后来只批给6000元。那时,广告尚不发达,“赞助”之类也不大有,但是,靠着我们的“拼命节省”与“尽量揩(各人所在单位的)油”政策,居然也把这个刊物给撑下来了。

虽然是业余义务办刊,但我们几个人却都是很认真负责地在干。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杂家》定位为“为作嫁者作嫁”。它的宗旨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为作嫁者作嫁”为中心,以努力宣传和表扬编辑、努力充实和提高编辑为两个基本点。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我们明确以现代意义上的“杂家”——编辑为第一读者层,以古代意义上的“杂家”——合“儒墨名法”的文化教育各界人士为第二读者层。表示“我们希望所提供的东西既‘杂’又‘专’,既‘新’又‘活’,既有益又有趣,既严肃又活泼,既高雅又不脱离群众。因此,我们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作为目标,尤其希望向读者提供只有我们才有的‘独家新闻’和第一手资料,使刊物有资料性,有保存价值”。也许我们没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

六位《杂家》编委的告别式

1962年,罗竹风写《杂家》一文,为编辑鸣不平,希望领导重视,有所改善,但是,遭到打压,编辑的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更加江河日下。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成千上万的图书经过编辑之手问世之后,作者名利双收,而付出巨大劳动的编辑依然默默无闻;书刊、报纸上连篇累牍歌颂、表扬各种英雄模范,但是,从来没有人来歌颂和表扬为推出这些英雄模范作出巨大贡献的编辑。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杂家》决心不遗余力地为编辑鼓吹,就是想让成年累月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也尝尝坐花轿、被人簇拥的滋味。

我们设置的主要栏目中,“杂家论坛”、“杂家沙龙”是给编辑个人或集体亮相发议论的,“编辑忆旧”是给老编辑留出的园地,“编辑札记”是给编辑做自己的“嫁衣”创造条件,“杂家列传”是专为优秀的资深编辑树碑立传的,“编辑与我”是请作者、读者等谈与编辑的交往中的感受和体会,实际上是让他们来表扬编辑的,另外,“作家剪影”、“人物志”、“书斋大观”、“专论专访”以及“装帧艺术专页”和“漫画专页”等栏目,则在面向作家、艺术家等名人的同时,也不忘给有关的编辑留下一席之地。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藉此提高编辑的社会地位和公众知名度。

为了努力充实和提高编辑,我们还设立了“新思想库”、“采撷篇”等栏目,尽可能介绍国内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动态,收集有利于编辑参考、借鉴的数据、资料等,希望对编辑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

创刊号上,对6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杂家事件”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不仅把当时罗竹风、姚文元和何言的原文重新登载,还请罗老和当时《文汇报》经手此事的编辑余仙藻就此事件各写了一篇详细的回忆文章。另外,还刊登了叶至善、郑逸梅、吴德铎、丁聪、方成等名家的文章和漫画以及介绍巴金、鲁兵、傅雷、柯灵与张爱玲等名家的独家材料,著名装帧艺术家钱君匋书写了“杂家春满”的条幅,著名画家杨涵、叶浅予还送来了画作以表示对我们的祝贺与支持。所以,虽然只是一份64页的16开小刊物,出来之后,倒还是比较引人注目并且得到一定的好评。以后,我们坚持了这一办刊路线,刊物的影响逐渐有所扩大。


钱君匋、杨涵祝贺的书画

一年下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许多人的好评和肯定,但是发行量不大、出版时间脱期较严重这两个问题仍然使我们感到惭愧——尽管我们认为这并非是我们的过错。我在1987年第一期的《编者告白》中对此作了检讨,并且提出了新的一年打算采取的措施:

首先,它将进一步加强现实性,更加贴近生活,靠近人民,办得更加尖锐一些,在改革的浪潮中,力争充当一个“弄潮儿”的角色;

其次,它将把焦点更准地对准“人”:编辑,作者,读者,文化界、科技界及出版界的其他方面等各种人物,表现他们,也为他们提供表现自己的园地;

再次,它将继续形成和发扬自己的特色,坚持“杂”和“雅”的结合,坚持高格调,决不为“打开销路”而迎合低级趣味;

最后,它将进一步加强与兄弟报刊的横向联系,采取更多一些的“联合行动”。

1987年,《杂家》的确朝这个目标前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兄弟报刊的“联合行动”:我们首倡与《编辑之友》、《博览群书》、《书林》等读书类报刊创设了有图书“百花奖”之称的全国性的民间图书奖“金钥匙奖”评选。

这个奖是1986年9月23日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小组讨论时,我提出由几家刊物把图书评奖权“抢”过来的建议,得到《博览群书》郭铸、《编辑之友》张安塞、《书林》曹杨等人的赞同,“金钥匙”奖的名字是张安塞提的。晚上,大家委托我拟成了一个评奖办法的初稿。各自回来后,大家又经过多次的电话和信件联系,办法才最终得以确定,并且于年底开始启动。当时也不需要什么批准,居然在1987年实现了首届评奖。这个奖的奖状还是由陶雪华同志设计的。此奖在《杂家》停刊后,主办单位陆续增加了《出版研究》、《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一年一次,连续办到第八届,于1994年才结束,在全国出版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几届评奖虽然《杂家》已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它的初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这事本不想说,怕人误以为“自我表扬”,但因现在有些谈“金钥匙”奖的文章对这段历史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符合事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出真相,以正视听。

“联合行动”还包括《杂家》与《编辑学刊》、《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举办的“编辑与我”征文,主要让作者和读者来谈编辑,也借此表彰编辑和编辑工作。这个栏目得到了许多名作家的支持,如叶辛、贾平凹、马瑞芳、李伦新等人都给我们写来了文章,表彰他们创作路上遇到的好编辑如谢泉铭、曹阳等,一致称赞编辑是他们的“良师益友”,也有一些普通的读者来稿表彰他心目中的好编辑。不过,这个栏目由于《杂家》的停刊,其他的刊物也先后结束了。

除了上述的努力,我们还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解决出版不及时和印数上不去的问题。我们先后找了上海的几家大书店、邮政局和一切可以发行刊物的单位,还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与那里的书店联系,请他们帮忙推销,哪怕是寄销也行。对方一般也都积极答应帮助,譬如,我记得的就有:北京的董秀玉提出,她要争取与沈昌文在《读书》杂志上替《杂家》开一个专栏,扩大影响;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科技图书公司、上海书店期刊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有关同志,都表示支持,有的同志还上门来要我们送去刊物试销;湖南出版局办公室主任朱悦还要去500份征订单去省内散发;民营企业上海出版服务公司的负责人陆季明、吴殿英还曾主动来谈,愿包下《杂家》发行并承担亏损。可惜,这些努力,由于各种原因,要么未付之实行,要么半途而废,都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印刷不及时的问题,我们与承印的上海印刷十二厂多次谈判,并且签订了一个“协议”,厂里“保证”如期出版,但最后还是要拖上十天半个月的。说起来,也不能全怪工厂,《杂家》印数虽少,但要求却比较高,版样设计比较复杂,而且因为发稿早,情况变化了,校样难免会有改动。在铅排时代,一点点改动往往影响全盘,厂里难免抱怨。所以,直到最后一期,也仍然没有做到准期出版,使我们感到遗憾。

《杂家》虽然只出版了两年12期,但在当时,还是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和肯定,有名的、无名的读者来电、来信给予好评的不少。如罗竹风在给我的信中说:“过去的老战友盛赞《杂家》编得生动活泼,可惜因发行渠道不普遍而难以买到。”1986年6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资料室主动来信要《杂家》2份作为他们的“珍藏”杂志。7月,中宣部副部长李彦一行来上海,在与我社和古籍社的领导同志进行工作晚餐时,明确表示对我社的自费出版和《杂家》感兴趣。9月,我在天津召开部分老编辑会议,大家都对《杂家》的创办表示欢迎,希望它对改变编辑的地位之低起到促进作用。

1987年底,由于反“自由化”的关系,上级要求“整顿”刊物,宋原放对我说:《杂家》虽与反“自由化”无关,但要准备停刊。因为按上级规定,一个群众组织只好保留一个刊物。我说:既然如此,可否保留《杂家》而停办《编辑学刊》?因为山西的《编辑之友》同《编辑学刊》性质相近,而《杂家》却没有同类的刊物,撤并后,办刊人员可以调整。但老宋说,学会考虑还是停办《杂家》,保留《编辑学刊》,并说,以后《杂家》有些稿件可以在《编辑学刊》上刊登。

既然领导这样决定,我当然再无话可说,《杂家》终于在生存了两年之后停刊。在1997年第6期我起草的《告别读者》中,对于《杂家》一些未完成的工作,如“编辑与我”征文和一年一度的“金钥匙奖”图书评奖活动等无法继续,对于“我们预期的编辑与编辑学在社会占应有的一席之地的热闹局面还没有出现,《杂家》却要先退出这鼓吹的行列”,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在行文中,我对于它的短命未免有些伤感,郝铭鉴看稿时,作了一点修改,以诗句“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作结,颇有点想“东山再起”的意思。这篇文字后来引起了上海电大的重视,在他们的一个刊物上,还以之作范文加以推荐介绍。

最后一期,我们6个编委在封三每人发了一张照片和一段话,既是告别,也算是对大家两年来的义务劳动的一个纪念。

《杂家》停办后,1988年3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伊人”的《悼<杂家>》,对《杂家》停办表示惋惜。此文现在亦难得见到,特全文转载如下:

悼《杂家》 

拟就一幅挽联:

一介嫁衣匠 有情难抑 忍看《杂家》魂归穴

两岁宁馨儿 无疾而终 顿使同侪泪沾襟

我不知将它张挂于何处。人死了,有追悼会或设灵堂之类,而一个刊物“没了”,也就没了吧。

《杂家》从创刊到“告别”,共出了12期;它是双月刊,正好满两年,所以说是“两岁宁馨儿”;也正因为此,它就不是“寿终”,而只能说是“夭折”。

据悉,在全国“报刊整顿”中停刊的有约六百家。区区一个《杂家》夭折,何足挂齿?何足伤怀?——我之所悼者,就因为它是“无疾而终”。

其实,早在半年多前,我就得闻《杂家》将有停刊之厄。当时我既意外而又大惑:《杂家》有“疾”乎?究询而可知:并无致命的疾症。促使其夭折的主要原因,据说是“没有专职编辑”。而这更使我惑上加惑:设置专职编辑难道是“挟泰山以超北海”的极艰难之举么?再有,可能是发行数不高(一万左右),不能赢利之类的缘故吧。至于还有别的什么内幕,就不得而知了。

《杂家》的编委中,有四位是我相识或熟稔的朋友。当我得知他们是义务办刊时,我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精神;在“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时风中,《杂家》六君子能不计报酬地为之劳动两年,确实可以说是上好的“嫁衣匠”了。然而,从另一面来看,这是公正、合理的吗?这能说是对知识劳动的肯定和尊重吗?当然,《杂家》也有须改进之处,如文章内容当如其刊名,可以更“杂”更丰富一些,更增添其可读性;再如,刊物经常脱期,发行工作也有欠缺等等。我想,经过努力,加上切实措施,这些不足并不是不可改观的。无疑,这就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劳动,而予以这些劳动大致相称的报酬,才是公正合理的吧。

《杂家》是有自己的读者的。我的同事汤娟女士就并非虚夸地对我说过,一本《杂家》她从头看到尾,看得很有兴味。我想不出《杂家》有“命该一死”的充分缘由,但我能举出许多条它应该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杂家》这名字本身不但响亮,而且也可以有较大的涵盖面和容纳量,它可以办成既有“书卷气”、有新创意,又有广泛读者群的特色刊物——不仅仅是以编辑为阅读对象。

我不相信中国人只对“惨案”、“艳尸”、“情杀”、“野人交合”之类感兴趣,而对真正启人心智的文化刊物都一屑不顾;《读书》、《书林》等杂志受欢迎就是佐证。我不相信偌大的上海,竟会没有《杂家》的立锥之地。我也不相信,如果确是有意存活《杂家》,真的会无计可施、“爱莫能助”。

听说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领导近时还关切《杂家》的存亡,不知是否确凿。倘若《杂家》真能奇迹似地起死回生,那么,我那幅写得还算工整的挽联,宁可毫不惋惜地扔它到废纸篓里,我将张开双臂,去欢呼“宁馨儿”的再生!

这可能吗?

当时的出版局局长袁是德对此文颇敏感,曾派人去了解情况,并一再声言,停办《杂家》与反“自由化”无关。他也曾动员我去报社作点解释工作,不过,我说,此文发表前,我们一点不知情,更无半点暗示让人写这样的文章的意思。由我去解释,实属多此一举,因而没有同意。

还有一点出人意外的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看到伊人的文章后,居然主动写信通过《解放日报》记者查志华转交学林出版社,对《杂家》停刊表示惋惜。他的信很难得,也全文发表如下:

学林出版社:

正在看三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伊人作《悼<杂家>》一文,

不想1987年第六期《杂家》遗体来告别了。我很喜欢《杂家》,承蒙送刊,我还想为它作画,可惜拖了,未能如愿,只好向“遗体”鞠躬致哀了。

辽宁本溪市也有一张《笑话报》,是文化馆一个漫画干部一个人编辑、跑印刷厂、自负盈亏编出的,编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繁荣辽宁省漫画还是有好处的,省里都批准了,但报到京里,就说是“只有一个编辑”,不准出版了。如此来说,还是要人多,还要有专职拿薪水的才行。我当然反对出版一些对人民无益而有害的报刊,那是应该取消的,但《杂家》并无这方面的罪行,为什么停刊呢?专职不是办刊唯一的条件和标准,主要是看刊物办得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心有所感,特此写信慰问。

华君武29/3/88

令我感动的是,还有不少熟悉的、不熟悉的前辈、朋友,或写信或当面口头表示对《杂家》停刊的惋惜。如赵家璧1987年9月8日给我的信中说:“早听老宋(按:即宋原放)告诉我,这次整顿期刊,不但要从内容上看,还要讲数量,编辑学会所出期刊,要二去其一,这个做法实在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要停刊的却是《杂家》,我当时就谈了我的看法。前几天,收到赐赠的87年第三期,我几乎从头到尾地拜读了,不但内容丰富,版面活泼,其中写周熙良、彭子岗、老舍、章仲锷的文章,篇篇是难得的有关编辑的好杂文。我收到的期刊很多,我个人认为《杂家》是个具有特色的好期刊,并且大有前途!可能我听到的话已成过去,但我还是要写这封信,表示对贵刊的支持和祝贺!”

另外,鲁兵、刘金等人也表示了差不多的看法。这些,对我们都是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伊人等都提到,《杂家》被叫停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没有专职编辑”。这是事实。但我们6个人业余办一个刊物,从编辑的角度看,并不见得比一些有着许多专职编辑的刊物差,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好说。但我是以此为荣的。

不过,说实话,当时领导叫停《杂家》,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因为此后,刊物的几个编委都先后成了社级领导或大忙人,稿件组织越来越不能保证。我自己也于1988年当了社长,再要“业余”办刊,实在是力不从心的事了。如果当时不停办,又没人接手,刊物势必难以支持下去,至少问题会更多。

两年内,《杂家》虽说只出了12期刊物,但对我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通过编刊物,结识了一批出版局同行和前辈以及作者,初步懂得了一些所谓的“领导艺术”,学习了一点与人打交道的本领,由于亲自操作了从组稿、加工编发到校对、出版、发行的一系列基本程序,对于编辑、出版的运作、管理和成本预算等也有了一个实习的机会。这些可以说是我最大的收获。

《编辑学刊》

《编辑学刊》是上海市编辑学会主办的另一个学术性刊物。1986年2月1日出版创刊号,为16开本,6.5印张,定价0.80元,有英文要目,无栏目名。当年为季刊,由倪墨炎主编,编辑委员有邓伟志、任大霖、江曾培、何满子、饶忠华、柳肇瑞、徐庆凯、唐继无和倪。至1987年底,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一、二两期由上海出版服务公司出版,第三期开始到1992年,转百家出版社出版。1993年,《出版史料》“并入”,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1994年,大约因为倪墨炎要去新创办的《书林》杂志去任职,无法兼顾,刊物改为由版协和编辑学会联合主办,由宋原放亲自接任主编(当年第二期,主编增加赵家璧),王华良为副主编。1995年到1997年,又转交百家出版社出版。编辑委员有徐福生、孙顒、陈昕、浦增华、胡均(后增王华良,去胡均),具体编务工作则由资深编辑王华良负责。1997年,上海市编辑学会换届,由巢峰接任会长,我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局领导意见,要我接任《编辑学刊》主编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尽管当时我还是出版社的社长,工作很忙,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结果,从1998年到2001年,它又转回到了“学林”。2002年,由于我离开“学林”调到韬奋纪念馆,刊物又随着新任主编郝铭鉴转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了,直到现在。

《编辑学刊》作为学会主办的学术性、理论性、知识性的刊物,其宗旨是:“积极开展编辑学的研究,总结和交流编辑工作的经验,提高编辑队伍的素质,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初创时,它的主要栏目有:改革与思考、经验·探索、编辑家研究、出书特色探讨、作家与编辑、我干这一行、编辑基础知识、编辑的脚印等。创刊号上刊登了胡乔木的《关于编辑学和大学试办编辑专业》、吕叔湘的《谈谈编辑工作》、巴金的《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30年而作》等重要文章,受到好评和欢迎。

《编辑学刊》从1986年创刊以来,尽管屡换主编和出版单位,经费严重短缺,困难重重,但一直坚持了下来,并且保持了自己的学术品格。1997年底,我接手主编工作后,仍然采取了办《杂家》的老办法,走“业余办刊”之路。请郝铭鉴任副主编,请了一批新闻出版界热心编辑事业的人士做编辑委员,其中有陈达凯、曹维劲、曹正文、褚钰泉、房延军、李伟国、王华良等同志。另外还新聘了顾问,其中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龚心翰、刘杲、伍杰、孙顒、邵益文、宋镇铃、巢峰、陈昕、吴智仁等。具体编辑、校对工作由我和贺强负责(1997年12月,曾请上师大姜方昆老师在家为《学刊》做一审或二审工作,并适当组稿,每期500元报酬,但是不久他就因为报酬太低等原因而辞谢),编务、财务和印刷发行等则请学林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兼管。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我们都不取报酬,贺则算她一半的工作量,其他同志只是在年底时酌付象征性的少量“劳务费”。但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地干着。4年中,刊物在没有专职主编和独立采编人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出版工作,不仅没有脱期,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注意加强实用性和可读性,增辟了一批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栏目,受到了新老读者的好评,并且每年都有一批高质量的文章被选入中国编辑学会主编的《中国编辑研究》年刊。据统计,在同类刊物中,那几年,《编辑学刊》入选《中国编辑研究》的文章数量都占第一位。2000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第三版)在由被索量、被摘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因子筛选出来的23种“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编辑学刊》荣获序号第一,较1999年时的排名大大前进了一步。


我主编的《编辑学刊》


雷群明主编《编辑学刊》时的另外半个编辑贺强

《编辑学刊》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此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如1998年,与中国编辑学会在上海举办了全国部分编辑出版读书类报刊编辑工作研讨会,有北京、湖南、江西、浙江、江苏等十多家单位的同志参加。大家交流了编辑经验,并就共同举办“编辑与我”联合征文达成了一致意见。2000年4月,与《咬文嚼字》编辑部合作,组织会员单位对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等10本公开出版的“明星图书”进行编校质量检查,发现大多数书的编校质量问题非常严重,由我用甘奉先的笔名写出检查报告发表于《编辑学刊》2000年第2期,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赵兰英据此向全国的日报和晚报分别发了消息,许多报纸作了转载或发了摘要,有些报刊还还另外组织了文章,一时间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2001年底,局领导决定我到韬奋纪念馆去,曾希望我把《编辑学刊》也带过去,但是,我经过再三考虑,只能放弃。虽然我曾经“戏说”自己是“两个‘半个’人办一个双月刊”,但是,毕竟后面有“学林”整个社在支撑,如果没有大家的努力,肯定是不行的。后来,《编辑学刊》由郝铭鉴接过去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到现在,办得更加有声有色,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


《编辑学刊》主编王华良(左)和郝铭鉴

学林出版社现在没有一个刊物,曾经有过的三个刊物不是短命就是有始无终,真是令人惋惜。不过,毕竟这三个刊物都是从“学林”诞生并且作为历史存在过的,记下一点它们的过去还是应该的吧。


来源:百道网·雷群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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